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续完）[1]
[美]D.贝尔[2] 李昆锋 李国民摘译
从1954—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5年中，社会科学似乎正在出现一套包含各种综合性的范式，这套范式不仅能够提供使人类知识体系井然有序的、首尾一贯的论纲，而且也为利用新的研究技术以及采用迄今为止主要用于自然科学中的那些数学和定量模型来制定社会政策和计划提供了可靠的指导。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经济学。不仅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工作结合在新的综合（主要是P.萨缪尔逊的工作）中，而且新的宏观经济方法的发展也有希望形成一套思考工具，它们使政策制定者可以“很好地调节”经济。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显示出相似的前景。控制论、语言学理论、认识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结合，似乎预示着即将出现一个可以成功地“模拟”思想和社会的新学科。
但是正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论述的那样，这些希望大部分都没有实现。例如经济学中，虽然科学的数学表述变得更复杂精致了，但是，要处理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实际问题，似乎仍无能为力。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社会科学已退到更世俗、更经验的、更“小”、更容易处理的研究中去了。人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找到某些可靠的概括，以便把各门学科再结合在一起。无疑，不少领域在有关研究的定量模式和复杂的数学工具方面有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事实上却是传播了“经验主义”，并从宏大理论方面退却下来。另一方面，在70年代有一些重大的、新的提纲挈领式的尝试，想提供一些理解社会行为的主要钥匙。这些努力常引起新的、往往是激烈的争论。在过去十年中，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科学中的四个主要的发展。
（1）社会生物学的出现，试图通过以遗传学为基础的各个参数（它们支配亲族选择、防卫活动区域的本能、分工、群的大小等），通过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群体遗传学和新进化论的融合，来统一解释所有社会行为。
（2）H.西蒙、H.莱本斯坦和T.谢林研究中的许多宏观经济学新范式。
（3）新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新学派，提出形形色色的新观点，这些观点大都仍然停留在关于马克思“确实”说了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这种咬文嚼字的争论之中。
（4）结构主义，这个词虽然意义很多，但已用来描述人类学中的列维-斯特劳斯、心理学中的皮阿热、文学中的R.巴塞斯、马克思主义中的L.阿尔都塞、心理分析中的J.拉坎等人的工作，许多追随者已把这个词用于几乎每一个知识领域。
本文目的在于探索这四个方面的发展，并提出如下的疑问：统一的社会科学或某种总的体系的梦想是否可能实现？
1.社会生物学
哈佛大学的E.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诞生。这门学科将使社会科学与生物学联系起来，并用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原理解释社会生活的基本样式。社会生物学试图论证两种主张：在解释某些人类行为的基本的和普遍的不变性时，人们不能无视生物学的作用——特别是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1919年5月10日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血统的工人家庭。
遗传学的作用，而且，一个统一的理论能够解释某些群体行为的不变性，诸如防卫活动区域的本能、交配行为的型式、攻击性反应。从长远的进化眼光来考察问题，这些理论的上述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
威尔逊的著作很快受到人们的欢迎，几乎使所有的观察家大为吃惊。但是，他的著作也成了一场争论的风暴中心，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足以使它在思想史上占一个地位。但是社会生物学并非突然产生的。过去40多年中，动物行为学、生态学、群体遗传学等学科中发展了许多新理论和新思想，威尔逊想从中推导出一些基本原理，并给它们一个精确的、在许多场合采取数学形式的一种表述。这使得威尔逊的工作具有特色。
经典的达尔文主义以两个假说为基础：一切哺乳动物（包括人）来源于同一种祖先；解释物种的巨大变异的自然选择是一种适应环境的机制。但是达尔文对变异的机制或来源、遗传信息通过基因从亲代传到子代的方式并不了解。经典的达尔文理论认为，每个生物都为自己的生存和繁殖机会进行斗争，但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生物帮助同类中的其他成员。一只草原犬鼠看到捕猎它的动物就叫，向其他犬鼠报警，给它们以逃跑的机会，但叫声暴露了自己，减少了自身的生存机会。人们怎样解释这种“利他主义”行为？1964年，英国遗传学家W.汉密尔顿指出：“利他主义行为”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那些具有共同基因的生物的生存，自然选择要由“亲族选择”来补充。利他主义的发生与受益者的关系密切程度成正比：来自共同祖先的基因越多，生物的行为越倾向于利他主义。
威尔逊在自己的著作中探索了动物社会的各种形式，从机器般的水母群落到尖叫的黑猩猩，研究的题目从时间—能量计算到交配方式和亲族选择。所有这些都包括在前26章里，第27章论及人类。威尔逊承认人类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可塑性。同时他还坚持，人们不妨提出如下问题：是否阶级地位与宗教的因素也是在基因上早已安排好了的？后来他又在《论人类本性》（1978）一书中写道：“如果人类本性的遗传成分不是来源于自然选择，进化的基本理论就难以解释了。无论如何，进化论必须改变到能够说明群体中的遗传变化的新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一个辅助目标，就是了解人类本性的进化是否符合传统的进化理论。”
