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裘辉

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有两类知识。一类是物质生产方面的知识，如渔、猎、农、牧、百工、技艺。这些都与人类的物质生活直接有关。另一类则是属于精神方面的，如道德、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学、历史，等等。这方面的知识都与社会和人的精神生活有关。

虽然这些知识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它们成为科学则是近几百年的事。J.贝尔纳认为科学革命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1440—1540年），随后的发展与今天相比是很缓慢的。当时除数学，如欧几里德几何学和天文学（哥白尼系统）以外，只有零零星星的发现和发明，谈不到系统化的科学知识。到17世纪才有牛顿的一个比较完善的力学系统。在社会科学方面，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等，当然都是古老的学科，但现代经济学是到资本主义时代才出现的。社会学则更晚了。所以贝尔纳写道：社会科学总的说来是最晚出世、最不完整的。但是贝尔纳似乎在这里只是指西方的社会科学。他的这个提法没有把19世纪中叶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考虑在内。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最完整的社会科学。这应该说是贝尔纳的疏忽，因为他在所著《科学史》一书中，还大量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并批评了西方社会科学。

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制度中，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进行统治的需要，总是重视哲学和社会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与技术。只是到了资本主义逐渐兴起，后来资产阶级执政的时代（首先在荷兰、英国），他们为了发展生产、商业和取得利润，自然科学与技术才越来越受到重视，其发展也就越来越迅速，越精深。从此大量的才智之士就纷纷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到了18世纪，英国最先发生工业革命，自然科学和技术于是更加突飞猛进。

马克思从来主张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这两个命题指明了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它们双方是互为依据、互相促进的。但现实情况是，在资本主义初期，西方人重视自然科学和技术甚于社会科学，因此自然科学和技术大大发展，而社会科学则相对地较少受人注意。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到了20世纪60年代，单单重视自然科学与技术的情况在西方开始改变。例如在美国，学习社会科学之风越来越盛，渐有赶上学习自然科学与技术之势。

西方的社会科学，从来就有双重目的。一是为了延续资本主义社会，为它作种种辩护。二是早期曾为反封建、争民主、提倡理智而努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越来越密切的结合，有其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原因，但也还有学术本身发展方面的原因。由于数学、电子计算机、生物学、心理学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本身的研究日益精密、具体、深入，才使一些综合性学科能够出现。

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恩格斯从自然科学研究中得出唯物辩证法，主张用这种方法理解自然现象。西方也有许多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研究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但他们的结论往往与恩格斯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既不赞成唯物论，也不同意辩证法。究竟问题在哪里呢？先谈唯物论，无论什么人，要想解释现实或改造现实世界，不管他嘴上怎么说，他的思维方法和行动，必须是唯物的。以列宁对马赫的批判为例。马赫把物理学看作是感觉的联系，实际上是玩弄哲学名词，因为他在做物理试验时，使用的毕竟是物而不是感觉。物所固有的现象引起人的感觉，人又凭感觉推知物的存在和本质。这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也就是唯物主义者所主张的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接着又从新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新的理性认识的过程。马赫掐头去尾，既不重视物所固有的现象，又不去探索物的存在和本质，而单单重视个人的感觉，这种认识当然是不完全的。但也不能说，感觉在认识过程中不是一个必要环节。因为如果单单重视理论，而不重视感性认识，就会见不到不断变化的事物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就会不重视实践，而陷于教条主义和信仰主义。当初西方的实证主义者也曾经是进步的，他们反对宗教信仰，反对臆断和空想，主张凭人们的感觉，想使人们的认识更客观更科学一些。就像中国老话所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如果孤立地谈个人感觉，就堕入唯心主义泥坑里去了。

