第一节 生活智慧与人民伦理

2017年，欧阳黔森在《求是》发表《向生活要智慧》，讲述了他的创作热情与灵感的来源，强调了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强调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文艺创作的不二法门。他写道：“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火热的基层生活才能为创作标注精神的高度。只有深入生活，一个作家才能弄清楚 ‘我是谁’，才能汲取源源不断的养分。试想一下，如果不了解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如果和人民群众没有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我们就无法认识人民生活所蕴藏的丰富性，就无法从中探寻社会发展的潮流。”[3]欧阳黔森在这篇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向生活要智慧”和“以人民为伦理”，也就是说，他所坚持的是“为人民”的写作伦理。可以肯定地说，欧阳黔森强调文艺创作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是继承和坚守社会主义伦理的典型表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提出了文艺为人民的根本原则；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再次强调文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观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把“以人民为中心”确定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略。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给欧阳黔森以深刻启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文艺创作没有捷径和秘诀，只有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劳作者才有资格获得丰厚的馈赠。欧阳黔森在回顾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再次强调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他创作《绝地逢生》 《雄关漫道》《奢香夫人》等作品的源泉。为了创作长篇小说《雄关漫道》，欧阳黔森曾经重走长征路，亲身体验了长征的艰辛；在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受到洗礼，精神得到升华，尤其是红军战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和灵感。欧阳黔森为了创作农村题材作品《绝地逢生》，长年到乌蒙山区的农家体验生活，与农民群众朝夕相处，深切感受改革开放近40年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2017年，欧阳黔森在回忆创作《绝地逢生》的经历时指出，他“被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深深感动着”[4]。无论是现实题材创作，还是历史题材作品，欧阳黔森都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他强调作家不深耕生活，就无法获得鲜活的创作素材，也无法激发厚重的历史感，更无法打通历史、现在和未来。2018年，欧阳黔森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中指出，如果作家不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永远不可能写出贴近生活的作品；他强调真正的作家就应该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 ‘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文章，这就要求作家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并且把生活咀嚼透了、消化完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才能创作出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作品才能激荡人心。”[5]在《向生活要智慧》中，欧阳黔森还认为作品的好坏归根到底也是由人民说了算，人民伦理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根本标准，只有那些适应、满足人民群众心理需要和审美需求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人民群众的心理需要和审美需求是历史积淀的结果，文学创作必须顺应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创造，好的作品既是人民的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2018年，欧阳黔森在《报得三春晖》中写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这个理念才是以人为本的本质所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就是把共产党 ‘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的宗旨具体化、目标化。数百万干部下乡实施精准扶贫，并锁定目标，在二〇二〇年全民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是人民至上的伟大工程。”[6]欧阳黔森把以民为本的思想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子，他尤其重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7]他认为管子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伟大的。