对社会生物学的第一次批评高潮，来自左翼集团和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担心社会生物学成为有利于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一点理由的。过去15年里，已有人在动物行为学的一些书籍中说：攻击性、防卫活动区域的本能、等级制度是天陚的或“自然的”。而改变人类本性的乌托邦或自由主义思想是荒谬的。还有一些心理学家认为，学生在学校里功课好坏主要取决于智力商数；如果社会地位是平等的，或政府倡导一种给同等成就以同等机会的政策，智力商数较高的人就会逐渐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关于社会生物学是否正确的争论，一度纠缠在这些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之中，无法解决。
在新达尔文主义原理的范围内，围绕社会生物学的争论主要是三个理论问题：第一，亲族选择原理是否像在其他物种里那样，在人类群体中也起强烈的作用；第二，人类文化的可变性是不是关于意识的独特的新的原理在起作用；第三，用生物学去解释人类行为比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是否更不适合？——用术语来说，就是“还原主义”问题。
社会生物学中的基本推理——亲族选择的适应作用——是基于下述命题的：一个人身上的基因有一半与他的同胞兄弟姊妹相同，同胞兄弟姐妹的利他主义行为将有利于这些基因。这样，“利他主义基因将传播到整个群体”。有人攻击这种推理是不科学的。文化人类学家M.沙林认为，亲族行为在人类社会并不符合遗传学方面的推理。“婚姻规则”是变化多端的，在任何人类社会制度中，共同基因数的递减速度要比社会义务的变化快得多。
可是，从文化与生物学之间的对立提出问题，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使人误解的。更困难的问题是，遗传特征以什么方式来限制人类行为的范围；或者，遗传素质怎样去促进那类变化？总之，人类的“生物学图式”允许我们去做什么，而哪些则是它不允许我们去做的。威尔逊采纳了变异性观念。他在《社会生物学》中写道：“社会组织的参数，包括群体规模、等级性、基因变化率，在人类群体中的变化比在任何其他灵长目中的变化快得多。”“但促进社会行为中的灵活性的基因是经历了严格选择的，它们因人而异。但是，社会组织中的变异只是这种过程的可能结果，而不是必然结果。”威尔逊做出结论说：“我相信正确运用进化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基因库中的多样性是一个重大优点。如果智力和体力的变异是受到中等程度的遗传影响，那么正如事实证明的那样，我们就能期望具有非凡能力的个人可以在普通家庭中出乎意料地出现。”
当许多社会生物学家试图确定由基因来控制的行为特征（有些是灵长目共有，有些是人类特有的）时，问题就变得更有争论了。例如，威尔逊就提到，乱伦的避免、与雄性结合、防卫活动区域的本能、语义的符号语言、特有的面部表情等特征是遗传上限定的。他认为：“要把具有这种物种特征的人类加以社会化，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智力的发展肯定是有害的。”正是这种“物种特征”的定义和决定论的严格程度方面，成了争论的焦点。
关于还原主义的争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担心社会生物学将贬低人类的地位，它把人类行为看成是要么是在遗传上预先造成的，要么是增加自己那一类基因的自然界的一种战略。另一个方面是更富有方法论意义的，并涉及科学哲学的若干问题的核心：即一个社会问题的解释可否完全用社会学一级的术语来回答？是否这样一个回答也需要“还原”为心理学一级，然后更还原到遗传密码的生物学一级知识？某些作者（例如F.克里克）论证生物学解释本身又必须还原为物理、化学定律。人类学家C.吉尔玆指出，还原主义方法是社会生物学中所固有的。
对所有的狂热分子来说，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在未来的十年中，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如M.哈里斯所说：“为了能捉鱼、猎取和种植食物，为了适应水上、陆上和空中的运动，为了具有掠夺和防卫的武器（例如牙齿、爪和甲），自然选择用了几十亿年的时间去创造各种专用的适应方式。但是通过不到一万年的文化进化，发展出了同样的一些专长。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主要焦点应当是解释为什么其他物种只有如此微不足道的文化仓库，而只有人类的文化仓库则如此巨大和重要。”
威尔逊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的结语是：“生物学是理解人类本性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们不能无视生物学中出现的新原理。”然而他又补充道：“各种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容可能还远远丰富得多。最终它们将吸收生物学中的有关思想，并进一步通过比较去降低这些思想的价值。”
2.经济学
“二战”以后，25年来，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典范”，总的说来，它主张政府干预，认为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来管理经济。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一致的主张开始土崩瓦解。通货膨胀成为粉碎这一“范式”的礁石。
古典的均衡分析的理论结构是从萨伊的市场定律开始的，简单地说，这个定律主张“供给自行创造需求”。马歇尔之后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利用边际分析改进了萨伊的定律，从而表明如何决定实际产量水平。按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货币工资的削减，同实际工资削减一样，因为价格水平没有变。价格水平并不决定于工资水平。反过来也一样，价格水平本身是由货币数量理论决定的。每一个新古典主义作家都同意这一点。只要货币总量保持稳定，一般价格水平就不会上升，虽然个别价格通常在“最高限价”条件下相互之间将自行调整。但几乎所有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和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大致的比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懂得，在现实社会中，剧烈的价格波动是经常出现的。而且，单纯的货币性质的事件，在短期内能够产生实际影响。他们认为，这种波动只是暂时的现象。在这些表面上汹涌澎湃的激流下面，存在着基本均衡的结构。强调均衡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如果出现动乱，最好听其自然，因为纠正总难免“矫枉过正”。
