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一续）[1]
[美]D.贝尔[2] 范岱年摘译
一 整体论观点
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战后二十五年有三个运动支配着这个领域。
1.文化与个性
在人类学中，有一门新的跨学科研究叫作“文化与个性”。其基本的思想来自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样式”（1934）。本尼迪克特试图证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基本结构，人们可以用文化的整体性原则来描述各种文化。而这种思想又来自斯宾格勒的《西方的衰退》（1934），其中西方的文化被称为浮士德型，而阿拉伯文化被称为古波斯拜火教僧型。这类似于索罗金《社会与文化动力学》（四卷本，1937—1941）的议论，他认为文化精神可以分为“理智型”和“感情型”，而历史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交替更迭。最重要的是，这种整体论观念是贯串一种文化的一切方面的线索，所以，浮士德型或感情型，是孕育生活的一切方面的要素——从科学到艺术、价值（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原则上，它是马克思的信仰的扩展，马克思认为，起主导作用的生产方式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当作商品，而其他的要素，包括艺术，也成了商品。马克思、斯宾格勒和索罗金在漫长的历史油画上留下了他们的彩笔，而本尼迪克特试图把“整体”观念应用于各种文化。一种文化是和谐的生活方式，一种是狂热的，第三种是压抑的、彼此敌视的。
“文化与个性”的思想很快纳入“民族性”的研究之中。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民族〔《菊花与剑》（1946）〕；弗罗曼分析了日耳曼民族性格中的“肛门虐狂”特征〔《回避自由》（1941）〕；阿多尔诺引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未发表的著作《独裁与家庭》，写了《独裁的个性》（1950），他与两位心理学家合作试图揭示美国社会走向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倾向。也有些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研究俄罗斯人与布尔什维克的性格。有20多年，人类学、个性理论，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社会学，几乎全为“文化与个性”的领域所支配。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整个领域几乎完全消失了。
2.结构
功能主义社会学 第二个希望是在社会学方面，在那里，对功能主义的强调也支配了这个领域，直到70年代初。权威人物是哈佛的帕森斯。在他看来，一个社会是通过它的“价值（伦理准则）系统”结合为一个整体，这些价值（伦理准则）表示为支配行为的准则，或者规定了个人所起的作用，将社会中的基本行为模式合法化。但是，帕森斯还有更大得多的雄心：创造一个社会行为的一般理论。为此，帕森斯必须达到两个理论目标。第一，要定义一组术语，它们可以给出行为的可能组合的详尽范围。社会学，直到20世纪初，主要用历史术语来描述，例如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从奴隶制到封建制到资本主义的社会进化概念。但是马克思假定了这种进化的决定论模式，在进化过程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当然后继者。第二，要论证历史的一般进展或多或少是不可抗拒的。
如果这样的一种决定论并不存在，那么人们就陷于历史相对主义的泥沼中了。
第一代社会学家试图回避这种决定论历史哲学或者非决定性的相对主义，试图通过规定社会关系的某些形式的、非历史的类型（例如团体和社会、或者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传统的和理性的行为），将社会模式加以分类。基本的对立是紧密结合、直接接触的、原始的和未分化的集团（家族或部落）与城市社会的没有人情味的、泛泛交往的、分化的类型。
在帕森斯看来，这种类型学太简单了，他试图代之以他〔在《社会制度》（1951）中〕称之为基本“模式变量”的东西：
规范：普遍论的或特殊论的
地位：争取到的或外加的
义务：特定的或多样的
情绪：中立的或带感情的
规范是普遍论的，如果价值（伦理准则）系统对一切人都是适用的；准则是特殊论的，则某些集团受到特殊的优待。地位要么是根据个人能力争取到的，要么是外加的，例如由于出身或委派。在社会流动性方面，美国更为开放（普遍论的），英国则更受限制（特殊论的）。