欧阳黔森高度评价管子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管子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和思想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在欧阳黔森看来，管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伟大的人本思想，但他生不逢时，只是空怀壮志与治世理想而无法实现。封建主义的以人为本归根结底还是巩固皇权、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权益。社会主义的人民伦理远远超越了封建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中华民族在进入伟大的新时代以后，以人为本的思想才得以真正实现。因此，“向生活要智慧”和“以人民为伦理”既是欧阳黔森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的文艺创作经验的全面总结；在欧阳黔森看来，“以人民为伦理”既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也是衡量文学的基本标准，作家只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深切领悟人民的需要和生活的本质，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作品。

“为人民”的写作伦理促使欧阳黔森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贵州是一个贫困落后的省份，据人民网报道，2014年，贵州全省共识别出贫困乡镇934个、贫困村9000个、贫困人口623万人。欧阳黔森对贵州的脱贫攻坚工作投入了极大热情，他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展示了贵州近年脱贫攻坚工作的进展与成果。2017年10月16日，欧阳黔森在《光明日报》发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2017年12月20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花开有声》（逐梦）。这两个作品经过修改补充后又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新时代纪事”专栏。自2017年12期起，《人民文学》开设了“新时代纪事”重点栏目。该栏目的定位是“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记下各个层面从实际出发，以勤劳智慧谋求有永续保障的国家兴盛、人民幸福的心路历程”[8]，该栏目呼吁新时代现实题材创作的丰收，倡导作家要诚心诚意进入现实的内部，以文学的审美样式和规律呈现现实的生动与丰繁。2018年，欧阳黔森在《人民文学》杂志接连发表报告文学作品《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三篇作品，分别讲述贵州花茂村、海雀村和万山汞矿攻坚脱贫、华丽转身的故事。《人民文学》以罕见的密度刊发欧阳黔森的作品，不仅表现了对现实题材的热切期望，更凸显了精准扶贫在新时代的紧迫性。花茂村是革命老区，地处边远、自然条件恶劣，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花茂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的贫困村变成了小康村。欧阳黔森到花茂村前后生活了半年时间，才写出《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9]2017年10月，欧阳黔森又来到乌蒙山区深入生活，并再次前往海雀村进行调查采访，这段经历为他写作《报得三春晖》提供了素材。《人民文学》编者在“卷首”指出，“这个对中国革命史有着特殊意义的小山村，红色根基与绿色发展相统一，在新时代成为受到总书记指引和关怀、得到全国关注的革命老区实现精准扶贫的典范”。[10]乌蒙山区也是一块红色土地，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曾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乌蒙山区属于严重石漠化的喀斯特地貌，几乎不适合人类居住，地处乌蒙山屋脊的海雀村长期没有摆脱穷困的命运。但在实施脱贫攻坚任务的支持下，海雀村以及毕节实验区发生了令人震撼的变化。《看万山红遍》中的“万山”原是地名，也是欧阳黔森的故乡。因为盛产汞矿，万山而有着近千年开采冶炼的历史。1966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万山成为国内最早的县级行政区。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汞矿资源逐渐枯竭，矿区逐渐陷入困境。欧阳黔森从毛泽东诗词中找到了“看万山红遍”的雄浑意境，以巨大的热情写了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以旅游扶贫、文化开发走出困境，实现华丽转身的故事。在欧阳黔森看来，无论花茂村、海雀村还是万山汞矿，老百姓由贫困到富裕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农民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向贫困宣战的心灵史诗。欧阳黔森长期在乡下深入生活，一贯坚持眼见为实的创作态度，最终创作了这三部纪实性作品，真实地反映了贫困地区的时代面貌和底层农民的心路历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11]。人民的实践活动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审美对象，“美作为对象在人民的生活中，在人民的伟大实践中”。[12]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人民为伦理”一直就是欧阳黔森文学创作的重要追求，他在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创作中都实践了这个创作理想。欧阳黔森特别重视描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面貌，一直专注于表现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2008年，欧阳黔森出版长篇小说《绝地逢生》，小说主要讲述偏远落后的盘江村农民脱贫致富的艰难经历，塑造了不畏困难、无私奉献的村支书蒙幺爸形象。