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1]
[美]D.贝尔[2] 范岱年摘译
1971年2月，K.多伊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列举了从1900—1965年社会科学中的62项重大进展。这62项如下表：
其中，（I）心理学方面的贡献是：
1.弗洛伊德等人的心理分析和精神分析心理
2.杜威等人的实用和行为心理学（1905—1940）
3.桑戴克等人的学习理论（1905—1940）
4.宾纳特等人的智力测验（1905—1927）
5.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1910—1930）
6.韦尔台梅尔等人的格式塔心理学（1912—1932）
7.罗夏赫等人的投射测验（1923）
8.豪克海默等人的专断人物与家庭结构（1930—1962）
9.列文等人的关于小集体的实验研究（1932—1936）
10.盖洛普等人的态度调查和民意测验（1936—1942）
11.斯金纳的运算规定与学习，教学机（1938—1958）
12.格特曼等人的标度理论（1941—1954）
13.拉波尔特的冲突理论与变和博弈（1960—）
（II）经济学方面的贡献是：
1.帕累托等的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和量度（1900—1908）
2.熊彼得等人的革新在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作用（1908—1966）
3.克拉申等人的中央经济计划（1920—1926）
4.庇古等人的社会福利在政治与经济学中的功能（1920—1956）
5.凯恩斯的经济倾向、就业与财政政策（1928—1944）
6.张伯伦等人的垄断竞争经济学（1930—1933）
7.库兹涅茨等人的国家收入计算（1933—1953）
8.列昂节夫的投入—产出分析（1936—1953）
9.康托罗维奇等人的线性规划（1938—1958）
10.罗申斯坦—罗丹等人的经济发展理论（1943—1958）
11.廷伯根等人的计量经济学（1935—1964）
12.克莱因等人的经济系统的计算机模拟（1947—1960）
（III）政治学方面的贡献：
1.列宁的一党领导组织和革命理论（1900—1917）
2.B.韦伯等人的渐进的社会变革（1900—1938）
3.列宁等人的一党制的苏维埃国家（1917—1921）
4.甘地的大规模非暴力政治行动（1918—1934）
5.里查等人的对战争的定量数学研究（1921—1966）
6.麦里安等人的定量政治科学和基本理论（1925—1936）
7.毛泽东的农民和游击队组织和政府（1929—1949）
8.拉斯韦尔等人的内容分析（1938—1956）
9.多伊奇等人对民族主义和一体化的量的模型的研究（1942—1967）
10.希契的成本—效益分析（计划程序与预算）（1956—1963）
11.麦克菲、西蒙等人的社会政治制度的计算机模拟（1956—1966）
（IV）数理统计方面的贡献：
1.皮耳逊等人的相关分析与社会理论（1900—1948）
2.瑟斯顿的因子分析（1926—1948）
3.杰柯布逊和布拉格学派和乔姆斯基的结构语言学（1927—1967）
4.冯·诺伊曼等人的对策论（1928—1958）
5.汉森的社会研究中的大尺度取样（1930—1953）
6.瓦耳德的统计决策理论（1939—1950）
7.布拉凯特等人的运筹学研究和系统分析（1941—1958）
8.布什等人的计算机（1943—1958）
9.申农、维纳的信息论、控制论和反馈系统（1944—1958）
10.西蒙的分级的计算机化决策模型（1950—1965）
11.柯耳曼的社会过程的随机模型（1965）
（V）社会学方面的贡献有：
1.M.维贝尔的官僚政治、文化和价值的社会学（1900—1921）
2.莫斯卡等人的优秀人才研究（1900—1952）
3.莫林诺的社会计量学与社会图解学（1915—1943）
4.曼海姆、默顿、普赖斯的知识和科学社会学（1923—1960）
5.派克等人的生态系统理论（1926—1938）
6.R.林德等人的社区研究（1929—1962）
7.斯陶弗等人的与社会理论有关的多变量分析（1944—1954）
（VI）哲学、逻辑和科学史方面的贡献有：
1.罗素、怀特海的逻辑与数学的统一（1905—1914）
2.施里克、卡尔纳普等人的逻辑经验论与科学的统一（1921—1950）
3.布里治曼的操作定义（1927—1938）
4.贝塔朗菲等人的普通系统论（1936，1956）
5.康南特、柯亨、库恩、普赖斯的科学认识动力学（1946—1964）
（VII）人类学方面的贡献有：
1.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和社会学（1925）
2.本涅狄克特、皮阿热等人的文化、个性与比较儿童教育（1930—1960）
3.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结构主义（1949—1966）
在所有这些重大进展中，定量的问题或发现占三分之二，在1930年以后的进展中，则占六分之五。
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了新的威望和影响。其原因有五。