凯恩斯的学说给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带来很多重要的更改。其中一项认为：市场动乱，即暂时偏离均衡，往往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并产生破坏性的社会后果。总之，凯恩斯主义者论证的是：市场经济不会出现“天然”平衡，而必须通过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干预来调整平衡。凯恩斯主义没有认识到名义货币工资高于实际价格水平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没有把通货膨胀看成是个问题。
有一项说明工资水平同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的“补缺”方程式，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个伦敦经济学派的经济学家，要根据英国1862—1957年按小时计算的工资率的变动同失业率进行比较。他的发现似乎清楚地表明：工资膨胀率——也许就是价格膨胀率——乃是反映总体经济紧张程度的一个绝妙的函数。
菲利普斯曲线是一种“坦率”的实证主义的研究。但是把这个理论应用于政府的政策，以及阐明它对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则应归功于萨缪尔逊和索洛。他们为价格膨胀率和失业率炮制了一种假设的关系。他们写道：“这就是，根据最近25年的美国数据作出的粗略估计：不同的失业水平和价格稳定水平之间有可供选择的菜单。”
以菲利普斯曲线著称的价格和失业的关系以及R.利普舍对它的概括和推广，已经赢得美国经济思想界及时而广泛的承认。但是70年代特别是其最后五年的通货膨胀多半是两位数。事实证明，政府的政策对通货膨胀不起作用，因此这个问题已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个难题。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这些不足之处，已经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回到货币主义的老路，其论点是假设能够按企业生产能力经常得到货币供应，即假定有一个固定的扩大生产率，那么各种均衡力量就能继续保持。
另一种反应属于“后凯恩斯主义”的反应。这个理论是由凯恩斯的伙伴J.罗宾逊和P.斯拉法以及波兰经济学家M.卡莱茨基创立的，后者同凯恩斯虽无关系，但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货币主义论点的主要代表是M.弗里德曼。此人是芝加哥学派的首领，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他的主要政策方案是：货币主管当局一旦把经济体系中过多的货币挤压出来，就应当规定固定的货币供应水平，加上同社会的“自然增加”潜力相符的额外增加率。通过对货币数量的控制，一般物价水平将会保持相对稳定。
弗里德曼的方案出了许多问题。首先是关于货币本身的定义。现有货币量往往是按两种方式计算的。此外在信用制度的性质方面发生了结构上的改变，加上欧洲美元泛滥，这就使得货币计量问题更加困难和变化多端。其次，也许是更大的难题：货币供应和利息率似乎挂不上钩，同时，在这两个方面，政府的控制对企业的行为似乎没有产生所设想的作用。
这种态度的坚定性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转向一批新的青年经济学家，他们正在创立一种名为“理性的预见”的理论。货币主义的理论前提是货币能起作用；而这个新学派的前提是货币不起作用，因为人们会吸取过去的经验，对发生的事情抱怀疑态度。他们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对自己是否有利，来决断是否借钱。这同短期的货币率不发生关系。
这个想法是J.穆什在1961年首先提出来的，1972年芝加哥大学的R.卢卡斯曾详加发挥，并做了很有力量的技术加工。
由美英经济学家在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后凯恩斯主义运动，已经完全摆脱了货币主义的和“合理预期”论的集团，甚至摆脱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它反对一般均衡论，理由是一般化的“永恒”理论，不管多么高雅，对于了解千变万化的现代经济制度毫无用处。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断言，了解经济的出发点，不是决定分配的相对价格，而是收入的分配，后者决定要控制什么和生产什么。从纯理论上讲，正如斯拉法所说，这是回到古典经济学的老套了。L.罗宾斯再次把经济学解释为竞争各方对稀有资源的分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坚持经济学必须首先研究增长和投资。
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是增长问题，即同“静态经济学”相对立的“动态经济学”，也就是竞争（或不完全的竞争）的市场经济中的均衡机构。牛津大学经济学家R.哈罗德，首先努力说明其理论轮廓，然后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E.多玛尔加工定形。他们试图并入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这个哈罗德—多玛尔方案，认为经济增长率是由储蓄（储蓄率）和增长中的资本一产量比率决定的，换言之，是由资本的生产能力的增加决定的。
哈罗德—多玛尔模型的效用，在技术上、实验上和制度上都出现了若干问题。尽管如此，这个模型仍然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分析结构。问题的核心是：投资是怎样进行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是投资决定于储蓄，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恰恰相反，认为储蓄决定于投资。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投资的集中引起关于分配的争论，即经济收入是怎样规定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否认劳动收入是按劳动市场微观经济水平和边际主义原理决定的。
大多数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同意这样一个论点：通货膨胀和经济不稳定主要是由于制度上的因素。但是他们远远不能接受斯拉法或卡莱茨基精心炮制的理论结构。他们认为，萨缪尔逊和索洛阐述的马歇尔—凯恩斯综合理论是超政治制度的有效经济模型。当然，他们承认政治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决定作用，并试图通过对二者相互作用的考察，寻找政策方案。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相信，一种纯粹理论还是可以创立的，并且可以用来作为一种虚构或“假设”。——假设个人行为是按照理性行为的最大化方案行事的。