盘江村位于贵州乌蒙山区，地少人多，生态环境越来越恶劣，石漠化极为严重，土地贫瘠根本种不出粮食，被认为是不适合人类生存的“绝地”。村支书蒙幺爸带领村民不断向贫困发起抗争，但他们种地却种不出粮食，他们开荒却遇大水冲走土地，他们修水库，水却无缘无故地消失，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收效甚微，盘江村总是难以摆脱贫困状态。后来，省委领导调研考察乌蒙山区，提出解决乌蒙山区贫困问题的三大工作要点：“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人口控制”。在省委精神的指引下，在扶贫资金的帮助下，村支书蒙幺爸带领全村群众修通公路、开通水电，组织群众成立养猪专业户，并且因地制宜引种花椒树。村支书蒙幺爸带领盘江村民与大自然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使严重的石漠化得到初步控制，使绝对贫困的山村逐步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在花椒得到大面积种植以后，村支书蒙幺爸又带领群众入股办厂进行花椒的深加工，初步解决了花椒的销售问题，盘江村从此走上了奔小康的致富之路。小说结尾写道，盘江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如今已大变样，昔日贫瘠的土地如今也变成了水田，村子里大多盖起了小楼，道路也焕然一新，道路两旁栽满了绿树红花，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小说旨在通过描写盘江村由不毛之地变成伊甸园的过程，塑造了顽强坚韧的农民形象，谱写了一部中国农民的心灵史诗，歌颂当今这个伟大时代。

欧阳黔森在《山花》发表的中篇小说《村长唐三草》，主要讲述唐三草辞去公办教职回村务农带领桃花村脱贫的故事。唐三草放弃了相对较高的工资，主动竞选桃花村主任。这个村主任不仅工资低，而且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没有人愿意承担这个职位，唐三草全票当选后，带领村民治理水土、种植桃树、修通公路、种植花椒，使桃花村由一个严重石漠化、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逐渐成为一个环境优美、生活奔小康的乡村。唐三草不仅具有慷慨无私、扎根乡村、勇于奉献的精神，而且具有领导群众、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村支书和村官的配合下，彻底改变了桃花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水平。稍后两年，在短篇小说《李花》中，欧阳黔森讲述青年志愿者戴同志由深圳到乌蒙山区参加扶贫工作的故事，戴同志在乡村小学教书，他从不领取学校的工资，还把志愿者补助全部捐给学生增加生活补贴，他还从广东捐款用来帮助贫困乡民，小说热情歌颂了青年志愿者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在《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和《看万山红遍》中，欧阳黔森多次总结了这些小说的创作经验，多次提到了他以往的创作，比如他提到《绝地逢生》和《八棵苞谷》都是描写乌蒙山区的石漠化地貌以及极度贫困状态，又如他提到《雄关漫道》描写中国工农红军在花茂村和乌蒙山区的革命经历。张江曾强调：“作家离地面越近，离泥土越近，离百姓越近，他的创作就越容易找到力量的源泉。世间万象，纷繁驳杂，尤其是我们身处的时代，丰富性、复杂性超越既往，作家怎么选择，目光投向哪里，志趣寄托在哪里，很大程度上也就决定了作家的品位和作品的质地。”[13]正如张江所说，欧阳黔森也强调这些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都是他长期在乌蒙山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结果，生活和人民是他创作的源泉与动力。

“为人民”的写作伦理既是欧阳黔森贯彻党的文艺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观察、分析社会发展和时代状况的必然结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艺来讲，思想和价值观念是灵魂，一切表现形式都是表达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的载体。离开了一定思想和价值观念，再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也是苍白无力的。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14]在当今时代，作家不仅要“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15]，而且要表现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的精神状态。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平凡的时代，艺术家要写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以及为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努力”。[16]欧阳黔森对当下时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当下是一个充满希望和险峻的时代，也是一个渴望英雄、崇拜英雄的时代，个人必须拼搏奋进才能成为时代英雄，而英雄必须服从人民的利益和需要。2009年，欧阳黔森在《故乡情结》中讲述了他的时代认识、英雄崇拜与人生理想，他写道：“我生活在这个充满希望和险峻的时代，自身的危机感使我只有不断地拼搏，不断地奋进。在这个让人幸福而又使人痛苦的世界上，在这个力与智较量的社会里，同情弱者，不能让我有自豪感，踏着失败者的血迹成为强者，也不能让我感到自豪。在这个渴望英雄的年代里，我也渴望英雄。但如果把你、我、他都视为敌人而因此横尸遍野，妻离子散，乱世造就的英雄，这样的英雄，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我此时就可以代表你、我、他庄严地宣告，这样的英雄人民不需要，人民不是英雄喝庆功酒用的，好看的玻璃器具掉下地会粉碎，人民是永远不会粉碎的，五千年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人民需要的是安定、和谐、天下太平。没有敌人的英雄，我们深深地渴望。”