（1）由于精密的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入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停留在观念或咬文嚼字上，而成了可以用经验的、可验证的形式表述的命题。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硬”科学。
（2）由于[自然]科学的光辉影响，特别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关键性作用，如果广泛动员自然科学的力量，就可以产生科学和技术的突破，为什么不能在社会科学中做类似的动员产生类似的结果呢？为战争动员经济学的力量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3）“二战”后美国大学的巨大发展，扩大了教授的队伍，增加了从事研究人员的数量。
（4）美苏之间的冷战，使美国政府需要研究苏联、中国、东南亚、非洲、中东、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语言的专家。在军事方面不仅需要武器专家，还需要从事系统分析、运筹学和后勤计划的人员。大学和企业也需要大批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学方面的专家。
（5）新发现了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在60年代。这些问题是：不公平待遇、贫困、家庭破裂、住宅环境恶劣、种族骚动、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等。政府为了很快应付这些问题，需要社会科学专家作顾问。
所以，在过去30年内，社会科学成了公众最注意的学科，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虽然社会科学的许多重新组合与突破早在“二战”结束之前，但对社会科学的关注，为社会科学要求应有的权利，却主要是战后的事情。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从1945—1970年，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希望——在学科、方法论和技术以及社会计划方面，它们标志着社会科学的时代来到了。
经济学
战后，特别是60年代，经济学家被认为不仅“有权回答”经济管理问题，而且还能制定其他社会计划。1969年建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承认经济学地位的象征。在卡特的15名阁员中，有4名是经济学博士。这一时期，经济学在六个领域稳步前进。
1.凯恩斯的革命
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就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而言，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恢复经济平衡不是自动的，但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实现。凯恩斯的诊断有两个要素：一是这个制度中的储蓄并不自动地转为投资，即使利率高也是如此；二是经济活动水平以及就业水平取决于整个需求。因此凯恩斯处方的核心即今天所谓的“需求管理”，其机制就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即税收水平与政府开支的程度。
2.国民收入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一词现已广泛使用，但采用的时间还很短。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的预算咨文第一次提议估价国民生产总值。而最早做这方面计算的是30年代美国的库兹涅茨（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英国的克拉克。
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在一年内提供的全部货物与劳务的货币价值的总和。它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一切生产阶段上对货物与劳务的需求，这点反映在货物与劳务的价格上；二是生产这些货物与提供这些劳务的个人的收入。
国民收入计算像是建立经济制度的一块块基石。它们表明了整个国民产品中所用原材料、中间产品与劳务以及全部最终需求所占的比例。由此，人们可以算出生产过程每一阶段所增加的价值。在账目的另一方，我们可以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用于个人消费、政府与企业公司等的比例。
