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总，请把会议安排在上午十点前

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研究了大约9万例手术后，发现下午三四点钟发生医疗事故的情况明显“更频繁”，上午9点出现问题的概率约为1%，下午4点出现问题的概率则是4.2%。换句话说，医务人员在下午出错的概率是上午的4倍多。

对此，研究人员总结说，下午的昼夜节律降低了医生的警觉性，影响了他们在医疗等复杂任务中的能力发挥。

不仅是在医院，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现象。三位美国商学院教授分析了2100多家上市公司在6年半的时间里召开的2.6万多次业绩电话会议。他们也惊奇地发现，进行会议的时间和大家当时的情绪会影响公司的股价，如果下午召开业绩电话会议，企业股价会发生暂时性扭曲。

早上召开的电话会议，往往伴随着乐观和积极的氛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会者的“语调越来越消极，越来越犹豫不决”；午餐时间，情绪稍微反弹。研究者推测可能是因为与会者重新为大脑和心情充足了“电”。但在午后，消极情绪再次加重，只有在股市收盘后才有所回调。此外，即使在剔除了行业标准、金融危机、增长机会以及公司新闻等因素之后，这种模式仍然存在。换言之，即使研究人员考虑到经济新闻，比如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到企业出口，或是企业的基本面情况，比如季度业绩非常糟糕，与会者在下午的电话会议上仍然表现得比早上“更消极、更易怒、更好斗”。

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及白宫行政部门演讲稿撰写人、未来趋势专家丹尼尔·平克（Daniel H. Pink）看来，大多数人在非睡眠时间里的情绪表现往往会遵循一种相对稳定的“高峰—低谷—反弹”模式。即人的积极情绪通常在清晨最为活跃，此时会感到活力四射、积极充实又满怀希望，这种情绪在下午直线下降，傍晚时又再次回升。情绪可以让时间变成无用的“垃圾”，也可以让时间变成“宝藏”。重要的是，要懂得通过感受情绪波动来抓住做事的时机。为此，平克在其著作《时机管理：完美时机的隐秘模式》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维视角：时间不是用来规划的，是用来选择的，相对于针对任务的时间管理，时机管理更重视对人的分析，强调将人与任务完美地结合起来，进而提升效率。

试试“恢复性休息”并改变时间表

毋庸置疑，人人都知道恰当的时机是制胜法宝，但对时机本身，人们就不一定很了解了。人生中充满了有关“何时”的决策：何时创业，何时对课程做出安排，何时确定自己和女友的关系……人们往往只能根据直觉或推测来做决策，把握时机是一门高明的艺术，更是一门科学，但这却往往不被人们所理解。例如，丹麦的学生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一样，每年都要接受一系列的标准化考试，以评估他们的学习效果和学校的教学情况。学生要在电脑上完成这些考试，但由于学校的电脑数量比学生人数少，学生不可能同时参加考试。因此，考试时间取决于每个班级的课表和电脑够不够用。一部分学生在上午考试，一部分则要在下午考试。

哈佛大学的副教授西丝卡·吉诺（Siska Gino）和两位丹麦研究人员对丹麦学生的4年考试结果进行分析，并将分数与学生参加考试的时间比对后，发现了一种既有趣又令人不安的相关性。早上参加考试的学生取得的成绩要高于下午参加考试的学生取得的成绩。事实上，每过一个小时，考试成绩都比前一个小时下降一点点。考试时间对学生成绩的影响，与其父母的收入和文化水平对成绩的影响相当。尽管时间不能说明一切，但时间确实非常重要。

对于校长或教育决策者来说，应对方法似乎显而易见，那就是无论如何把所有的考试都移到早上。然而，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另一种补救措施，该措施非常容易解释和实施，并且可以推而广之。丹麦学生在考试前休息二三十分钟，来“吃喝闲聊”，他们的分数并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正如研究人员所指出的：“休息带来的改善要超过每小时脑力的下降。”也就是说，中午之后参加考试分数会下降，但休息过后，成绩提升的幅度会更大。

