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全球化
有关战后时期各国、各国人民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新的分析方法蓬勃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把全球化作为焦点的研究的兴起。尽管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全球化已经历了很多不同阶段，但在20世纪所独有的地缘政治和技术环境下，全球化的发展势头更加活跃（Nederveen Pieterse 2012）。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化进程将民族国家、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NGOs）与许多其他非国家和公民社会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推上了一个新的层次。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表述中，全球化第一次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伴随着各国市场的开放，新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表明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到来。1970年，将新自由主义概括为一种经济逻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企业有且只有一个社会责任，即利用其资源从事旨在增加利润的活动。”（Friedman 1970）
美国和英国率先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向商业利益倾斜的政策使私营企业的权力和利润得到最大化，并削弱了国家在监管有损劳动保障和公共利益的剥削性金融行为方面的作用。中国也开始朝着市场自由化的方向推进（Duménil and Lévy 2004；Harvey 2007）。新的数字技术提高了世界各地经济交流的速度和容量，并且促成了一种关于自由市场全球化新纪元的感觉——至少在北方国家中是如此。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金融周期和国际商业精英的形成则更加凸显出一个新的“全球想象”正在崛起（Steger 2008）。
这一时期内，美国利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资源，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大国。当然，今天的政治和经济格局已大为不同，中国经济规模迅猛增长，而美国也不再是无可争议的世界领袖。新自由主义受到了攻击，矛头主要集中于它所鼓励的那种无节制的贪婪对民主进程造成的损害。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是这一持续渐进的全球私有化和放松管制进程的高潮，它摧毁了全球金融世界，瓦解了中产阶级，并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全球不平等和不安全状况（Beck 1992，2009；Chomsky 1999）。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并不是像经济学家们及其决定论理论所主张的那样，完全由跨国经济交流与国际金融实践所推动（See Appadurai 1996）。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共产主义的衰落、后殖民时期方兴未艾的民族自决愿望，以及本质上同时具有跨国家和亚国家属性的新型文化与社会网络的发展，世界的意识形态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型。换言之，20世纪后半叶出现了超越传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效忠形式的新的社团与主体性形态。全球环保运动和绿党政治的勃兴，全球政治压力下南非种族隔离的废除，全球共同应对艾滋病传播的吁求——所有这些事件都在强调着人类之间的全球性相互依存，并不断确认着一个全球性世界观在处理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立涵盖或解决的问题时的重要性。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种种全球性挑战打破了主权民族国家的中心地位、稳定状态和意识形态，引领了一个评论人士称为我们当前的后国家或“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Falk 2002）。
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瓦解了福利主义和国家官僚主义的调控，而无论在西方或非西方社会，民主观念也同样受到了攻击。横扫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转型淡化了人们有关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强大的世俗国家体系的意识，而正是后两者保护着工人、妇女和普通民众的权利以抵制贪婪的资本家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的侵蚀。这些转型助长了世界范围内基督教、印度教、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团体的宗教激进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来说，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取代民族国家范式的具有吸引力的新的权威形式，而后者已被证明无力保护公民权利，并因此削弱了很多人的国家忠诚感（Juergensmeyer 2000；Juergensmeyer，Griego and Soboslai 2015；Yang 2008）。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的歇斯底里情绪也在这一时期里回潮（Brown 2014）。
在冷战后的时代，各学科领域学者都在试图理解全球化和“全球社会关系的强化”（Giddens 1990：64；Robertson 1992；Axford 1995；Castells 1996；Friedman 1999；Stiglitz 2002）。围绕着全球化的定义以及如何才能最恰当地对其进行描述和分析，学术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Steger and James 201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分成了三个主要阵营：可以称为“超级全球化主义者”“怀疑论者”和“转型主义者”（Held etc.1992：2-10；Ferguson and Mansbach 2012：17-26）。这三大阵营关于全球化本质的不同观点反映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较轻的程度上）领域中每个学者所接受的不同专业知识和专业训练。总体而言，超级全球化主义者的关注点集中于经济领域，并认为自冷战以来，世界所经历的一体化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种新的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形成，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组织方式和体验。怀疑论者反对这一观点，他们认为经济的国际主义在19世纪就已达到了相同程度，而当代的经济扩张并不能代表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也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演变。怀疑论者们同时断言，全球现象并未有像超级全球化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具有全球触角，事实上从地理空间的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区域性的——如欧洲、东亚。