每年的数据告诉我们经济活动的水平；年复一年的数据使我们可以衡量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等等。因为每一个大企业公司都预先在一定程度上作计划（例如资本增长、库存规模、劳动资本量、劳动力来源等），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测明显地影响它们的计划与决策。对政府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就业水平、未使用的经济能力、经济活动的预期规模的基本工具，以便安排增长目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3.投入—产出分析
列昂节夫（197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建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法是经济系统的生理学，它反映各工业部门之间的交易与流通，每一工业的投入或产出方面的变动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投入产出表的观念渊源于18世纪后期法国重农主义者的经济表。投入—产出表是矩形方格，其核心是81行×81列的正方矩阵，共有6561个方格，它们是经济的蜂房。每一行代表一种工业，表格表明各工业之间的交易，每一工业与其他工业之间的买卖，这种交易、买卖把高度分化的系统连接为一个整体。
为了分析的目的，81种工业分为七个基本方面，例如基本金属（如钢），基本非金属（如玻璃、纸、木材、塑料），能源（如石油、天然气、煤），金属制品（如汽车、飞机），非金属制品（如鞋、衣服、家具），等等。右边的十列把这些交易集合成国民生产总值。……
在每一方格内，是投入—产出系数的值。由此人们可以一眼看出每一方格中货币的投入量与整个一类工业的产出量之比。列昂节夫在30年代后期开始这项工作，花了五年时间完成这个经济表。随着高速计算机的引入，投入—产出表成了计划与分析的主要工具。因此，用一个完整的投入—产出表，人们可以很快算出石油价格涨五倍对所有其他工业与经济部门的影响。这样，投入—产出表允许对政府和其他方面的不同措施对整个经济系统的“生理学”的影响作“同位素的示踪”。
4.数学分析与经济模型
数学分析最初是用代数或其他数学符号来表示一些变量（消费与投资，工资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计量经济学是从统计的量集（即特定指标和变量之和）开始的，当这些量集纳入经济模型时它们被表示为这些变量系数，而模型本身取数学的形式。
数学在经济学中已有漫长的历史。而现代数学分析开始于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他认为经济学只有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得到进展。30年前，经济学研究生很少甚至不用数学，而今天的经济学研究生如不精通高等代数和微积分，就不能入学。
计量经济学是通过统计推理和数学模型将经济理论作经验的应用。美国经济学的统计分析主要始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米切耳。米切耳精通正统的经济理论，这种理论似乎是抽象的和演绎的，而他断言，人们只有通过对现实活动作经验研究才能理解经济学。他开始绘制商业循环图，后来他的学生伯恩斯等开始构造不同时间—序列的统计指标（如零售、货币供应、存货等）。从这项开创性工作出发，开始构造像消费品价格指标这类集合指标，后来，由库兹涅茨的工作，开始国家收入计算。
模型是实在的一种表示。人们可以有物理模型，如飞机的小模型、原子的图像模型，或者把关系（如价格水平、利率、失业、国民生产总值）转述成变量并写出它们的数学方程的数学模型。第一个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是宾州大学的克莱因。克莱因的第一批模型只用了12个方程去表示最终需求的诸成分（如消费、固定资产、库存，等等）。当代的一个模型，例如哈佛的爱克斯坦的DRI（数据资源公司）模型，共有898个变量，大都通过800个方程表示为比率、平方根和对数。利用计算机解这800个方程，计量经济模型企图在一年以前甚至在25年前预测经济活动的主要变量。这些基本变量是：实际的国民生产总值、消费品价格、批发价格、公司利润、失业率，等等。这种预测已成了政府、公司、财务机构等决策的根据。
5.增长模型
人们应该区分经济发展理论和增长模型。经济发展理论是判断一个社会中刺激经济发展的最合适的方法，它和政策问题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增长理论试图给主要从静态考虑的经济理论加上一个动态的尺度。
“二战”后，许多经济学家转向如何刺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问题。典型的问题是：人们应该优先投资重工业（如苏联）还是优先投资农业？人们应该着重投资于人力资源（即教育）还是引进外资和技术？在各地区各经济部门之间是平衡增长还是不平衡增长（即允许一个主导部门发展而不惜牺牲其他部门）？