在辩证法问题上，则要看研究对象的变化情况和研究的目的。有些不用辩证法就无从研究，有些则不用也可以。我们知道，大多数西方大科学家是不相信辩证法的，甚至有些苏联的著名科学家，如兰道等人也不相信。有的还公开提出批评，如J.莫诺，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破产的认识论。我看这里不仅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成见，而且还有深刻的误解。举例说，世界上有些事物发展很迅速，如人类社会。有些研究则本身要求从历史的发展的角度去看，如进化论、天体发生学等。这些学科不用辩证法是理解不了的。但是也有一些事物几乎亘古不变，或变化极为缓慢。例如，一般天文现象、目前存在的动植物界、传统的工程技术、医药，等等，研究这些学科一般使用机械唯物论也可以，或者只在涉及发展变化方面，使用一下辩证法就行了，也许这样比全用辩证法解释，更为通俗易懂。用逻辑术语说，前一种研究要使用质变、量变等观点，后一种可单纯用形式逻辑，不必从发展去看。用另一种比喻，前者可用电影来解释，后者可凭静止摄影去考察，不能认为这一方法就是机械的、不科学的。虽然世界上一切东西从长远时间来说，都在变，但在短时间内，有些事物看起来，也可以说是静止的。那么，对于恩格斯的飞箭“既在此处，又不在此处”，怎样理解呢？在现实世界中，不管时间多短，飞箭总在动，总是“不在此处”，因为时间不能为零，只是在我们思想中，时间可以停下来，暂时为零，飞箭可以不动，即“在此处”。因此，如果对所有自然科学家，不管他们研究的是速变或缓变的现象，都要求他们使用辩证法，这就必然要遭到他们的抵制。的确，不少自然科学家反对在研究某些自然科学部门时使用辩证法，但却赞成在研究人类社会时使用它，这不仅因为人类社会变化迅速，而且还充满着对立的冲突和斗争，不用辩证法不成。这样是否会使辩证法的应用范围变得狭窄呢？不会的。因为人的生活和社会现象都是多变而复杂的，人的一生处处要使用辩证法。在物理学中，使用牛顿力学机会要比使用相对论多，在社会的人的一生中，使用辩证法的机会可能比静止地研究问题的机会还多。而社会的革命和发展则更非用辩证法不可。

凡是牵涉矛盾和发展历史的都要使用辩证法，这在研究自然科学本身历史时也是这样。近年来在西方很著名、几乎已经成了科学史方面的一部经典著作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其中心内容是辩证法，只不过他没有提到恩格斯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辩证法这个名词罢了。他的所谓“范型”（paradigm），其实就包含了质变、飞跃的内容。他说，一切学术理论，先是扩充和深化，到了某一理论“范型”内，已研究得详尽无遗，再也不能发展，并已经无法解释一些新现象的时候，就要被突破，出现新的“范型”。例如，牛顿力学，经过人们充分研究以后，不能解释某种新发现的天文现象，它就会被突破，发生飞跃，出现新的高一级的“范型”，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

社会科学的数学化

近年来，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而使用数学最多也最早的当然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是1935年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数学理论，如运筹学、经济发展理论、投入产出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线性规划法、对策论，等等，都成为解释经济现象和决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工具。另一个使用数学方法较多的学科是社会学。这些都需要比较专门的讨论。我们下面只谈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数学化和使用数学理论方面的一般现象。例如冯·诺伊曼与莫尔根施特恩的《对策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把对策论应用于经济方面。但后来人们大大扩充了对策论的应用范围，用于解释社会上的一般冲突问题，拉波波特又把对策论中的二人零和对局发展到多人非零和对局。所谓二人零和对局，即参加者只有双方甲和乙，而一方所赢的等于另一方所输的，如果把输的数作为负数，赢的数作为正数，两数加起来就等于零。一般人们讨论辩证法的对立面时，只指两个方面。如果这种对立绝对化和势不两立时，其情况就相当于零和对局。但是，二人零和对局只是一种极端情况。社会上的矛盾，往往参加者不只有两个方面，而且也往往不是零和而是非零和，即参加者有都赢（即两利）、都输（两败）或赢多于输，输多于赢的情况。如果把问题绝对化，只会把事情弄糟。民主德国的李勃舍尔在《冲突形势的数学模型和辩证矛盾概念》一文中写道：“双极性理解矛盾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在通常情况下，当思维更深入地理解现实时，就必然认识因果关系，进而认识相互作用的过程。在一定条件下，它以类似的方法从双极的辩证对立面进而考察多极的对立面关系。”在对立程度上，他又说：“实质上这种多样化的程度是很不同的，从各方绝对地或至少实际上绝对互相排斥到较差的不同程度的对立性直至完全符合和绝对的或几乎绝对的互不相干。对策论正是把这种从尖锐的、极化的对立性到各种各样程度较差的对立性表现，作为思维模拟的工具，这种工具比逻辑模型能更好地做出反映。”