这也是平克提出的“恢复性休息”的内在重要性。所谓的“恢复性休息”，即帮助我们轻松绕开低谷危险的休息。在平克看来，“如果低谷是毒药，恢复性休息就是解药”。

除了“恢复性休息”外，平克研究还发现，“改变时间表”也是提高效率或带来好结果的一个关键决策。一位时间生物学家在德国一家工厂进行了一个试验：让员工们根据自己的时间类型来安排一天的工作。果然，这些员工的满意度和效率都提高了。

鉴于强有力的证据，美国儿科学会在2014年发布了一项声明，呼吁初中和高中不要早于上午8点30分开始第一节课。几年之后，美国疾病防控中心也得出结论称，推迟上课时间在促进青少年的学习和健康方面“可能帮助最大”。

从纽约州的多布斯费里到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再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很多学校都接受了这些研究结果并进行了调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例如，一项研究对明尼苏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怀俄明州8所高中的9000名学生跟踪了3年。这些学校将上午的课程推迟到8点35分，结果出勤率上升，迟到人数下降；学生在数学、英语、科学和社会研究等主要学科上获得了较高的分数，并且在州级和国家级标准化考试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其中一所学校将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35分调到8点55分，学生驾车导致的事故数量少了70%。

另一项针对美国7个州3万名学生进行的研究也发现，对上课时间进行调整两年后，高中毕业率提高了11%以上。一篇文章对有关上课时间的研究文献进行归纳后得出结论，较晚的上课时间对应了“较高的出勤率、较低的迟到率……更好的成绩”。而且，学生们不仅在课堂上，在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更好了。大量研究发现，推迟学校上课时间可以强化学习动力，改善心理健康，减少抑郁和冲动行为。

即便从性价比来看，推迟上课时间也是合理的。经济学家芬利·爱德华兹（Finley Edwards）研究北卡罗来纳州韦克县的学校教育时，发现“开始上课时间推后1小时，学生的数学和阅读成绩提高了3%”，对成绩最差的学生影响最大。作为经济学家，爱德华兹还计算了改变时间表的成本收益比，结果发现，较晚的上课时间比起教育决策者所做的任何其他举措，带来的教育收益都更高。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分析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然而，儿科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的呼吁，以及学校的优良经验，基本上都被忽视了。今天，只有不到20%的美国初中和高中遵循儿科学会的建议，将上课时间放在早上8点30分以后。美国青少年平均上课时间仍然是早上8点30分，这意味着大部分学校在早上7点就已经开始上课了。

为什么推行不了？平克经过调查和对比研究发现，一个关键原因是推迟上课时间会给成年人造成不便：政府必须重新设计公交时刻表，父母可能无法在上下班途中接送孩子，老师的下班时间会更晚，教练的训练时间会被影响。

用“事前验尸”摆脱错误起点

时机管理不同于时间管理。时间是一条长河，时机是一个断点或一种节奏。时间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希望自己在何时做何事；而时机管理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何时”做何事更科学。前者强调时间规划的主观性；后者则强调做事情有正确的时机，需要科学把握。在讨论了生物钟机制与做事的时机之后，平克探讨了“时机管理”的三个关键节点：起点效应、半途效应和峰终效应。

戴恒琛、凯瑟琳·米尔克曼和杰森·里斯这三位学者在分析了时间跨度长达八年半的谷歌搜索数据后发现，“节食”这个关键词的搜索量总是在1月1日这天飙升，比平常日子多出80%左右。这也许没什么奇怪的，然而，在每个月和每周的第一天，对该词的搜索也呈激增状态。在每个法定假日后的第一天，“节食”的搜索量甚至也攀升了10%。这意味着，在那些代表着某个周期“第一天”的日子，人们的动力开关会被重新开启。这反映了一个事实：人们实际上非常在意“起点效应”，也即是说，希望借助一个关键的起始点，让自己具备做好某事的动力。