美国经济顾问理事会主席C.舒尔茨在1959年的国会经济委员会联席会发表了一篇专题论文，题为《美国近期的通货膨胀》。文章用实证主义分析法论证：如果工资和物价如此“坚挺”，不能下降，那就必然要出现通货膨胀。该委员会成员W.诺德豪斯1976年5月发表的《通货膨胀的理论与政策》一文，提出一种“双重经济”模型：一个部类是“叫卖市场”，那里农产品、证券市场和某些国际交流的货品，同在商品市场一样，供求关系和灵活价格畅行无阻。另一部类是“管理市场”，在那里，买卖双方控制市场的实力能够左右价格的运动。根据这个论点的逻辑推理，A.奥肯、H.华里奇和S.韦恩特劳这类经济学家，建议政府采用税收鼓励政策，对于不按灵活性的指导方针规定价格和工资的公司和商行加以惩罚。可是，正如E.屠弗特等人指出的那样：现在还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交易周期”，政府为了笼络人心，特别在选举时间，而不是在经济周期，动用或调整国家预算，从而给社会制造了一大堆问题。正如A.林德贝克所说：“现在西方经济的‘危机’主要不是经济学的‘危机’，虽然我们经济学家对宏观计量经济的行为函数的稳定性的确估计过高了。主要问题不在于我们对发生的事情不能作有分析的理解，而在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上的改变和企业自主的政策在政治上难以实行。”
总的说来，经济理论是以古典机械论为根据的模型，它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形象创立一门科学。古典机械论导致一种均衡概念，其中各种自然力总要企图表现自己，并使经济关系恢复平衡。其中心支点就是十足的竞争。古典的机械论力图成为一门科学，以原理的形式提出命题，并对各种不同行为做出解释，从而创立一种普遍而永恒的理论和一套概括性的定律，给一切可能的行动规定范围和类型。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动”的，但是它预先提出一种合理的自利行为的定义，作为各种假设和论断的根据，好像这些行动就跟物质运动的定律一样。从根本上说其结果是以机械论的观点观察人类行为。（同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也是假设他能解析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然而，这样说是否符合事实，还不十分清楚，当然，特别是如果以对人类行为的预期为依据的话，这一论断能否成立，也不太清楚。
几年前，我在《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一文中指出：“市场的理论优点，在某种最适当的形式下根据买者与卖者的偏好协调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可是，正如凡勃伦很久以前指出的那样，最后给经济提供指导的不是价格准则，而是文化方面的价值准则，而经济是在文化中培植起来的。价格体系只是产生各种需求的结构内部对货物和劳务进行相对分配的一种机制。因此，经济的指导思想只能像形成这种指导思想的、文化上的价值准则那样发挥作用。经济学究竟是理论知识，还是实用知识；它究竟是自然科学，还是行为科学。最近十年左右的困境和经济理论的危机，使得这个问题成了社会科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按惯例，经济学分为两大部门，即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前者研究国民生产、储蓄、投资、货币供应等总量。关于经济的政策讨论大多数属于宏观结构范围。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人和商行如何根据与供给和需求有关的偏好，做出反映市场价格的个人决定，因此，宏观经济学是千百万由价格交易登记下来的个人决定的总体行为，而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关于个人行为的假设——则是宏观经济学概念结构的基础。
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理论是功利主义的。它作了若干关于行动（但不是动机）的特定假设，假定个人的决定是合乎理性的（指为达到目的而选择的手段）；这些个人决定是以关于市场可供选择的价格的确实情报为根据的；以及所作决定是为了获得最大化或最优化的利润（或效率），而把成本和损失降到最小限度的。
近年来，宏观经济理论已受到挑战。反对的理由是：这种理论上属于排他性的、变量互相影响的体系，由于政府决策这类“外在”因素起着较大的作用，而没有多大意义。不仅如此，它还同样受到对微观经济学本身的挑战。世界上有像“经济人”这样的动物吗？或者说有像“理性行为”这样的行为吗？
芝加哥大学的G.贝克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论证说：不仅个人是为利润最大化而行动，因而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而且这种经济学方法还适应于最广泛的人类行为，包括犯罪与婚姻等通常认为不属于经济范畴的行为。这些经济学家在社会生物学方面发现了对他们论点的支持。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J.赫什雷弗尔的《从生物学观点看经济学》一文认为，用于经济学和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分析结构的根本组织概念是惊人地相似。
关于“经济人”的这些说法，一些社会科学家曾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功利主义经济学家虚构的关于理性的这种假设过于抽象，未经实际行为证实。最早的挑战是H.西蒙提出的。
针对“经济人”槪念，西蒙提出“有限理性论”。他认为，“组织效能”观念是从“最大化”或“最优化”的观念引申来的，对组织行为并不适用。组织比较典型的行为只是“满足”于遵循这样一条行动常轨，它不一定是“最优的”，但足以避免难以接受的麻烦。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组织不单是一个“企业家”，而是复杂的交易决策体系，不了解这种复杂性，就不能理解包括经济决策在内的组织行为。
哈佛大学H.雷本斯坦认为，“非最大化”应当是经济理论的标准假设，而最大化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这说明雷本斯坦已回到凡勃伦的学说，完全改变了关于微观经济行为的理论。
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哈佛大学的T.谢林反对微观经济学的假设。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宏观行为是一切个人微观决定的直线相加。但是谢林认为，个人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总的说来，是一场噩梦。换言之，“总体”是同“个体”行动有本质区别的现象。
