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的界限

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她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下班。但是，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也还没结束。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她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这是《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场，被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其著作《过劳时代》中引用。当然，如果把“吉玛”换成某个中国人的名字，相信多数人也不会对这个场景感到陌生。

在办公室和家里都能使用的电子邮件、手机等通信工具创造了“24×7”（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商业工作制（国内称为“007”工作制）。如果没有这些通信工具，员工是无法满足公司要求的。

作为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起，森冈孝二教授便开始研究“过劳”问题。当时的日本正处在一个巨大的经济泡沫中，人们似乎失去理智地讨论着“能否24小时战斗”的话题。然而，森冈孝二教授却清醒地从中看出了危机。1989年，他独立推算出了日本每年因过劳而导致死亡的人数，推定数字为17000人，这比当时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数还多。他的研究成果立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过劳死”这个话题开始在日本引发热议。

《过劳时代》于2005年在日本出版时，年轻一代也开始用“黑心企业”一词来指代“不想就职的公司”。许多“黑心企业”要求员工没日没夜地加班，然而加班费要么少得可怜，要么干脆没有。同时，长时间劳动和工作压力导致的“过劳自杀”，也成为日本年轻一代的多发病症。调查显示，日本男性正式员工与英美两国男性员工相比，每周要多工作约10个小时（每年500个小时），比德法两国男性员工多大约12个小时（每年600个小时）。

“过劳死”作为严峻的社会问题被日本国民熟知，“过劳死110热线”于1988年在日本开设。在热线开设之初，“过劳死”仅被视为日本特有的社会问题。2002年1月，《牛津英语词典》在线版增加了1万多个新词语，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日语的“karoshi”（过劳死）。可见，过劳死已经成为象征日本人生活方式的一个典型；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过劳死这一现象已非日本独有，而是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休闲型社会”没有到来的内在根源

在步入过劳社会之前，人们曾对“技术终将解放人力”这一论断坚信不疑。早在1930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性》一文中针对人类未来的闲暇时间发表过相当乐观的论调。他当时预言，100年后（即2030年），科技的发展会使社会所需要的劳动力越来越少，一旦贫困问题得到解决，人类的劳动时间每周只需10～15小时，人们会因为闲得无聊而烦恼。然而实际上，“休闲型社会”始终没有到来，反而是有越来越多的人过劳死。

从1980年左右开始，全世界范围内劳动时间缩短的趋势已经停止；1990年初，人们已开始热议“过劳”问题了。1988年，麦当劳聘用了近50万名年轻人，他们像八爪鱼一样奔忙在“麦当劳工厂”。研究者们认为“麦当劳现象”之所以出现，正是因为电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这种忙碌，饮料感光器自动亮起、电脑程序严格控制薯条烹饪，使得人力沦为机器的附庸，他们只是机械地将机器处理好的食物拿给客人。

“麦当劳现象”的产生，也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强国竞争加剧，企业之间的并购重组频繁有关。彼时“精简型”企业受推崇，裁员严重，导致员工人人自危，原本只是在工厂一线蓝领工人中比较普遍的过劳现象慢慢地蔓延到白领阶层。

“高度资本主义”一词出自日本小说家池泽夏树（Ikezawa Natsuki）的散文《东京式疲劳》，其被森冈孝二教授借用以概括导致“过劳”现象的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第一，全球资本主义使得国际竞争愈发激烈；第二，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及了手机、网络等通信手段，同时也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第三，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这种消费资本主义让人们不得不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满足自己的攀比心理；第四，自由职业一方面带来了雇佣形式的多样化，另一方面，也客观上导致了收入的两极分化。这几点分别强调的是激烈的国际商业竞争、通信手段的进步、以消费为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的流行，以及非正式雇佣现象的泛滥对过劳时代的催生作用。

物质越丰沛，精神却越贫乏。人们为了收入而工作，却因为工作丧失了健康和个人生活，那些为梦想努力的人们几乎都是过劳症患者。调查发现，在中国，医生、教师、媒体人、基层公务员、IT工程师、快递员等，是最容易严重过劳的族群。

毋庸置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对时间的抢夺”变得尤为重要。当下新衍生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争夺时间而生：快餐、快递、闪送，以及信息流、短视频，一切都指向一种“我马上就要得到”的迫切需求，速度的逼催之下是人精神紧张的超负荷劳动。