在平克看来，“起点效应”又深又远，往往会伴随我们一直到终点。他认为，摆脱错误起点（“开始”）的后果的最好方法，是一开始就避免错误起点，而最佳手段就是“事前验尸”。所谓“验尸”，就是法医检查尸体以确定死因。美国心理学家加里·克莱因（Gary Klein）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应用，将这种检查从事后移到了事前。假设你和团队即将开始一个新项目，在启动之前，可以召集所有人进行一次“事前验尸”。“假设18个月后，我们的项目彻底失败了，”你对团队成员说，“问题出在哪儿？”利用后见之明，整个团队会给出一些答案：也许任务没有定义清楚，也许人员太少、太多或人员不合适，也许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领导者或实际的目标。通过预先想象失败，思考可能导致错误起点的原因，你可以预见一些潜在的问题，并在项目实际开始后规避它们。

平克告诉人们，如果“开始”无法控制，那就让更多人加进来，一定要始终铭记成功的“开始”的3个原则：正确开始，重新开始，一起开始。

记住那些未完成的任务

与起点或“开始”给人充满力量和希望相比，中间点或“半途”，从情感上和存在意义上则往往给人一种泄气和低潮之感。

早在1965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加拿大心理学家埃利奥特·贾克斯（Elliott Jaques）在一份不起眼的刊物《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贾克斯一直在研究莫扎特、拉斐尔、但丁和高更等著名艺术家的传记，他注意到，有不少艺术家在37岁左右去世。基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加上一点弗洛伊德理论和几个似是而非的临床逸事作支撑，他创立了一套全新的理论——“中年危机”。

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发展心理学家基本上没有找到支持“中年危机”这一理论的证据。民意测验专家在公众民意调查中也没有发现这种所谓的心理危机。但平克在研究时机科学时却发现，很多事物的发展进程中，都存在着“中年危机”的现象。即事件的中间点或“半途”对于我们的行为和感官有强大的影响力，它不仅作用于人，一个项目、一段生活都会出现中场懈怠的“U形效应”。就像跑马拉松，跑到一半，一定是心理和生理最脆弱的阶段。它会浇灭我们的兴趣，拖延我们的进度，但当我们认清中间点的重要性时，就可以重新引燃我们的能量。

随着研究的深入，平克发现，借助“蜡烛谜题”或许可以巧妙解开万物都存在“中年危机”这一现象。犹太人的智慧基因库《塔木德》规定，一盒传统的光明节蜡烛有44支。每年的光明节持续8个晚上，庆祝此节日的犹太人每晚都要点燃灯台上的蜡烛。第1天晚上点亮1支，第2天晚上点亮2支……依此类推。因为要用1支蜡烛来点燃其他蜡烛，所以实际上，第1天晚上他们用了2支蜡烛，第2天晚上用了3支，第8天晚上应该是用了9支蜡烛，所有蜡烛加起来，满足算式“2+3+4+5+6+7+8+9=44”。这意味着光明节结束时，盒子也空了。然而，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家庭中，光明节结束时，盒子里通常还会有没用过的蜡烛。

为什么会有没用过的蜡烛？如何解决这个“蜡烛谜题”呢？

美国作家迪亚娜·梅赫塔（Diane Mehta）给出了一部分答案。梅赫塔在新泽西州长大，她的母亲是一位布鲁克林的犹太人。每年光明节，她都盼着点燃那些蜡烛，收到像袜子这样的礼物。有了儿子后，她的儿子也喜欢点光明节蜡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换工作、离婚，平淡的日子起起伏伏，梅赫塔的蜡烛点得不再那么规律。开始时梅赫塔总是兴致勃勃，但过了几天，她就犯懒了。尤其当儿子去和他爸爸一块儿住时，她就更不会去点蜡烛。但有时候，在光明节快结束时，梅赫塔会注意到光明节还没过完，于是会再次点燃蜡烛。

所以，梅赫塔的光明节常常是开头充满热情，中间开始懈怠，快结束时又恢复了热情。在第3天晚上和第6天晚上，她有时会忘了点上蜡烛，所以在节日结束时，盒子里还有剩下的蜡烛。和她类似的人其实很多。

平克认为，中间点或“半途”既是生活的事实，也是自然的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如何顺利度过中间点或“半途”，平克给出了5条在中间点或“半途”低潮期能重新激活动力的途径。