系统的概念古已有之。而一般系统论是贝塔朗菲提出来的。“控制论”这一名词则是维纳提出的。这两者都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它们既是数学理论，又是生物理论。贝塔朗菲是生物学家，但苏联的乌耀莫夫解释的一般系统论则几乎完全使用了数学。维纳是著名的数学家，但他为了写控制论，特地学习了生物学；在他写的书中，引用了很多生物学材料。现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都从原来的自然科学理论上升为哲学或思维理论，人们反过来用它们去解释各种社会和自然界现象。目前对于系统论的一般批评是它只注意同时性而不考虑历时性，这样在解释变化迅速的人类社会时，就会看不到社会的发展。用控制论来解释社会现象，也有一个过程。当年维纳在其《把人作为人来使用》（1951）这本小册子中，对于是否能把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研究中，自己也犹豫不决。70年代，盖耶尔编了一本论文集《社会控制论——面向行动者的社会制度》，明确用控制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看来，控制论中的反馈、自稳定、超稳定等理论是可以用来说明社会现象的。因为有社会就有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通信，有通信就有反应，这种反应在控制论术语中就叫反馈。反馈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因为反馈的渠道可能出问题。另外，反馈又可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正反馈就是你说的我赞成，我照着你要求的去做。负反馈就是你说的我不赞成，或认为不妥当，不照你说的去办，或照你所要求的去做，但打上一个折扣。比如一个恒温箱，箱里温度高了，刺激感应部分，感应部分发挥作用，使箱内温度降低。到箱内温度太低时，也刺激感应部分，这时它发挥的作用，是使温度升高。在人类政治中，如果只有正反馈，人们之间来往只听到赞成意见，看似一致其实最不一致。按照控制论理论，单是正反馈只扩大活动幅度，但不起控制作用。在系统论中，来回的正反馈必然最后要破坏系统。必须也用负反馈。它既起控制的作用，又起使系统稳定的作用。

用一般系统论和控制论去解释人类社会时，必须着重注意如下一点：在人类社会这个复杂的大系统中，其要素（即构成系统的各部分、单位）是具有意识的人和人群，而不是一般生物，更不是无生物。过去贝塔朗菲和维纳提到的系统却是生物或生理系统，系统中的要素是无意识的，它们都从属于系统，它们的地位是天然或天生地决定了的，不可以转换。也许历史上的奴隶社会、封建国家有些与此相似。今天的人类社会则不然，今天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地位不是天生地决定的，也不应是绝对不能转换的，只是因为社会历史原因和社会分工，被置于一定地位上罢了。他们是自由的，又是被置于一定地位中的。所以鲍姆加特纳等人认为：“今天社会中的人或人群的处境有两重性，即他们的行动受到物质、社会结构和文化的限制，同时他们又是创造性地、主动地谱写着自己的历史。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系统分析，应当避免把制度物化，不能认为人类在自然界或社会环境面前无能为力。”（见《社会控制论》卷1，第29—30页）

随着社会科学的数学化，今天与数学结合的社会科学已经很多了，如数理社会学、数理心理学、数理政治学、数理历史学、数理语言学，等等。为什么社会科学要数学化、量化，而且这种现象主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大量出现呢？这不仅与社会科学需要精密化有关，而且也与社会科学必须适合于应用有关。除了应用的目的外，社会科学本身的理论研究，也需要数学，使这些理论更加精密，正如自然科学那样，只有通过数量才能使一个理论更精确。当然，在尽可能作量的研究时，也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忽视甚至抛弃质的研究，何况许多社会现象过于复杂，至少在目前是难以用数量来研究的。

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战”后，生物学各学科大大发展，其中如动物行为学、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大脑研究，等等，都是很出色的，其中如N.丁伯根、K.洛伦茨、K.冯·弗里希（均研究动物行为学）、F.克里克（分子生物学、遗传学）、J.埃克尔斯（大脑研究）都是近年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动物行为学产生仿生学（生物学与技术的结合）、生物伦理学，也都成为热门学科。从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和动物行为学出现的一门新学科“社会生物学”引起了社会上的轰动。E.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项综合》（1975年）为这门学科奠定了基础，但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争论。争论焦点是人类行为是不是由先天遗传所决定的。他的另一本书《论人性》（1977年）则更直接谈人的问题。有人批评威尔逊，不应把合群昆虫甚至也不应把灵长类中的行为现象推论到人。大脑研究是目前世界上学者最关心的，研究者最多，也最时髦。第一是因为大脑本身是一种最最复杂的器官，最神秘最不容易了解。第二是因为大脑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希望从研究大脑中得出有关人的心理和精神活动的一些答案。第三是由于电子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人们希望通过大脑研究改进计算机，又从计算机研究去理解大脑，并加深对人工智能的研究。第四是大脑是人类的情报系统，对大脑的研究结果也有利于情报系统的建设。因为大脑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人把各种数据、资料储存到自己的大脑。然后，到一定场合，又把这些东西从大脑中检索出来。在行动时，大脑也起着控制中心的作用，它控制人的本能，就像计算机内存在着软件或程序。