关键问题在于：当社会的结果等于相互作用的个人行动总和时，这种结果往往导致任何个人都不希望的后果。著名的例子就是G.哈丁的《共同的悲剧》（见《美国科学》，1968年12月13日，第1243—1248页）一文中所作的众所周知的说明。总之，仅仅依据微观动机行动的相互作用的个人不大可能协调他们的行动，因此，某种集团行动或集体的行动是必要的。谢林的结论说：一些比较有选择性的团体——工会、俱乐部、街道居民——可以建立鼓励性质的规章制度，协助人们去做一些个人不肯做、如果集体来做他也愿做的工作。我们的道德精神可以代替市场和规章，使得我们有时出于良知而做些好事。选择做的事是要保证得到好的回报的。
总之，如果说经济活动是社会的过程，那么，能否在广泛的社会学理论结构之外找到一种分析经济行为的恰当的理论呢？这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在今后十年进行探讨的问题„
3.新马克思主义
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世界激进思想已销声匿迹，但随后在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惊人地重新崛起，其规模之大，完全出人意料。对这个变化，可以从下述三方面的发展情况来说明。
其一是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这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其中如古巴、越南、柬埔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等国均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而另有一批各不相同的国家，如南也门、阿富汗、利比亚或阿尔及利亚等，则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自封为社会主义国家。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后的更高级的阶段，而上述国家却没有一个符合这种理论，它们先前几乎都是殖民地的农民社会。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对帝国主义的辩术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其二是西方国家中反制度和反权威的青年运动高涨。这些运动强调自发性和“各行其是”，强调参与和公有社会论，大肆攻击唯物主义和消费主义。20世纪60年代，当青年激进分子进入各种机构时，特别是进入大学时，他们的思想并不成熟，有民粹主义的倾向。70年代工商业的不景气似乎预言了西方国家即将面临经济衰落的厄运，这时许多年轻学者便转向各种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去磨炼他们的思想，探求更有条理的社会分析。其三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50年代开始出现有独立见解的学者，出版了许多马克思的原著，在俄国革命后的年代里由于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的垄断，这些著作的出版遭到压制和忽视。这个原因乍看起来好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可是最终却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
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困难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缺乏确定的版本，甚至在今天也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一套完整文集。即使有了这样一套全集，问题也不会改变，因为马克思在探讨关键性的哲学问题时就一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例如唯意志论对决定论；能动的认识论对反映的认识论；具有固定本质的人性还是作为人类技术力量增长的后果而变化着的人性。
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比如写于1847年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国民经济学大纲》（1857—1859）这本粗略而篇幅巨大的社会学论著，直到马克思逝世半个世纪后还未能出版。《资本论》的第2、3卷也是由恩格斯随意编排的，一大捆补充材料《剩余价值理论》是在恩格斯逝世后由他的文献保管者考茨基分为四卷出版的。马克思许多著作的早期英译本，包括《资本论》在内，都是粗糙和不准确的，只是到现在才在重译。
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中有考茨基、列宁、普列汉诺夫，他们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得自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小册子。恩格斯大量删除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因为他觉得，这些著作晦涩难解，需要有关于黑格尔的知识才能读懂。恩格斯只是在1886年才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他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单行本的附录，并认为它是马克思早期哲学论述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异化”的概念并没有出现在第一代马克思解释者的著作中。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时期，在论述马克思的一些主要著作中，“异化”一词才被作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中心概念。这样一来便引起了评论家的争论：马克思的思想是连续的，还是断裂的。D.麦克莱兰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一贯性和连续性，特别明显的是“异化”这个词已用在《大纲》中。S.胡克和L.阿尔都塞却认为马克思的著述中有“断裂”。在胡克看来，“异化”一词是马克思后来曾嘲笑过的德国浪漫主义的产物，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开始，由于马克思力图用更精确的一类词汇来描述社会关系，“异化”便从他的著作中消失了。在阿尔都塞看来，决定性的断裂是在写作《资本论》时产生的，他把《资本论》看作马克思“科学”工作的基础，是反哲学的。