帕森斯进一步试图建立一个行动的普遍理论，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体系来分析社会行动。普遍理论不探讨具体的社会，而是作为一种分析的抽象的社会。在帕森斯的方案中，有一个文化系统（具有四个方面：认识的、表现的、评价的、超验的）。
同样，帕森斯竭力要证明任何社会如何力图通过四种功能——确定目标、整体化、适应性和紧张关系的管理——维持它的稳定性或平衡，而不同的社会机构——经济、政府、文化机构——在执行这种或那种功能方面变得专业化了。
马克思曾想用“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方式阶级斗争”等建立一个普遍的社会理论。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秘密在于以生产方式为根源的基本阶级划分，他没有什么办法来说明政治和文化系统的自律或变化。（例如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德国、战后联邦德国在经济制度上都是资本主义，可是在政治结构上有很大区别。）M.维贝尔试图首先通过探讨社会中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类型而提供一个分析的框架。帕森斯试图写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学从而在非历史分析的逻辑上走得最远。他在35年内所做的这种巨大努力，是他对社会科学的巨大贡献之一。
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曾被指责为政治上保守，因为它集中注意整体化和平衡。但是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根本上确实是认识论问题和哲学问题。马克思试图创造一个普遍的理论，是功能主义的，因为他假定每个社会都通过某种内部原则联系在一起，这个原则在他看来就是生产方式。帕森斯把这一逻辑推到极端，企图创造一个全面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行动的形态学。不仅如此，它是这一代人的伟大智力贡献之一。但是，或许未能实现原来的希望，这并不意味着不够伟大；它不过表明，实现目标必然可以比理解目标更伟大。
3.社会政策研究
社会科学中第三个重大希望是明显的，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就是为了社会政策的目的而应用社会科学的努力。因为这些努力是如此多种多样，而其中许多又是纯经验的，所以很难把这些努力集合成一个清单，即使是重大意义的探索也是如此。但我可以简要地指出这些运动的意图和性质。
（a）社会指标 “二战”后经济学家建立宏观经济计算的系统的例子，必然使社会学家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创造类似的社会指标系统？例如，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多少钱用于医生、护士和医院，但是国家是否更为“健康”？我们知道有多少钱用于学校和教师，但是学生是否学会了更多的知识？又如，我们有大规模的移民从农村走向城市，在国家中有巨大的地区转移，这种移民是否破坏了家庭？移民率与犯罪率之间有无关系？如此等等。1966年，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建立了一个由D.贝尔和W.戈尔汉姆为首的社会指标专家小组，于1966年发表了一个《社会报告》。此后做了许多努力，建立了关于合适环境、生活质量等各种不同的社会指标。由于各种原因，结果是有好有坏，预期的希望大部分没有达到。
（b）社会预测 1965年，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以D.贝尔为主席的“2000年委员会”，它有30个委员，其中包括W.列昂节夫、布热津斯基等人。在两本书（一本是贝尔编的《走向2000年》，1968；另一本是H.卡恩和A.维纳编的《2000年》，1967）出版以后，建立了十个工作组探索各种问题，从美国政府结构（其结果是H.S.佩尔洛夫编的《美国政府的未来——到2000年》，1971）到价值（伦理准则）和权利、生命循环、计算机的未来、文化制度等问题。
“未来主义”运动急剧而又广泛地扩展。类似的运动开始于英国、法国和波兰。大量的组织致力于系统的预测。世界未来学会是一个有25000名会员的组织，已成为对各种研究与思辨进行交换的场所。而其结果也远远落后于原来的希望。
（c）社会评价 今天社会评价已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特点。既然成十亿的美金用于政府计划，政府当然也要知道计划执行得怎样？研究结果可以指导政策到什么程度。