[17]欧阳黔森认为，当今是一个呼唤英雄主义的时代，他也具有深厚的危机意识，他努力地拼搏、奋斗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崇拜英雄、歌颂英雄，也希望能够成为时代英雄。欧阳黔森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富于英雄主义情结的人”[18]，他自小生活在贵州这片红土地上，经常枕着红军长征的故事入眠，也曾经梦想能够金戈铁马、驰马沙场，英雄梦想日夜在他心中澎湃。英雄情结深刻影响了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有学者曾指出，欧阳黔森的理想主义的主要内涵“是一种英雄情结，英雄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英雄叙事则是他创作的显著追求和特点”。[19]欧阳黔森的英雄理想是以人民伦理作为基础，他认为只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衡量英雄的价值标准。可以看出，欧阳黔森的英雄理想与人民伦理是相互统一的，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英雄崇拜方面，他都试图以人民伦理作为检验成功的标准，作为衡量英雄的尺度。欧阳黔森笔下的英雄都是以人民利益为重，都可以说是真正的人民英雄，而不是个体英雄。2006年，欧阳黔森在《十月》杂志发表中篇小说《莽昆仑》，小说讲述主人公在香木错从事地质工作。作为一名合格的地质队员，不仅要战胜大自然的艰难困苦，还要战胜心灵孤独；他们要克服大雨、冰雹、豺狼虎豹，也要克服山高、谷深、林密等各种困难。小说还讲述地质工作人员张刚的悲壮故事，张刚在东昆仑山找矿山，失去了一条腿，成为终身的遗憾；欧阳黔森通过小说人物的话语强调张刚是真正的英雄，并且用诗歌《勋章》歌颂张刚的勇敢品格和牺牲精神。地质英雄一直是欧阳黔森描写的对象，《血花》《勘探队员之歌》《山之魂魄》等作品都描写了地质队员为人民、为国家寻找矿藏，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有些地质队员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一张中国矿产图》中，欧阳黔森歌颂了地质队员的英雄品格，歌颂那些为勘测地质而失足身亡的地质工作人员，欧阳黔森认为这些灵魂已经走进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不朽的民族魂站在一起，他在诗中咏唱道：“你的血不再涌流/而你找来的黑色血液/正流动在祖国每一根细微的血管里/贫血的共和国/正血气方刚、朝气蓬勃/而你找的铜山、铁山/加固着共和国的基座/你的灵魂也许已经走进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不朽的民族魂们站在一起[20]。”在2012年的《贵州精神》中，欧阳黔森歌颂了那些为贵州发展和人民幸福作出重要贡献并英勇献身的党员干部，他认为贵州精神也就是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攻坚克难、永不退缩的精神，贵州精神也就是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他的组诗《民族的记忆》，歌颂的就是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罗伯特·肖特（Robert Short）等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国际英雄。欧阳黔森迷恋英雄人格、沉湎于英雄叙事，他创作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是英雄人物，如史诗英雄、传奇英雄、巾帼英雄、草根英雄、草莽英雄等，英雄人物的个性气质亦大致可区别为激越高亢、刚柔兼具、柔而不犯、外弱内强、平凡高大等不同类型”。[21]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雄主义遭遇了调侃，英雄叙事遭遇了解构，反英雄甚至成为文学的重要潮流；欧阳黔森不满于这种状况，旗帜鲜明地推崇英雄主义和英雄叙事，这样的历史理性和价值建构，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可以看出，欧阳黔森是一个紧跟时代发展的作家，他所坚持的“为人民”写作伦理，具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既是党的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又是当今社会的现实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人民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已成为文艺发展的一条规律。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随时代潮流，才能做到繁荣发展；当代艺术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22]如前所述，人民伦理在“十七年”文学中占有核心地位，虽然人民伦理在新时期文学中遭遇了启蒙话语和自由伦理的挑战，但新时期文坛仍然活跃着一批明确倡导和坚持人民伦理的作家。20世纪80年代，张承志和韩少功就曾明确表示对人民伦理写作原则的坚守。2001年，莫言亦在演讲中提出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观点，莫言强调“为人民的写作也就是为老百姓的写作”[23]。与这些优秀作家一样，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创作，欧阳黔森一直都坚守了“为人民”的写作伦理在历史长河和时代发展中的不朽地位，因此可以说，欧阳黔森延续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民伦理传统。相比较而言，“十七年”文学中的人民伦理的确有强调阶级斗争而带来的偏颇，但莫言、张承志、韩少功等作家并没有沿着那样的道路走下去，他们拓宽了坚持人民伦理的广阔方向。欧阳黔森也是如此，虽然他坚守人民伦理、怀念革命时代，但他并没有继承“十七年”文学中盛行的阶级斗争模式。在欧阳黔森这里，“为人民”的写作伦理不仅是党的文艺理论政策的正确导向，同时也是他从生活中得来的智慧。从生活经验出发讲述中国故事，使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更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也使他的写作伦理更具人民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