与马克思名字相联系的任何一个重要概念都没有关于这些术语的单个的明确定义。马克思从未用过“历史唯物主义”一词，是恩格斯创造出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一词马克思、恩格斯都未用过，是由普列汉诺夫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大概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整个社会结构基本上是阶级结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问题所在。社会中的一切社会划分都根源于阶级，这种说法使人们获得了一个分析社会行为的有效三棱镜，并设置了一个划分基本利害关系的单一轴线，它从阶级的角度来鉴别各种不同的世界观（甚至真理）和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困难在于，这种说法更像是隐喻而不像是明确的定义。如果人们问，阶级意味着什么，这种说法就会露出破绽。实际上，马克思是以五种不同的方式使用“阶级”一词的。即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当阶级主要与生产结构相联系时，对于基本的阶级来说，其界限也模糊不清（即把大批商人、专家、管理人员、政府雇员放在生产过程之外，是由工人创造的“价值”养活的）。难怪连那些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困惑不解。
关于马克思的研究和重新解释已经深入到每一个领域（哲学、美学、历史、社会学和经济学），根本的出发点一直是哲学。在这里，被称之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最热门的争论话题和最彻底的修正对象。恩格斯所提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反映的认识论”，即我们所认识的一切都是外在现实的反映。这当然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为唯物主义是认识的基础；可是为了说明变化，即使是自然界中的变化，恩格斯认为，“物质”都是“辩证地”运动着的。恩格斯仿效当时的风气，力图用“科学的”格调来整理马克思主义，他几乎完全按照物理学的模式来强调决定论和社会的“规律”——这种企图在马克思《资本论》序言的简短的方法论论述中可以找到学理上的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他不是经验地描述资本主义，而是把它当作物理科学中所使用的抽象，他力图确定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正如在该问题上最早持有独立见解的学者之一G.利希特海姆在其《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中所指出的，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同包含“能动认识论”的马克思早期著述相抵触。他还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直接溯源于黑格尔。是恩格斯根本修正了马克思的观点，还是马克思本人放弃了他早期的一些观点，这个问题在当今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还一直纠缠不清。
在过去的15年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见解集中体现为下述四大流派：（1）匈牙利哲学家G.卢卡奇；（2）法兰克福学派，其中包括M.霍克海默、T.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以及后来的信徒哈贝马斯；（3）法国存在主义者萨特；（4）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
卢卡奇是一位最有影响的、也是个不可思议的马克思的批评家。他于1923年出版《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在没有直接了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情况下，他根据研读黑格尔著作的心得，“直觉”地提出一种对马克思的不同见解，这种见解跟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正统观点大相径庭。卢卡奇于1923年和后来1930年被迫公开宣布这本书是错误的，并声明决不再版。多年来，该书一直作为地下读物秘密传播着，部分原因是由于卢卡奇在这本书中凭“灵感”推断出知识分子是先锋队内部的精英。
卢卡奇嘲笑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翻转过来的柏拉图主义”，没有任何哲学基础，但是，他却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了激进的解释。卢卡奇认为，在“阶级观点”之外不存在所谓“独立的”现实观点和历史观点，因此认识总是受阶级的局限。可是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呢？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无产阶级本身并不持有那种观点），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达到普遍性、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人类主体”，卢卡奇认为这是某种历史的现象。
卢卡奇在公开场合对斯大林主义总是持暧昧态度。虽然他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中曾出任过纳吉短命内阁的部长，当俄国军队镇压了不同政见的共产主义叛乱时，他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国，但是他对俄国革命根本进步作用的支持态度从未动摇。难怪阿多尔诺谈到卢卡奇时曾经写道；“他徒劳地拖着锁链，并把锁链的铿锵作响想象为向世界精神的进军。”
法兰克福学派的人物从来也不是共产主义者。这个学派把发展“批判理论”看作它的主要任务。这种做法就是要攻击实证主义，发展“否定的辩证法”，即揭露“资产阶级”启蒙哲学的退化特征。对技术和大众文化的攻击是马尔库塞的中心议题，特别是在他的《单相人》一书中，也在阿多尔诺的《棱镜》等论文集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是一种用不同方式表达出来的理性观念。阿多尔诺认为它是一种“真实性”的观念；马尔库塞在他的《爱欲与文明》中指出，它是一切“压抑”的解脱，以便使性的力量获得自由来从事创造性的工作。哈贝马斯试图对当代哲学进行最彻底的批判，在他看来，它是一种力求实现无畸变的交往的努力。哈贝马斯在《迈向理性社会》中认为，资本家不再直接剥削工人了，资本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合理发展，但是并没有压抑科学技术的天性本身。由于科学技术变成了最主要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便丧失了起作用的条件。