转型主义者，或者路加·马特尔（Luke Martell）所说的“第三波”全球化理论家，则强调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之间的联系（Martell 2007）。多年来，相较于超级全球化主义者或怀疑论者，转型主义者们提出了有关全球化进程的更细致、多线性和多阶段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北方国家所经历的由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在希腊、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国家急剧恶化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展露无遗，而数十年间它们曾在南方国家也强制推行新自由主义。转型主义者们认为，这个世界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但这一转型的确切性质仍有待研究。
在关于全球化各种意义和影响的学术讨论中，全球学研究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它拓展了全球化的研究重心，不再只关注其经济形式。第一个全球学研究项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而在过去20年间，独立的全球学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已在很多国家蓬勃发展起来，包括澳大利亚、中国、丹麦、德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这些研究项目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下孕育的，因此每一个都有其独特的知识轮廓（Juergensmeyer 2014b；Steger and Wahlrab 2016：25-52；Loeke and Middell 2017）。除了这些致力于全球学研究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与全球问题息息相关的二级学科——如全球史、全球文学、全球社会学和全球法学研究——也出现在传统学科框架中（见图4）。简言之，全球学研究领域及其各种各样的研究机构和科目发展迅速，而顶尖高校对全球学学术研究的制度支撑也如雨后春笋般增长。[2]
图4 讨论全球化问题的学科
很多早期的全球学研究项目，尤其在美英两国，侧重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过程以及代表国际关系/国际学术研究的国际机构。与这一趋势并行的是其他全球学研究项目所强调的一种更具人文性的方法取向，这一取向侧重于全球史、后殖民研究、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交流等研究。例如，莱比锡大学的世界和全球史研究为现在的全球和欧洲研究机构（GESI）奠定了基础。另一个例子是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的全球主义研究所（现在的全球学研究中心），从成立伊始它就特别关注全球政治和经济转型以及相关的政治理论（See Steger and Wahlrab 2016：41-47）。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于1999年成立的全球学系是其中的先驱项目，它从一开始就有着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和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师资团队[3]。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全球学研究项目都携手致力于发展更有包容性的课程体系，这些课程体系鼓励各种深入社会的研究以及历史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从而促进更具文化多样性的知识生产（如Appelbaum and Robinson 2005；Levitt and Khagram 2008；Amar 2013）。全球学研究广泛汲取包括人类学、比较文学、种族批判研究、经济学、民族研究、女权主义研究、地理学、历史学、法学、语言学、哲学、宗教研究、社会学和庶民研究在内的不同学科学术养分，强调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分析概念、研究方法以及提出有关全球一体化进程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新问题的方法（见图5）。
图5 全球学研究
你们可能已经料想到，由于全球学研究者是从传统学科领域中借用其元素的，因此全球学研究必然受到这些学科的影响，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可能反过来对这些学科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者永远不能使那些囿于传统学科的学者们感到满意。例如，全球学研究往往与历史学息息相关，历史背景是理解全球问题的必要维度。对全球学研究者而言，史学——或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为全球性分析提供了与其相关的众多维度中的一种（比较图5和图12）。因此，全球学研究者据其所需，有选择地使用某些学科的视角和方法以理解多面向的问题；但作为跨学科项目，全球学研究并不能完全被传统学科框架所涵盖。
与20世纪70年代刚出现的女性研究机构的历史相似，发展一门独特的跨学科全球学研究课程也为我们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当时，传统学科领域的学者们在常规课程中加入女权主义内容，试图更广泛地将女性、性和女权主义议题纳入主流。罗格斯大学历史与女性研究教授邦妮史密斯回忆道：“一开始，女性研究只是一系列关于女性身处其中经历、行动并反思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状况的自助式调查。”（Smith 2013：4）然而在过去数十年间，女性研究的发展已远远超出最初的学术关注，汇聚成一个有其独特课程体系和更广泛的学术调查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Smith写道：从一开始，女性研究就涉及大学校园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在首尔、韩国还是美国洛杉矶，它通常都能吸引那些最具学术冒险精神的人。简单来说，女性研究是一项全球性学术事业，它具有跨越学科和团结所有师生的能量火花。所有这些都使女性研究成为一项非常有趣和新颖的研究项目（Smith 2013：4）。