社会评价最杰出的例子——十年来受到最大关注的一项工作——是所谓的《柯耳曼报告》，这是由J.S.柯耳曼作出的，内容是关于种族隔离的学校环境对美国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成绩的影响。
1964年的民权法案包含了一个条款，它使得教育专员执行了一项调査：由于种族、宗教和天然的原因“而失去受同等教育的机会”。在两年之内，柯耳曼和他的合作者在50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4000所学校对近60万个儿童（在五个不同年级）进行了测验，同时也询问了60000名老师以及这些学校的校长。1966年美国政府出版局出版了737页的报告。
报告做出两点结论：（1）少数民族儿童在入学之初，在一年级就感到严重缺乏教育，这显然不是学校造成的结果；（2）他们到了学校生活的终了（第十二年级），甚至有更严重缺乏教育的表现，显然有一部分是由于学校造成的结果。柯耳曼论证道：“教育机会不平等的根源看来首先在于家庭本身以及家庭附近的文化影响；然后在于学校没有能力摆脱家庭的影响，也在于学校文化的单一性，它使得家庭及其环境的社会影响永久化。”这个报告开始未被人们注意。直到公共政策季刊《公众利益》开始讨论以后，才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特别是在黑人社会。其反应是：如果事情确是这样，那么学校中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必须结束。《柯耳曼报告》或许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给人印象最深的社会科学报告。它的结论和命运都是富有教益的。
二 困难与失望
如果人们回顾从1940—1970年社会科学中的重大进展，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有限制、有保留的。
1.经济学
（a）凯恩斯理论已日益受到攻击。理由之一是它忽视货币理论。对于马歇尔时代的新经典经济学家，经济活动水平为货币量和货币政策所量度，在某种程度上为它们所控制。对于凯恩斯学派，至少在他们中的极端分子看来，货币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看到，在不景气年代，货币储备与集体需求水平之间只有微弱的联系，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对经济活动水平很少、甚至没有影响。近十年来这种观点受到M.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的猛烈挑战。第二个因素是“宏观经济”政策作为管理经济的一种手段是太粗略了。因此，经济学家转向“微观经济学”或者个人与公司的行为，并正在试图理解微观与宏观活动之间的关系。第三个论据是，凯恩斯经济学主要集中注意于有效需求，认为供应仅仅是对需求变化的一种反应；可是现在的论点是：供应的变化（例如新能源的投资、取代有限的金属和矿物）更是政府政策的一个职能，或者从长期愿景来看，凯恩斯理论不再适用于处理这些问题。
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的难以控制。凯恩斯经济学的发迹是由于它能够提出有助于从衰退到复苏的措施。可是凯恩斯理论看来不能解决通货膨胀，而这遭到了货币学派的反击。
（b）国民生产总值。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评价经济增长已受到质疑。第一，国民生产总值是市场中交易的量度，因此必然不能考虑到家庭主妇的服务和农庄中的消费。第二，国民生产总值是所有产品和服务的总和而没有对它们做出区分。因此，如果一个工厂把废料注入河中，那就必须来清除污染，然后把减少污染的费用加到国民生产总值中去。近年来，像托炳这样的经济学家主张用一个净的国家福利指数去修正国民生产总值，把这种实际不增加生活质量的生产从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但是，要给生活质量与福利的概念下一个定义，这方面的困难是很大的。
（c）计量经济模型。计量经济模型变得空前复杂，使用得也空前广泛，但是预测的准确性问题使得模型设计者极为苦恼。这有两个原因：一是重要的变量是外生的，即存在于系统之外，例如政治决定，这些是难以预料的；二是不确定程度的上升（如人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对付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干扰，而模型在有严重起伏时不易反映这些干扰。
2.认识科学