由于人体有1015至1016个细胞，中枢神经系统就有1010个神经细胞，而计算机的晶体管则只有几千、几万个，数目相差太大了。因此无论用计算机的一些原理去理解大脑，或是造出像大脑那样复杂的计算机，或者编制出像大脑那样的能创造性地思维的计算机程序，现在还做不到。但是，今天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们正在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结构语言学、认识心理学、人工智能方面的知识去创造逻辑和思维机器。

另外，也必须提一提人类学。这本来是一个自然科学学科，研究人类起源以及从猿到人的体格变化，但今天已出现哲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虽然费尔巴哈在这方面早已有很好著作，但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被发现以后，人们联系了人性、人道主义、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人等问题来研究人类学。目前在西方，这种研究是很活跃的。

社会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心理学究竟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众说不一。如果认为只有实验心理学才是心理学，其他的都是伪科学或不算是科学，像苏联早期的看法那样，即只有巴甫洛夫心理学才是科学，那么心理学当然是自然科学。但这样不就把这门与社会的一切现象息息相关的科学，排除在社会科学之外了吗？现在苏联和西方国家都把心理学归在社会科学的范围内。但是也有人认为心理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其中有些分支，如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心理学接近自然科学，而另外一些，如文化心理学、宗教心理学等则属于社会科学。事实上，如果把心理学作为社会科学，那么所有社会科学中，实验最多、实验设备最完善的要算心理学，虽然还比不上物理化学等学科。

在国外，现代心理学是一个最热门的学科，这是因为有些国家似乎认为物质生活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精神生活方面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了。美国的《心理学文摘》每年收集几万篇文章就足以证明这点。在学科结合方面，心理学就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同许许多多学科都能结合，如军事心理学、政治心理学、经济行为心理学、工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职业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数学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等。在思想方法上，有发明心理学、问题解答法。从年龄说，有青年心理学、老年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等。

运用计算机来研究的社会科学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布什等，1943年）和迅速改进，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计算机给人和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与后果，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也是难以想象的。按照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计算机将带来怎样一种人类社会呢？未来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来在智慧方面会不会大大超过自然人类的问题，过去的回答总是说，计算机是人造的，它怎么样也超不过人类。后来又有人说，在简单的思维方面可能超过人类，在复杂和创造性思维方面必然不如人类。但这样的论据，目前已逐渐动摇。1981年全美人工智能会议上，纽约象棋专家本杰明与机器人对弈。第一盘他赢了机器人，第二盘却输了。被弄得精疲力竭的本杰明懊丧地承认自己的棋艺不如机器人。像这样的事情，过去是科学家猜测和科学幻想小说家的心爱题材，却已变成事实。看来，电子计算机在思维功能的许多方面，能赶上甚至超过人类，不是不可能的。第一，计算机的记忆、检索能力是永久而无限的，人的记忆和回忆能力则受生理结构的限制，是短暂而有限的。第二，存储到计算机中去的不是一个人的知识，而是很多人的知识，而用计算机检索起来，比到图书中去寻找要迅速而方便。第三，计算机中的半导体或集成线路元件，现在虽还不多，但可增加，以大大提高计算机的效率。从长远说，这种增加可以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则是有限的。第四，目前计算机的单一性思维功能已在逐渐超过人类。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元件增多和能力扩大，在综合性思维功能方面，也有可能通过这些单一性思维功能的联合，而赶上或超过人类，这些都有待专家们去探索。现在有些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不用电子计算机，就无从着手。例如，米都斯写的《增长限度》一书，只有薄薄的200多页，然而作者收集了全世界可能得到的有关材料和数据，按照哈佛斯隆学院J.福勒斯特尔教授创立的“系统动态”法，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出地球上人类生活的发展趋势。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W.列昂节夫的《世界经济的未来》（1977年）一书，仅100多页，但它的一些结论也是用电子计算机对九万多个数据进行计算后得出来的。这样的例子很多。在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数量化和经常应用模型理论来解释现象并进行模拟实验的情况下，电子计算机的运用将越来越成为必要，不论在经济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等方面都是如此。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编制有几千个变项的经济计划时需要电子计算机，则更不必说了。