传统学科正以类似的方式，在常规课程中使全球问题研究主流化。如前所述，全球史、全球文学、全球社会学和全球法学研究等一系列二级学科领域业已出现。但这种以特定学科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自助式大杂烩课程，与世界顶尖全球学研究机构致力于开发的独立的跨学科全球学研究课程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女性研究一样，全球学研究是一项“全球学术事业”和“非常有趣和新颖的研究项目”。也正如同女性研究一样，全球学研究正在发展为一个有其独特课程体系和理论、方法框架的综合性领域，而其真正成熟与融合还有待更多时间（Campbell，Mackinnon and Stevens 2010；O'Byrne and Hensby 2011；McCarty 2014a）。我们将本书看作对这一过程的一点助力。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伴随着大量关于“什么是全球学研究”的论文，全球学研究项目数量激增，促成了各种热烈活跃的讨论和评论（See Juergensmeyer 2011，2014；Nederveen Pieterse 2013；Gunn 2013；Duve 2013；Sparke 2013；Darian-Smith 2014；McCarty 2014c；Middell 2014；Steger 2014）。这些论文共同反映了一种超越早期对界定全球化历史与当代各阶段的关注，转而分析其多样化进程、面向及影响的需要（Featherstone，Lash and Robertson 1995；Nederveen Pieterse 2012）。正如Mark Juergensmeyer所指出的，有必要从各个学科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球化的“全球化研究”向“全球学研究”转型，后者是一个“新兴的跨学科领域，融合了各学科的以及新的方法取向来理解全球化世界的跨国性特征”。（Juergensmeyer 2013a，2013b）这一朝向我们称为“全球跨学科框架”的转变反映了一种日益增长的意识，即全球问题以及研究它们所需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正在跨区域、地区、国家和跨国领域及其各自内部发生和显现，而这就要求新的研究模式和新的知识生产形式。
可以说，全球学研究项目——至少那些包括了人文和社会学科的跨学科项目——拥有重塑文科课程体系的潜力。在此意义上，这一领域已经超越了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全球学研究涵括多种认识论体系的跨学科、综合性取向，它对当前人类间的全球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整体性理解，以及对跨文化理解和伦理实践的关注，显示了一种重塑的文科哲学（Hutner and Mohamed 2015；Roth 2015；Zakaria 2016）。[4]无论人们是否愿意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全球学研究，都不会影响到它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学术领域之一这一事实。关于全球化进程的学术著作大量涌现，并且最近，全球学研究领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正在不断充实的文献资料（See Steger and Wahlrab 2016；Loeke and Middell 2017）。全球学研究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专门的同行评议期刊、系列著作、百科全书和专业协会，所有这些共同组成了具有明确全球导向的文献资料（如Anheier and Juergensmeyer 2012，另见附录B）。话虽如此，我们仍不希望为全球学研究贴上一门新学科的标签。一如研究者们所探究的极其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描述分析这一复杂过程的讨论也应当是混杂的、充满活力与激情，并且鼓励不断反思的。将全球学研究视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有可能会扼杀学术上的求知欲与创造力，因为这样做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学科的经典准则并接纳传统学科的种种陷阱。在我们看来，至关重要的是全球学研究仍应是跨学科的，学者们也应围绕“这一领域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继续展开论证和辩论，而非为了能够自我宣称为整合的研究课题而得出一个明确答案（Darian-Smith 2014）。
对全球学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和不断反思的开放性也是一种伦理立场，它强调了西方学者可能并没有囊括关于全球问题的所有答案，而其他人也可能会给出全新的内容以及革新性的解决方案。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予以深入讨论的，新兴的全球学研究领域确认了对概念化和分析全球问题的新方法的需要。这就必然要求同时对来自自己社会中与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新的知识形式敞开怀抱，以“跳出框框”进行思考。全球学研究，也许比欧美学术界内任何其他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意识到在一个David Held称为“命运重叠的社会”的世界里，贫困、不平等、剥削、环境恶化以及新类型的战争等正在“彼处”发生的事情，也可能转而发生在自家门口（Held 2002：57；Roy and Crane 2015）。在预设了“我们”与“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提下，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全球学研究既依赖同时又深深致力于学习他人、尊重他人。换言之，全球学研究将跨文化交流视为增进对我们自身及我们共同未来的理解之关键。
我们将在下一章概述全球学研究的意义和特点，这些特性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方法论与分析意义。第三章中，我们将通过提炼一套基于跨学科理论框架的综合的全球学研究取向，提供一种提出启发性问题的方式，这一方式有助于将研究浓缩为一套独特的方法论问题。第四章中，我们将带领读者了解设计一个全球学研究计划的每个步骤。第五章中，我们将介绍混合型研究方法和全球学方法论策略。第六章中，我们将讨论全球学个案研究的特殊优势，它使研究者能够通过可控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和探究全球问题的复杂性。在第七章，我们将引用几个全球学研究的具体范例来阐明我们的论点，这些范例都成功地运用了我们所称的“全球学个案研究法”。
[1] 参见《那幅照片》，太空ABC，1999，http：//www.abc.net.au/science/moon/earthrise. htm，accessed on August 29，2106.
[2] 2007年成立的全球学研究协会列出了大约30家设有全球学研究本科及研究生课程的机构，而这些项目的数量还在迅速增加中。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在2012年成立了全球学和国际研究学院；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全球学系于2014年启动了国内第一梯队研究型大学中的首个博士项目；2015年，Roberta Buffett捐赠1亿多美元以支持西北大学的全球学研究以及成立一个新的研究机构。
[3]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全球学系的创始团队反映了这种包容性的跨学科取向：Giles Gunn（英语），Rich Appelbaum（社会学），Sucheng Chan（亚裔美国人研究和历史学），以及Mark Juergensmeyer（社会学和宗教研究）。关于该系历史，见Steger and Wahlrab 2016：35-41。
[4] 为了促进跨文化理解和本土参与，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全球学系要求学生至少学习两门语言，并鼓励进行有相当时间跨度的海外旅行，最好是一年。该系每年输送海外的本科生都比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十个校区的所有其他系部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