人们已经对这样的景象见怪不怪：外卖配送员们风驰电掣地穿行在车流中，争抢着一分一秒的时间；当有新闻发生时，记者、编辑需要马上疯狂采访、撰稿，以便在“流量大战”中不落于人后。人类作为一切文明的创造者和拥有者，正在被我们创造的一切催促着、强迫着、无法片刻安宁地持续消耗着。

在美国，人们所知的、最能代表过劳的职业是律师和实习医生。美式英语将实习医生称作“resident”。“resident”本来的意思是“居民”“住宿舍的人”，为什么会引申为“实习医生”呢？这颇为让人不解。森冈孝二教授在日本国立循环器官疾病研究中心看病的时候，偶然读到了一位医生的著作《心脏外科医生》。那时，森冈孝二教授才知道实习医生因为工作时间长，常常住在医院值班，所以被人称作“resident”。

将劳动力视作商品、压榨其价值的做法，并非只存在于资本积累的起步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日本正式员工雇佣制度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将金钱与利己主义奉为圭臬的“市场个人主义”却钻了非正式雇佣的制度空子，以帮助企业成功渡过经济泡沫破裂时期。森冈孝二教授通过数据与案例阐述了日本雇佣关系的变化：没有劳务期限的正规劳动者（正式员工）减少，有劳务期限的非正规劳动者（非正式员工）增加。大部分非正式员工的雇佣关系都很不稳定，而且工资明显偏低，工作（包括加班）时间远远长于正式员工，可谓是“廉价劳动力”的活标本。

被消费改变的雇佣与劳动

每个人在消费方面都有攀比心理，都喜欢和别人比富、向别人炫耀。美国制度经济学鼻祖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的著作《有闲阶级论》（1899年），曾论述了有钱人的“炫耀性消费”；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S．杜森贝里（James Stemble Duesenberry）的著作《收入、储蓄和消费者行为理论》（1949年），则以“与（邻居）琼斯一家的攀比”为主题展开了议论。和凡勃伦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下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竞争消费的队伍。此外，与杜森贝里的时代不同的是，当下的人们已不仅仅是在和邻居攀比。当今社会，人们进行社交和竞争的场所从狭隘的邻里扩展至职场、健身房、美容院及各类为娱乐活动修建的商业设施，攀比消费之风更是扩大到社区外部，消费竞争被触发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通过无止境加班、超负荷兼职与频繁跳槽赚来的收入，仍无法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望。森冈孝二教授在《过劳时代》“被消费改变的雇佣与劳动”这一章节中，将《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业余时间出人意料地减少》一书中提出的“工作与消费循环”概念作为中心论点。当以消费为实现自我目的的浪费型生活方式成为大众化现象，攀比消费之风就会成为过度劳动的重要诱因。同时，消费主义的思想对人们交流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购买的商品已经成为集中显示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手段。

如果一名工资不高的普通职员，开着价值50万美元的高级轿车，一般来讲，与其说他是图实用，倒不如说是讲排场。有的人戴着价值几万美元的劳力士，不是为了看时间，而是为了炫耀。

男人也好女人也罢，只要经济上多多少少有些富余，就会在吃穿用度的每一个方面攀比，自己用什么东西、在哪家餐厅吃饭、假期去哪儿玩、孩子在哪所学校上学，等等。现代消费的这一性质因广告业和大众媒体的发展而不断被强化。人们看到电视剧中人物的生活方式，看到屏幕里明星的穿着打扮，就会尽量向他们看齐。

在美国，已婚女性的全职就业率高，学历和工资相当的男女结为伉俪的例子很多。因此，夫妻二人都是高薪资、有双份收入的家庭正在逐渐增多。由于很多家庭都是双职工，单职工或单亲家庭的人看到富裕的邻居去国外旅游、到高级餐馆就餐、在孩子的教育上大量投资，就算不情愿，也会忍不住和邻居攀比起来。

在这种消费环境下，人们不认为过朴素的生活是美德，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哪怕工作再累、工作时间再长，也会通过加班或者回家工作，尽量多挣些钱。即便如此也还是挣不到足够多的钱的话，就透支将来的收入，贷款或者用信用卡支付。要是有存款，也可能取出来花掉。而这么一来，为了填补贷款和透支的大洞，就只有比以前更加努力地工作。