下面谈几门从内容上分不清属于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学科。

（1）地区研究和地区发展学 地区研究和地区发展学或规划学本身就是综合性学科。前一个学科是早已有的，它研究某一特定地区的地理、历史、资源、自然界、政治、经济、工农业、文化、教育、文学、科学、技术、语言、人口、民族、宗教等，例如中国研究、印度研究等都是无所不包的。据说，这样的研究，现在正在减少，因为范围太大。地区发展研究20年代就在苏联出现过，后来却听不到了；在西方则是近年才出现，而且得到很大发展，它根据当地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研究和设计如何发展这一地区的工农业建设、交通、服务设施、教育、投资，等等，目的是使一个本来贫穷、落后、荒僻、无价值的地区发展成为富庶、有经济价值的地区。目前很热门的城市规划学以及我国新出现的学科“国土经济学”都属于这类性质。在这类学科里，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2）未来学 未来学或未来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先在西方出现的，也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虽然人类自古以来，都幻想着能够预知未来、影响未来、掌握未来。但是只有今天的人才能采取比较科学的方法，或多或少地推知未来某一事件或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并研究采取什么行动去影响未来。未来学之所以出现，首先因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极为迅速，社会变化太快，如果不能迅速适应或控制这种变化，必将遭受重大损害。在西方工商业竞争十分剧烈的条件下，经济与技术预测的准确与否，有关企业存亡，所以当初最大量的预测，是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范围虽小，而准确性则较大。但是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它的范围越来越大，从个别事件的预测扩大到全球事件的预测，例如对全球经济情况的预测，这样的预测也是必要的，但准确性就差了，有时完全错了。在政府方面，社会情况变化迅速，它必须事先有所准备。在政府编制预算，制定各种政策，就各种社会、经济建设做出长远规划时，这些工作本身就都包含着预测因素。但是除了这些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预测外，目前出版了很多关于社会和政治预测的畅销书，如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等等。这些书大都从资产阶级观点研究资本主义前途。关于全球的预测，则有罗马俱乐部的几个报告，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一个报告，即前面提到的米都斯的《增长限度》。作者搜集了大量材料，对人口、资源、工业、食物、污染五个项目作了综合分析，这也是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研究交织在一起的例子。

（3）情报科学 顾名思义，情报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情报（也叫信息）。情报就像一本书。书的内容可以是自然科学、技术，也可以是社会科学、文学，等等。它不能算是物质科学，也不算是精神科学。然而情报确确实实是一种资源。在资本主义国家，它还是一种有时很值钱的商品，就像钢铁、粮食、电力那样。它是国家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一种可以用量来计算的东西。60年代德·索拉·普赖斯就把一国的情报量与国民生产总值联系起来，发现其中的正比关系。1980年，马歇尔计算美国的生产总值中有属于情报性工业。因为地球上的物质资源有限，而情报资源无限，所以情报工业的发展前途是没有限度的。现在情报时代正在来临。有人认为美国到21世纪，将从以各种运输为基础的工业化以后的经济转变为以远程通信为基础的情报处理社会。据说到那个时候“有了情报就有了一切”。当然这里情报意味着各色各样广泛而专精的知识。情报学需要关于出版、计算机、远程通信方面的知识和设备。情报学研究还需要懂得数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图书馆学、情报系统管理学，等等。此外，情报工作人员还往往要熟悉一些专业，无论自然科学方面或社会科学方面的。

自然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结合的结果，必然对研究方法也产生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以问题为中心的综合研究法。这是一种讲求实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探讨问题的各个方面，使用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考虑社会影响、经济效果，等等，提出可供选择的各种解决办法，并估计采用这些办法的利弊。1948年成立的兰德公司是这种综合多种专业的专题研究所的典型。它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家安全和公共福利方面。但是它也研究卫生、教育、运输、通信、贫困、住宅、环境污染等方面的专题。

总之，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不但自然科学和技术是重要的，社会科学也同样重要，它们之间需要紧密合作。社会科学的进展，从方法论和内容上，都需要利用自然科学的成果。只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绩。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