正如这个领域的一位先驱W.A.刘易斯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1955）中所说，多数早期著作都集中于制订与采纳政府计划的作用，并且许多天才致力于发展这些计划。但是在十年工作以后，在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理论工作已经削弱了，因为人们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因素紧密联系，而对于这些关系还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理论。
另一方面，增长模型已在探索采取新经典理论，这种理论根据资金与劳力的固定常数，引入系统的变化理论。以邓尼孙和索洛为先驱的主要工作是在经济相互作用的模型中建立一个技术变化理论。
6.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试图在平衡条件下确定对货物与劳务的最佳分配。著名的帕累托定理规定，当至少有一个人过得更好而没有一个人过得更坏时，这种分配就可以认为是最佳的。在博弈论中，如果一个人赢，另一个人输，这是零和博弈。可是，如果人人赢，没有人输，这就是非零和博弈。这方面的许多工作都是高度理论性的。在战后年代，有两项重大发展。一项是阿劳的著作《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1951）（这部著作与他关于平衡分析的著作，使他获得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另一项是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这虽是一本政治哲学著作，但它从印度经济学家A.K.申恩的福利经济学出发，对分配的公平合理作了许多分析。阿劳从理论上证明，不可能有这样一个社会选择：它会满足社会的全部参加者，或者为他们所同意。
因为许多社会财富是公共财富，不能分给个人作为私人财富——如道路、武器系统，在这些方面如何作理性的决策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这方面已经出现了以“公共选择”为标题的大批著作。
如果人们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经济学想要解决的问题，那么，人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一种信念：经济学家已经学会如何管理经济，已经没有大的商业周期危机了，因为政府能够在商业周期的高潮或低潮来临时予以调整。全面就业是一种可能性；经济增长可以保持；凯恩斯革命已经给予经济学家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以理论工具与实用工具。
关于思维与社会的模型方法
“二战”后，人们预料会出现某些新的控制科学，从而使社会科学能够理解精神的认识过程，创造控制系统作为社会的模型然后去管理社会，在这种期望中出现了对社会科学来说大有前途的第二个领域。这些雄心与许多智力发展相联系，它们主要是信息论、控制论、结构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自动机理论以及普通系统论
1.控制论
控制论与教育理工学学院的数学家维纳的名字相联系，他在1948年出版了《控制论：或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与通讯》一书。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环路”，这意味着信息回到控制源（通过感觉器官或类似装置）和它的调节机构。系统是能适应的和稳态的，有保持稳定与平衡的倾向。讲得更概括一些，它是通信和控制的理论。因此控制论不是在一个领域，而是可以在许多领域应用的一种理论。
2.信息论
信息论起源于麻省理工学院和贝尔实验室申农的工作。它的最初目的是设计一种电话开关线路，增加传输系统的通道容量。但是信息论很快运用了逻辑代数，一种选择的代数。申农曾指出：“写一句英语可以认为是一个选择过程，从一些可能的第一个词中以各种概率选择第一个词；然后以取决于第一个词的概率选择第二个词；如此等等。”这类统计过程称为随机过程，在信息论中，信息源被认为是随机过程。
知道了语言的统计特征，人们就可以推导出一个决定某一随机过程产生信息的速率的一般公式，并且通过适当编码，在传递时间上导致巨大的节省。传递是形成信息论的动力，但这个槪念的核心是编码的思想，而概念的方法是决定一个通信应该如何编码的统计理论。通信必须通过通道，并且必不可免地被噪声和其他形式的畸变所变形，这些噪声和畸变是由通道的物理性质所引起。申农发现，有可能使通信编码甚至在通信通道不佳的情况下也能正确传递，只要通道有足够的容量。
令人惊异的是通信的数学理论很快建立起来并且推广到许多领域。1948年7月和10月，申农发表了两篇论文，奠定了他的理论。几个月以后，就出现了许多通信工程方面的新论文。1949年11月，信息论被应用于心理学（弗里克和米勒），1950年8月，杰柯布逊把它应用于生理学和光学。1950年11月，这个理论应用于物理学（伽波尔）和语言学（斯特劳斯）。同年12月，应用于生物学和社会学（拉谢夫斯基）。到1951年，在统计学杂志中作了讨论（巴纳尔德）并且还在迅速扩展。申农和维纳的工作，有希望通过信息概念形成一个物理和人类行为的统一理论（至少在生理学、心理学和语言学方面）。