设计经济模型是困难的，作精神的模型就更困难了。问题就在于“复杂性”。人体细胞数大约达1015到1016数量级。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数在1010数量级左右。冯·诺伊曼曾说：“对于这种复杂程度的系统，我们过去毫无经验。”我们是否能掌握这种复杂性还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语言学也有某些未预料到的障碍。语言学家开始发现词序的基本句法规则，数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认为机器翻译是比较简单的事情。但是，自然语言如果按句法规则进行机器翻译，就有语义的困难，不容易把一种语言等同于另一种语言。例如成语“out of sight，out of mind”（眼不见，心不想），用机器翻成中文，再译成英文就会成为“invisible idiot”（看不见的白痴）。今天的语言学家已几乎完全放弃了机器翻译的思想。
3.人类学与社会学
（a）如果说复杂性是认识科学的绊脚石，简单性却使某些社会学理论失效。“文化与个性”这个大领域几乎完全消失的理由之一是在巨大复杂的社会中难以用比喻的和整体论的术语来分辨不同的文化模式。令人惊讶的是，看一看任何社会，似乎都存在对立的文化模式，或者互相继承，使得文化模式的稳定性成了问题。例如，有人说英国人是讲究实用、注重事实和功利主义的，奉公守法、行为端正；而有人又强调英国人生活的浪漫主义、拘泥于传统和它的保守主义，而其他一些人又强调英国人的狂暴、摆地主和绅士架子。
在另一个意义上，帕森斯的方案是太形式化了。作者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中曾提问：是否人们可以用整体论术语看一个社会。社会是选言性质的，理由有二。一是，看一看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每一个领域都有不同的主导原则，它们常常是彼此对立的。在现代西方社会，经济是由效率、专业化和极大化原理支配的，其中个人是按他们的作用分别对待的。主导的结构是官僚机构化。在政治形态方面，主导原则是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机会均等，甚至某些需求均等、成果均等，而主导原则是一种分享原则。因此，在官僚化与分享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在过去70年内支配了西方社会。文化的主导原则是自我实现，其极端是自我满足，这种文化提倡的强调个人、享乐主义又与经济的效率原则甚至和劳动道德相冲突。
如果看一看社会变革，也有不同的分离倾向。在技术经济领域，有一种“线性”原理，因为有明确的置换法则：如果一个机器、工具或产品更便宜、更好、效率更高、更节能，它就取代它的前辈。但在文化中却没有线性原理，或者甚至没有“进步”。包列兹并不取代巴赫，二者共存。文化扩大了人类的道德的和表现的全部剧目。可是，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文化与经济并不适合，那么把文明看成一个整体的观念，例如黑格尔所说的希腊和罗马文明、现代世界文明，或者马克思的社会进化方案中的相继的生产方式，或者斯宾格勒或汤因比的各种术语就都错了。如果这种分离理论是正确的，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案把历史的不同时期加以归类。
（b）在使用社会科学于政策方面也面临着方法论与政治上的困难。在社会指标方面，主要问题是概念上的困难。例如人们问：一个国家怎么叫更为健康？很快的、习惯的回答是人们更为长寿。但是人们活得更长，在医院里住的时间更长，医药费用更高。经济学比较简单，把苹果、梨、马铃薯、汽车都用一个尺度——钱——来衡量。但是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健康呢？又如，用什么来衡量罪行的大小？如何把杀人犯、强奸犯、打人犯、盗窃犯等的罪行都用一个指标来衡量？在罪行方面，这就是判刑“时间”。一个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应该监禁多少年？这里的困难是判罪的可变性。所以，从概念上讲，近年来社会指标的遭遇也不佳。
社会预测遇到了另一种困难。这里需要区分预言与预测。预言要确认一个事件：谁将当选？谁将继任勃列日涅夫？这些事件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制约，所以预言很少可能，这是机密谍报和内部情报的一种职能。社会预测是试图找出有关的各种社会结构或主要的结构关系，以便人们可以断言哪一类问题在往后某个时期将会发生。