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中也认为，“观点”问题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他也一再重申黑格尔的原则：历史逐渐展现出关于人的真理。他反对恩格斯和列宁的“反映的认识论”。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局限性。其一是它未能提出一个“中介”理论，或者说它未能表明人们如何从自然和历史的抽象“概念”达到个人的具体生命和事件的特殊性——这是存在主义者认为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使个人服从于预先设想好的方案。第二个局限就是那使历史过程来源于自然界的唯物辩证法。萨特认为，在历史过程中，本体论的优势在于人向自由的辩证运动。妨碍自由的是匮乏。匮乏使人们彼此当作工具、物品或“他物”。历史的辩证法是他物性，异化是由匮乏造成的。既然这些东西使人们分裂，那么，判断的观点、解放的观点就是创造人类关系中总体性的“全部”或整体的东西。
几乎全部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矛头都回过头来指向黑格尔，指向作为其核心的历史主义。但是黑格尔的历史主义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它用二元论（例如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自然和历史，等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它揭示了发展的内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成对的二元在一个更高一级的统一中得到了解决；并且它必然认为，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试图用理论和实践的革命统一来克服哲学，但是，“后期的”马克思或者恩格斯由于建立了对科学的信念，从而抛弃了这种二元论。
法共哲学家阿尔都塞反对把马克思的学说做黑格尔化的和历史主义的解释，他力图恢复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创造的那种“科学”方法。在阿尔都塞看来，马克思早期著述体现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马克思，当时马克思完全纠缠于主观性的问题。他对马克思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这就是他强调关系的结构，把这种结构作为生产方式内部的独立研究对象。按流行说法，阿尔都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主义者的马克思”以代替黑格尔化的马克思。
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有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根源于早期的哲学著作，它包括下述观念：社会主义是启蒙运动的完满实现，一切二元论的克服，是人类社会大同的历史的“实现”。第二部分以《哲学的贫困》开始，并通过《资本论》加以扩展，它把资本主义作为商品生产的完整体系加以结构性的分析。这个商品生产体系由于竞争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改变，必然陷入危机，最终让位于社会主义。第三部分是总的社会理论，可以在恩格斯的著述中找到它最富机械论色彩的说明。这个理论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对一切社会结构做出概念化的说明，其中生产方式决定着所有其他的社会关系：不同阶级在生产方式中的地位成为社会两极分化的基础。在这三个部分中，第一部分是从黑格尔的进化观推论出来的，作为历史或哲学，显然是不完善的。第二部分在探讨1750—1950年的资本主义方面确有巨大的分析力量，但在20世纪下半期国家指导的世界中和后工业世界中，实际的理论表述是否依然有效，是成问题的。至于第三部分，“总的社会理论”溯源于恩格斯的机械论表述和实证论表述已经日益被抛弃；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待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西方社会已被认为是不妥当的；把生产方式重新定义为多种“社会形态”的交叉结构，这种探索完全证明至少一度是简单决定论的社会理论的破产。
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竟不适合于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的什么范畴来解释中苏之间深刻的紧张关系呢？或者来解释越南和柬埔寨之间激烈的敌对冲突呢？如果人们把苏联看作是已经存在了60多年的社会，那么如何解释那个社会由于新特权阶层的出现而形成的新阶级结构呢？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领导人M.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指出，苏联的官僚集团已经成为一种新阶级制度的基础，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一种关于官僚主义本性的合适理论。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论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政工作将会大大简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轮班参加国家的行政管理。M.维贝尔在这一时期的著作却更有先见之明，他在《经济和社会》中论证道，由于行政管理的技术性和计划化的要求，社会主义甚至会变得比资本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化。前不久，两位匈牙利社会学家根据他们匈牙利的经验指出，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新阶级，但这是一个总是与政党的杰出人物相冲突的阶级。从苏联、南斯拉夫到古巴，对不同共产主义社会的种种研究所未能阐明的东西，就是革命后重新产生了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权制度。
4.结构主义
十年前，瑞士心理学家让·皮阿热（Jean Piaget）写道：“人文科学中最普遍的先锋运动倾向之一，就是结构主义，它正在取代原子论的观点和‘整体论’的解释。”十年前还可能是先锋运动，今天却已形成一股洪流。结构主义几乎横扫了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出现了大量的文献。其中特别有名的人物有心理学方面的皮阿热，人类学方面的列维-斯特劳斯，精神分析学方面的J.拉坎（Jacques Lacan），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阿尔都塞，认识论和思想史方面的M.福柯，文学方面的J.德里达和R.巴尔特斯。F.索绪尔和R.雅科布逊的著作以及与他们的名字相联系的语言学革命，则是目前结构主义的渊源。