森冈孝二教授长期担任“大阪过劳死问题联络会”会长，推动了2014年日本《过劳死等防治对策推进法》的制定，他在讨论“自发性过劳”时还列举了一系列形容工作的词汇，比如“热心工作”“埋头工作”“有干劲”“做得到”“名誉”以及“自豪”等，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内心活动——充实感、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达成动机等，也都是造成自发性过劳的深层原因。

超负荷工作和人情味生活

经济人类学认为，与现代人的想象不同，在原始时期，靠狩猎为生的人们通常劳动一两天，然后休息一两天，或者是连续几天狩猎后，再连续几天休息。美国作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对今天依然保留着原始社会形态、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族群进行了调查，并举例说明，澳大利亚原住民一天劳动4～5小时；刚果的桑人（布西门族人）一周只劳动一天半至两天（一天6小时），其余时间优哉游哉，安然度日。据《时间的历史》一书描述，18世纪初，法国普通工匠逢星期日、节日、天气恶劣的时候便休息，若逢上大集或者生病也不工作，一年仅劳动180天左右。

英国在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作时间也随之延长。到了19世纪前叶，劳动者平均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70个小时。日本工业革命一般指从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不久后到20世纪初，纺织业、矿山开采业、铁路业、制铁业等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作时间开始延长了。

技术发明的目的在于节省人力、提高效率以改善人的生活质量，但从有据可考的人类工作时间史来看，随着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我们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是越来越长了。不仅如此，工作在日常生活中借由新技术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而无孔不入，还未体会到“休闲型社会”好处的我们已然迎来了“过劳时代”。

早在2012年，中国成立了适度劳动研究会。2018年9月，武汉科技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智勇及其团队发布了关于职场行为与疲劳状况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近7成的受访者承受着一般或更高的精神压力和身体压力，处于过劳状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休闲绿皮书：2017—2018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则显示，中国人每天平均休闲时间为2.27小时，北上广深“拖后腿”，最惨的是深圳居民，每天只有1.94小时属于自己。

上班族们不仅工作时间长，工作压力还很大。2017年，无忧精英网发布的《职场精英压力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接近3成的人认为压力已大到“无法承受”，业绩指标、高额房价、激烈竞争等，都是他们日常需要面临的“压力大山”。忙碌和压力的双重影响，导致上班族饮食不规律、睡眠不足、无暇锻炼，体重超重、脂肪肝以及高甘油三酯血症成为白领们最突出的三项健康问题。肥肉，就是你过劳的“勋章”。

当生活逐渐被工作侵占，“每个月有三十几天不想上班”就成了许多上班族的共同心声。20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用小说《一个自行发完病毒的病例》描述了这种“职业倦怠症”。小说中，一名医生在非洲刚果的麻风病医院工作，在重压之下感觉“Burnt-Out”，身心交瘁，生命力几乎被燃烧殆尽。

针对“过劳”的问题，各国有自己的解决策略。比如英美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运动”，提倡弹性工作制，使员工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都能获得较强的幸福感。男女共同承担家务，全职和兼职混合的“荷兰模式”，不仅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在缩短工时和防止过劳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在日本，也有学者小贯雅男提倡的“菜园家庭革命”，在一个类似乌托邦的复合型社会，人们一周在商业或公共领域工作两天，在自家农场工作五天，如此从繁重的工作压力中释放，可以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劳动。

在《过劳时代》末尾，森冈孝二教授从劳动者、工会、企业和法律制度四个方面，提出了防止过劳的措施和对策。一方面，劳动者要懂得找到工作之外的生活意义；带薪年假要休够，不能浪费；若公司违反《劳动基准法》须适时举报等。另一方面，企业应该缩短工时、调整人员配置、禁止无偿加班、避免假日加班等等。森冈孝二教授说：“许多人因为没有遵守劳动标准而丧生或遭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前述防止超负荷工作的方针和措施，归根到底就是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和雇主的用工方式制定的一定标准，以便人们能过上有人情味的生活。”

在当代社会，企业和个人都在追逐利润，不榨干所有时间与空间似乎就是一种罪过。但森冈孝二教授想通过《过劳时代》提醒人们：“牺牲教育、娱乐、运动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削减吃饭、睡觉和过家庭生活的时间——以这种方式工作或者让别人以这种方式工作，才是更大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