这些结构中，有些是与人口方面有关的。例如，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人口中，17岁以下的占40%—50%，西方工业化国家占20%—27%。这意味着墨西哥在今后十年内将进入劳动力与高等学校的人口比率将增加一倍。墨西哥经济如何吸收这一大群年轻人？又如，在苏联，亚洲地区的出生率为欧洲地区的一倍，15年内，俄罗斯人将成为苏联的少数民族。苏联十个兵士中，将有三个是穆斯林。苏联计划工作者将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如果他们把大量、过剩人口从中亚移到欧洲俄国地区，就要冒民族关系紧张的危险。如果他们在亚洲地区建立新的工厂与装备，那就要产生巨大的投资的新问题，并要冒失去政治控制的危险。总之，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对付（主要是政治方面）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证明，在西方社会有一种从制造工业（产品生产）向服务行业转栘的趋势，正如前50年由农业转向工业一样。例如在美国，到2000年，将只有10%的劳动力是工业工人，而今天有17%的劳动力在工厂劳动，如果将微处理机与数字控制机床运用于生产，那么这种机器取代人的劳动的过程将更快。10%看来似乎很低，但是谁在50年前会预料到今天美国只有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为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生产食物？因此，从工业体制到后工业体制的转移，是社会结构部署的转移。
4.社会科学的极限
如果人们回顾一下“二战”后25年来社会科学可望提供的东西和未能实现的情况这不应该使人们对它丧失信心，而是要认识科学的各种极限。
（a）一个理论或一个模型必然是实在的一种简化。没有理论和模型可以完全表示五花八门的实在的全部多样性。认为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怀特海所说的“把具体性放错位置的谬误”那种错误。在这种意义上，任何理论在探讨一个具体的实在（特别是一个社会实在）时，必然有某种不适合的地方。
（b）一门科学——任何科学——只能探讨一类事件，而不能探讨特殊事件。科学发现它探讨的实在如果具有抽象的、均匀的、具有可用线性术语表述的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就更易于处理，因为非线性方程的数学是极为有限的。物理学和化学的简单性在于它处理的是均匀的因素。但是社会科学常常研究特殊情况或特殊事件，例如个人的意志和品格。正如胡克在《历史中的英雄》（1943）这本书中所指出的，有“创造时势”的人，但时势并不一定在正确的时间造就出正确的人。没有列宁的钢铁意志，就不一定会出现十月革命。如果不是戴高乐在1958年继任总理，阿尔及利亚法军反对法国政府的叛变也可能成功。
（c）大多数事件（即使在物理世界中也是如此）都不是完全决定论的，而是随机的，即它们涉及规则或偶然的概率，我们并不完全生活在牛顿式的宇宙之中；在量子物理的微观世界或社会中，都不是牛顿的决定论的。近几十年来，处理概率的新数学发展很快。但是，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普曼曾指出，超过某个界限，外加复杂性的引入可以使得到的结果越来越不可靠。因此，想得到完全的信息的努力只能是自欺欺人。
战后25年内，在方法论和技术上出现了惊人的进展。在对策论、决策论和可行性理论中都是如此，它们都是整理问题的方法，而更重要的是澄清选择的方法。在经济学中，在成本—利润分析和线性规划中已取得一些进展。在社会学中，发展了多重回归方法和网络分析方法。
技术本身，如果不能应用，就是无用的。在一种意义上，方法论和技术的进展已超过了我们的理论，而理论时常还采取不能检验的形式。
以上是“二战”后社会科学答应提供的一些东西，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有一些新的重要转折，其中有某些新的激进的起点，例如社会生物学、经济学的突破与许多新方法的发展（特别是微观经济学）。在社会学中我们看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向注释学转变，以及与前一时期的实证主义的相对立的解释社会学。而在心理学和人类学中，则有结构主义的兴起，对皮阿热有新的高度评价，而列维-斯特劳斯像新星爆发一样作为一个主要人物而出现。这些将在下一部分探讨。（待续）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8期）
[1] 本文摘译自《今日的伟大思想：1979》，芝加哥，1979年，第139—181页。
[2] 作者信息：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1919年5月10日生于纽约一个犹太血统的工人家庭。1939年获纽约市立学院理学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