3.结构语言学
语言学是上述新雄心所依靠的第三个支柱，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乔姆斯基的工作。他的开创性工作是结构语言学，力图证明，虽然语言是全人类最多种多样的“创造”（即存在几十种语系，诸如印欧语系、乌拉尔—阿尔泰语系、汉姆—闪族语系、泰和中—藏语系以及3000种不同的语言，更不用说方言了），但有一个基本的句法结构（即控制意思的词序），并且在每一种语言中有少数法则的“深刻结构”，由它派生全部其他文法规则。当乔姆斯基开始研究结构语言学时，他的工作把他引入认识论和哲学的基本争论；战后的一场严重争论是斯金纳（和其他行为学家）与乔姆斯基关于人们获得语言的方法的争论。
斯金纳是一位经验论者，他认为儿童学习语言是对刺激做出反应，并通过联想一点一点学会的，这种语言学习方面的努力通过别人的反应得到肯定或否定当中学会语言。一个儿童通过条件反射，通过加强（即赏罚），通过刺激概括（即扩大联系），学习一种语言。
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的获得是天生的。他曾论证：一个人的语言知识不“能够表示为一组模式，它们通过经常的重复和详细的训练而被学得烂熟，而革新至多不过是一种‘类比’”，而是，“一个知道一种语言的人，在他的头脑中表示了某种很抽象的基本结构系统以及一个抽象的法则系统，这些系统通过自由的重复，决定了一个无限的声—意对应范围。对这种文法的掌握是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必须最终说明的一个事实。”乔姆斯基认为“[句法的]基本深刻结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至多也只有极小的变化”，而精神的结构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不知道或未曾听到许多例子，就可以掌握使他所听所讲的语言结构可以理解的这种法则。
4.人工智能
控制论、信息论和乔姆斯基语言学的结合对认识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或逻辑自动机的理论和实践，更通俗地叫“思维机器”）有最直接的影响。人们希望信息论和语言学使心理学家能够懂得精神如何活动，使逻辑学家和计算机专家能够给计算机编写一个程序而使它成为一般的问题解决者（不是一个只能很快地遵循详细指令行事的白痴机器）。
神经生理学家麦克科勒试图证明，中枢神经系统的确具有控制论所预言的那种联系能力，即精神当它“看”时，并不仅仅是像照相机那样反映外部的东西，而是选择知觉经验的要素，综合并认识它所看到的东西。
将信息论与认识心理学结合的主要工作是哈佛的米勒做出的。他认为，“7”这个数目十分合于人的心意可能有一个内在的原因。米勒指出，在一维刺激（如音频、音响、线上的点）中，一个人能做出分辨判断的范围、人们能传送的信息量、直接记忆的范围，差不多是七个不同的选择。米勒试图证明计算机程序的编制也说明了个人思维的方式。
人工智能的观念是英国数学家图灵提出的。对电子计算机的某些重大发展做出贡献的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在《自动机的一般和逻辑理论》（1951）一文中，规定了用数字程序（全或无）或逻辑程序的自动机能够作类似于形式逻辑的推理的条件，也规定了自动机产生自动机或变成自繁殖机的方法。
冯·诺伊曼的纲领是很宏伟的，但在五六十年代，后继的工作主要是明斯基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做出的，他们制定了会“推理”（即证明数学定理、解决语言学困难和解决问题）的计算机程序。人工智能的程序设计师想让计算机能作类比，或者遵循形式逻辑步骤，或者分析和解剖复杂陈述以便“计算”，在计算机指令中运用“启发式方法”。启发式方法只是意味着根据类似情况的比较做出可能的判断的一种指令，或者使探索程序更快的某种规则。
人工智能的希望今天并不像15或20年前那么光明。然而这毕竟不能扑灭真正信仰者内心的火焰：人们也不应该因为它的最初的要求没有实现而用命令取消一个领域。（待续）
（选自《国外社会科学》1981年第7期）
[1] 本文摘译自《今日的伟大思想：1979》英文版，芝加哥，1979年，第139—181页。
[2] 作者信息：Daniel Bell，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的马克思社会主义》（1952）、《工作及其不满》（1956）、《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普通教育的改革》（1966）、《后工业社会的到来》（1973）、《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1976）。他还和克利斯托尔合编了《对抗》（1969）和《今日资本主义》（197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