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兴的全球世界观

全球学研究领域通常和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球化研究联系在一起。与这些当代全球化研究相伴的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更早历史时期全球化的研究（Sachsenmaier 2011）。根据Manfred Steger有关全球学研究历史的叙述，“新兴研究领域[全球学研究]的学术起源与这一关键词[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学术和公共话语中的爆炸式出现相耦合，这一点并非偶然”（Steger 2016：238）。但我们坚持认为，为跨学科领域的全球学研究提供养分的知识轨迹早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已出现。我们提出，新的全球世界观的出现是与一个充满机遇与乐观主义的重要时期相关联的，而这一时期的大门却是被20世纪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所打开的（Herren，Rüesch and Sibille 2012）。在战后时期，关于世界的现代西方式理解已被动摇，而国家主权、公民权和民族主义等概念也受到了质疑。新兴的世界观反映了战后人们对和平、稳定以及有着不同伦理、宗教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国家、人民之间的多边政治合作的普遍渴望。

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的多边对话以及建立国际联盟的第一次尝试，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在战后数百万难民的安置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预示着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这些事件共同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球性乐观主义时代，人们对民族国家通过合作就能避免未来战争的能力充满信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短暂时期的特征之一，便是西方国家将所谓第三世界国家一同纳入了全球事业之中。对非殖民化的支持凸显了国际社会为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所做出的努力，为全球非殖民化事业以及数百万人民摆脱英裔欧洲人控制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1964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集中体现了人类从全球民主和自由角度出发思考的新能力。这次博览会被宣传为一次“环球的和国际的”博览会。对涌入博览会的5100万参观者来说，此次世博会代表了科技和先进通信技术以新的方式将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承诺。名为“它是一个小世界”的迪士尼乐园新游乐设施，一个展示电视、电脑和厨房电器等最新科技的旋转木马，以及将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世界带进现实的高科技火车和建筑奇观共同构成了此次博览会的特色（See Samuel 2007；Tirella 2014）。

在这些现代科技的奇迹中，巨型地球仪是此次博览会最大的亮点（见图3）。它是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的地球模型，有12层楼高，设计这个地球仪的初衷是为了庆祝“在不断膨胀的宇宙和不断缩小的地球中人类所取得的成就”。就像建于法国并在80年前被竖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那样，巨型地球仪被设计为自由和全球民主的象征（Mitchell 2014）。更为重要的是，巨型地球仪反映了与新太空时代联系在一起的不断高涨的全民激情。它预告着将在几年后的1968年执行的阿波罗8号任务，此次任务中三名宇航员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外太空看到地球。宇航员威廉安德斯那幅著名的照片《从月球看地球》——有人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关于环境的照片^[1]，激发了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脆弱性以及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的人类相互联系的共同未来的新方式。

图3 巨型地球仪，纽约世界博览会，1964—1965年

联合国的成立、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将人类送往月球的阿波罗8号和11号的成功发射，这些事件共同标志着一个非凡的时期，在这期间，关于人类相互之间密切联系的新的全球想象崭露头角，并在公众的集体想象中越来越具有分量，尤其是在美国。日益高涨的环境保护运动则更深化了这一全球想象，其中Rachel Carson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沉默的春天》（1962年）以及1969年加利福尼亚州圣芭芭拉的石油泄漏事件也为其推波助澜。作为对此次漏油事件的回应，1970年，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为保护全球环境的倡议而走上街头，庆祝第一个地球日。在这次大规模运动的施压下，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环境保护署（1970年），并先在澳大利亚，随后在瑞士、英国和德国助推发起了绿党政治（Spretnak and Kapra 1986；Wall 2010）。

就在《联合国宪章》建立起旨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平台的同时，法国、美国和英国这些超级大国却正在进行抵制苏联的动员，并为资本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创造着条件。在充斥于20世纪后半叶有关全球包容的乐观论调中，压抑的历史现实仍然无法被忽略，因为这些现实支撑起了，甚或是解释了那种对乐观的全球想象的渴望。就在世界博览会开幕前5个月，约翰·F.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却被博览会上喜气洋洋的巨型地球仪冲淡了。它同样也掩盖了20世纪60年代冷战中的现实，包括柏林墙的竖起（1961年），在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等事件中与日俱增的对核战争的焦虑，那些正在逼近和进行的局部战争（朝鲜和越南）。而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其他地区，20世纪60年代也见证了对解放运动的极端暴力，这些都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高涨的非殖民化运动的全球乐观情绪蒙尘。在亚洲和非洲，民族自决常常伴随着一轮接着一轮的压迫和暴行，而民族和宗教团体也被人为地划分和隔离为新的民族国家。