什么是结构主义？在上述这些人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一致的看法。巴尔特斯认为：“很难给结构主义下一个合适的定义。”H.加特纳在他通俗易懂的著作《对精神的探索：皮阿热、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运动》中一开始就不主张下定义。《结构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列维-斯特劳斯》一书的编者这样评论道：“结构主义曾被描述为一种方法、一种运动、一种学术上的时髦和一种思想体系。这些说法中的每种都有点道理。因为结构主义是一种松散的、不定形的、多方面的现象，它没有明确的界限，其中没有一个带头的坚实的学者集体，在人们以为是结构主义的学者们中间，也没有一套确定的学说。结构主义涉及许多学科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心理学、哲学。”编者们把结构主义的渊源说成是19世纪的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索绪尔的思想。
如果人们企图理解结构主义的特点，就必须把它看成具有一种特殊认识论纲领的运动，不论其应用如何五花八门。我们也许可以发现这一纲领的六大要素。
（1）根据自然科学模式探索不变关系。在这方面，起点是伽利略。尤其是伽利略不研究“具体的”物体，而研究它们的抽象特性，不研究一个落体，而研究质量、加速度、速度这类属性，他还企图找到驾驭任何具体物体的量的关系，即这些特性之间的量的关系。结构主义不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它认为可以发现物理现象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同构”、结构。
（2）反历史主义，或反“历时态”分析。结构主义否认现象要通过它的起源来理解。
（3）反主观性。结构主义试图不以人的主体（即个人意识或思维意识、先验自我）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而以个人之间的关系、相互作用的产物和对象、还有语言符号以及不变的结构等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可以说符号（code）凌驾于符号所代表的东西（内容）之上，同时态高于历时态，模型高于形形色色的事实。
（4）语言结构作为思维方式和由该方式得出的关系法则的具体化，它与所有其他文化关系的模式是吻合的。几乎所有结构主义理论的一个共同思想来源于索绪尔的下述思想：语言是一种符号排列系统，它是一种独特的系统，有其自身的法则和性质，可以在不涉及历史，不涉及语言以外的因素而加以陈述，就像弈棋要遵循着一套走棋规则一样。凭着这种见解，列维-斯特劳斯就认为，所有文化现象都应该看成是符号
（5）思想的根本结构是合乎理性的，这一论点虽然更大程度上属于列维-斯特劳斯和皮阿热，但在另一种情况下，N.乔姆斯基的理论也符合这一思想。在思想史中，上述这一思想产生了两个重大的结果。第一，消除了野蛮人思想和现代人思想作为两种不同思想类型的差别。原先人们认为，野蛮人的思想是由巫术来统治的，是先于逻辑的；现代人的思想却是由科学支配的，是逻辑的。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野蛮人的思想与现代人同样是有逻辑的，无非有其特殊的方式而已。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氏族图腾不是某种抽象禁忌的巫术符号或灵魂符号，而是一种施行婚姻法规的手段。因为图腾的功能是用来确定一个人的氏族，并实行内部通婚和外部通婚的法规。总之，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强化禁止乱婚的戒律。
第二，关于结构主义的19世纪的祖先是谁的问题。过去一百年来，有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观念几乎渗透到社会科学的每一种学说中去。这个观念是在理性世界的外观之下，是潜在的非理性结构。在马克思看来，按照合理的个人利益，在形式上自由的商品交换之下，是市场的无政府主义，并把人降低为物。在弗洛伊德看来，在文明（社会的超我）的外表下，同时存在着骚乱和侵略。在帕累托看来，在思想逻辑系统下边，有着情感的残渣。在维贝尔看来，在为了达到目的而合理考虑手段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机能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内，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但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皮阿热和乔姆斯基看来，在世界的无秩序和动乱的后面，在丰富多彩的文化和为数众多的语言的后边，存在着一个理性的和有秩序的下层结构。共同的根源是语言学的特征、心灵的特性。乔姆斯基认为，心灵具有概括法则的先天功能，而语言本身，语法和句法具有一套埋藏在深层结构中的特性，这种结构能够由心灵直觉地感知和概括。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尽管文化十分复杂，但是存在着一个不变形态的有限集合，这些形态能够根据变换法则被译出、被理解。
（6）形式主义倾向。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分析中得出了基本的论点：任何关系的内容都是有特性的，决定的东西是关系自身的结构。一旦这些结构被确定了，人类学家就能够找到变换法则，使他们能够确定有限数目的形式，从而种种关系都能够加以分类。
结构主义者已写出了大量的著作。重要的不是这些著作的特殊内容，而是结构主义的意图及其影响所及的范围，结构主义企图通过构造人类心灵的普遍理论，至少能抓住“理性之梦”。结构主义也确实是一种逻辑，这种逻辑的模型就是数学，并且像数学一样。结构主义感兴趣的不是内容，而是关系以及在组合形态中扩大关系的数目。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8期）
[1] 本文摘译自《今日的伟大思想：1980》，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范岱年译，蜀马尹铭校。
[2] 作者信息：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1919年5月10日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血统的工人家庭。1939年获纽约市立学院理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