第一，设立中期目标。为了保持动力，或者重新燃起动力，可以将大项目分成小步骤。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当人们进行减肥、跑步，或为一张免费机票累积短途飞行里程时，往往在过程的开头和结尾时动力十足，但到了一半的时候，总是卡在那里，停滞不前。例如，为了累积40000公里，在达到6000公里或33000公里的时候，人们会更努力。然而那些已经拥有19000公里的人，似乎就没那么高的热忱。一个解决方案是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中间点。不要想着总共有40000公里，而应该在达到19000公里的大关以后再设置一个子目标——24000公里，并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子目标上。在比赛中，不要想着离终点线的距离，而应集中精力到达下一阶段的小目标。

第二，公开承诺中期目标。一旦设定了子目标，就要敢于公开表明决心。当有人让我们负责时，我们才更有可能坚持到底。克服困境的一种方法是，告诉别人我们将如何以及什么时候完成任务。假设你的论文撰写、课程设计或企业战略计划制订已经过半，你可以在推特、脸书或微信朋友圈上发条消息，表示你将在特定日期之前完成当前部分。当那个时间到来时，可以请你的朋友与你一起检查成果。有这么多人希望你交付，你会通过达到你的子目标来避免出丑。

第三，海明威法，句子写到一半就停下。每次写作，海明威都会在一个句子写到中间时就停笔，而不是把一个章节或段落写完。这种不完整的感觉点燃了中间点火花，成为他第二天写作的直接动力。这个方法有效的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蔡格尼克效应，即我们更倾向于记住那些未完成的任务。当我们处于项目的中间点时，试着用一个未完成的任务来结束一天，但要明确下一步，这也许能助燃我们的日常动力。

第四，宋飞法，不要让链条断掉。美国喜剧大师杰瑞·宋飞（Jerry Seinfeld）有每天写作的习惯，不仅仅是他有灵感的那些日子，而是每一天。为了保持专注，他每年都会打印一份365天的日历。每过一天，他就会画一个大大的红“×”。只要坚持下去，链条会变得越来越长。他唯一的工作就是不要让这个链条断了。想象一下，当我们感受到中间点的低迷时，抬头看看那串由30、50或100多个红“×”符号穿成的链条。我们或许会像宋飞一样，迎头赶上。

第五，想象一个你的工作能够帮助到的人。除了海明威和宋飞这两位解决中间点动力问题的好手，沃顿商学院教授、《离经叛道》的作者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也是其中一位。当面对艰难的任务时，格兰特会问自己，自己所做的事情将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人受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让自己重拾动力。“我该如何继续”的低潮，变成了“我该如何帮助别人”的火花。所以，如果你感觉自己卡在了某事的中间点上，就想一个会从你的努力中受益的人。想象将你的工作奉献给那个人，将会加大你对任务的投入程度。

“9龄族”为何在意峰终效应

像起点和中间点一样，终点也在悄悄地引导人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有研究发现，第一次参加马拉松的人中，年龄个位数是9的参赛者明显比年龄个位数是其他数字的参赛者更多，比例高达48%，而且参赛成绩也更好。

研究人员给出的解释是，“9龄族”特别留意衰老和意义，从而导致更多寻找意义的行为或意义危机。因为每个10年的末尾似乎同时触发了好事和坏事，这是因为人们对体验的追求有所强化。新的10年来临，代表着即将开启一个新的生命阶段，它是整个生命进程的标志物，而且由于生活转变往往会促使对自我的评价发生变化，所以人们更倾向于在每个10年的末尾（如19岁、29岁、39岁、49岁、59岁、69岁、79岁、89岁、99岁等）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评价。

平克研究也发现，人们在意峰终效应也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一件事情的结尾远比开头更能决定人们对该事情的评价。“终点可以被视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它可以激发我们实现目标，可以帮助我们修剪掉生活中不重要的东西，可以通过更复杂的辛酸力量而不是简单地追求快乐来帮助我们实现人生的升华。”

平克还特别强调，无论是在起点、中间点，还是终点：要注意用节奏感，与“老板”（上司）同步；要注意用归属感，与群体同步；要注意用意义感，让心与心同步。保持恰当的节奏感、归属感和意义感，这是群体同步的结果，也是动机。始终与群体同步绝不仅仅是一种机械的过程，而是源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归属偏好。实现群体同步，也恰恰是人的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