伴随着种族灭绝和核战争，或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全面战争”，在战后知识分子圈子里，现代理性的基石从根本上受到了动摇（Hobsbawm，1996年）。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关于科学、发展、进步、民主和自决权的许诺长期主导着欧美社会思潮，但此时很多国家却开始对这些承诺的有效性产生了根深蒂固的焦虑。这些焦虑也弥散在20世纪欧洲的艺术和文学运动中，如联结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以及哲学和文学中的存在主义、荒诞主义和虚无主义运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其中很多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从欧洲逃到美国的——经常感到，在一个颠倒难辨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预测、稳定或者固定的。

在欧美学术界内部，那些领头的知识分子开始越过学术领域的惯例来探究战后的动荡时期，这一时期把妇女卷入了劳动力市场，把黑人和棕色人种从殖民统治中释放出来，也把潜藏于欧洲社会文明表象之下的暴力和堕落揭示了出来。正如伊曼纽·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出的，这是一个“将世界体系联结在一起的中立的自由主义地缘文化”从根本上遭到破坏的时期（Wallerstein 2004：x）。

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学者们开始“解构”或质疑作为现代性之基础的基本假设，国籍、性别、性、人种和种族等那些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类别开始成为争议、探究和实验的对象。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学术对话开始在各学科领域的学者间萌生，学者们聚在一处，力求获得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国内外现实问题——种族主义、不平等、发展、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在这些对话边缘萌发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学者间对话的机会，从而将新思想、新观点以及相互竞争的认识论引入了西方学术界，扩大其知识基础，并使其欧洲中心的偏见愈加显眼（Wallerstein 1996：48）。

大学院校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要求其超越国界，重新审视只关注国内事务的研究议程，并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运动作出回应的压力。因此在紧随其后的几十年里，大学校园里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数剧增，其中包括了地区、种族、妇女、性别、宗教和环境研究等（Ferguson 2012）。文化、民族和地区研究项目为大学院校带来了新的对话，其中有些研究侧重于非西方的地区，有些关注人种和阶级问题，还有一些则是关于少数群体观点和声音的研究。在这些项目中，区域研究代表了尝试获得关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新知识的明确努力。

在美国，大多数国际研究项目是由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纽约卡内基公司资助的，这三大机构共同致力于为公共政策制定之一部分的跨学科区域研究提供支持（Lagemann 1989；Chomsky etc.1998；Ludden 2000；Miyoshi & Harootunian 2002；Szanton 2004；Schäfer 2010）。根据1965年高等教育法和第六项拨款条款，约有125所大学能够得到科研资助，用以开展区域研究、语言研究和被称为国家资源中心项目的国外教育项目。由此，一大批学术单位成立并发展起来，如非洲研究、拉美研究、亚洲研究、东亚研究、欧洲研究和太平洋研究，它们共同反映了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和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发展的新殖民主义野心。

在英国，理查德霍格特和斯图尔特霍尔于1964年在伯明翰大学建立了文化研究中心，旨在探讨种族、阶级和权力等问题。这些深受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们开始向美国输出他们重要的跨学科思想，于是到了80年代，文化研究在美国也蓬勃发展起来。大约在同一时期，后殖民研究与庶民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

这些研究领域促使西方学者去审视他们本质主义的文化假设，并从一个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待世界的历史，这一角度乃是基于欧洲以外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历史的经常是与我们极为不同的解读。尽管很多这样的讨论在大学校园里被边缘化，但它们仍然在欧美学术界内部开辟出了发展批判性视角并促成新的认识论立场的学术空间（See Spivak 2003；Chow 2006）。

不同交叉学科项目之间的思维碰撞和传播孕育出各种各样关于主体性、身份、管理、后殖民性等的思想。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所讨论的，由让·皮亚杰（Jean Piaget）于1970年提出的“跨学科性”这一概念正是对20世纪下半叶南北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活跃的理论交流的概括（Piaget 1972）。这些交流促成了一套全新的主题，它们超越了学科思维，并在过去30年里重塑了学界的传统学科领域。跨学科性提供了一个理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作为全新的包容性研究的全球学研究领域正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