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时间观组合

就像生活在水里的鱼，可能意识不到水的存在一样，平日里，大部分人也没有意识到时间正在一刻不停地流逝。死亡就是一生的结束，否认死亡，就等于否认人生会有终结。

早在1973年，美国人类学家恩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其著作《拒斥死亡》中曾因提出“人类的心底都有着对死亡的恐惧”而赢得普利策奖。贝克尔宣称，人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努力——拒绝和拒斥死亡。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人类在如何应对死亡的恐惧，或者更加技术化地来说，在如何科学地认识时间和利用时间，继而提升我们与时间成为友人的可能性上，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和进步。低效率无意义的忙碌、超越界限的焦虑和难以调和的矛盾，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主基调。

面对这些浮在表面的困境和焦虑，曾以“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编写大学心理学教材而著称的美国斯坦福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和他的首席学术助理约翰·博伊德（John Boyd）却深刻地洞察到：在生活中，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重大选择都取决于内在的时间观。

由他们合著的《时间的悖论：关于时间观的科学》更是特别强调：“对时间的态度形成了时间观，拥有平衡的时间观预示着我们也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过于偏差的时间观则会导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些时间的悖论无所不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洞察时间的本质，然后通过塑造全新的时间观，来重塑我们的人生。”很显然，有关时间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

六种时间观

众所周知，就时间而言，只有三天是重要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昨天是今日之前所有日子的总和，明天是今天之后所有日子的总和。这三天无疑是我们所有人活着时所拥有的一切，也是我们度过一生的媒介。无论你喜欢与否，生活中的每一瞬间都在花费着时间，我们就是“时间自显于其上的钟表”（语出莎士比亚《查理二世》）。

津巴多和博伊德正是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三岔路口延伸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种时态。但两位作者援引以色列著名时间专家瑞秋·卡尔尼奥尔（Rachel Carniol）的相关研究指出，“过去可以成为人类的敌人，但大量证据证明，过去很多方面也是人类的朋友”。就个人而言，对往事的看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感受、幸福乃至人生成就。对许多人来说，童年的某种打击、阴影或创伤，成了他们一生难以抹去的隐痛，那些不美好的回忆永久性地植入了他们的脑海，不定时地刺痛他们。

然而，津巴多和博伊德却指出，我们脑海里的“过去”，记忆一再被重构，而记忆的重构会受到当下的态度、信念和可得到的信息的影响。记忆重构的本质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影响了我们记忆中的“昨天”。哪怕只是稍稍改变我们关于“过去”的询问方式，也能戏剧性地改变我们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件”的回忆。

在1996年，伊丽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詹姆斯·科恩（James Coan）和杰奎琳·皮克雷尔（Jacqueline Pickrell）等心理学家曾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关于“小时候曾在商场里迷路”的虚假记忆研究。实验者把这一捏造的童年片段混入真实事件（从被试的亲友处收集得来），并向被试描述这些事情。经过几次访谈后，这一捏造的片段便被受试者当成了真实记忆，相信自己确实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后续的访问中，甚至有25%的受试者生动地描述出自己在商场里迷了路，痛哭起来，最后被一位老太太发现了的故事。

除此之外，洛夫特斯还曾做过另一个著名的实验，来揭示记忆的重构本质。两组受试者被要求观看一个涉及两车的交通事故的录像。事后，研究者仅改动了一个词来询问两组受试者，要求他们回答两车相撞时各自的速度。第一组被问道：“当两车‘撞到’一起的时候，两辆车的速度大概是多少？”这组受试者答案的平均数约为每小时41英里。第二组被问道：“两车‘接触’到对方的时候，它们的速度大概是多少？”第二组受试者看的是同一个录像，但他们答案的平均数只有每小时32英里。受试者又被问道，他们是否看到碰撞之后玻璃碎裂的场面。尽管事实上在视频里玻璃并没有被撞碎，但在“撞击”组的受试者中，回答“看到了”的人数是“接触”组的三倍。

显然，参与该实验的受试者并不会像录像带一样记录这次事故。他们保存了事故的大概印象，然后在被问到具体细节之时，再根据当下可用的信息对细节进行补充。例如，“撞击”组为了与问题中暗示的更为严重的碰撞相一致，在重构记忆的过程中加入了更快的车速和严重车祸中常常出现的破碎车窗的场面。相反，“接触”组则记得行车速度相对较慢，而与较慢的速度相一致的情况则是一般不会撞碎车窗。

与这个实验相类似的现实行为中，最具特点的是诉讼律师。经验丰富的律师每天都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这种引导性提问的方法。

洛夫特斯和她的同事们在另一项研究中要求被试阅读一份有关迪士尼乐园的广告，并让他们回忆此前在迪士尼乐园的快乐经历，比如那首欢乐的《小小世界》主题曲，从一个游乐项目到另一个项目，还有和兔八哥握手。广告里的描述温馨、迷人，很多被试在研究结束之后又去了一趟迪士尼乐园。但广告里有一个错误是研究人员故意植入影响被试的：兔八哥的版权其实是华纳兄弟所有，并非迪士尼公司所有。因此，迪士尼乐园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兔八哥。当受试者在参观了迪士尼乐园之后，他们被问到自己对此次游玩的记忆，16%的受试者记得自己曾经在乐园里和兔八哥握手，虽然这根本不可能发生。

或许有人会说，自己的童年的确遭遇了重大的创伤，或曾目睹父母的冷战，或曾被高年级的学生欺负，这些记忆千真万确，没有一丝虚构。对此，津巴多和博伊德认为，这其中依然存在我们选择性记忆的问题。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确定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我们对过去的态度，则可以左右我们对过去的看法。

过去发生了什么，和我们如何看待过去，这的确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同样的苦难，发生在不同人身上，产生的效果也许是完全不同的，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个体对苦难的态度。

基于此，津巴多和博伊德将人对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观再细分为六种情形（如图1.3所示）：消极的过去时间观、积极的过去时间观、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超未来的时间观和未来时间观。

过去是隐含着“敌人”和“朋友”的双重结合体，即过去既是人类的“敌人”也是人类的“朋友”。面对过去，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进行怀旧，这显然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改变自己的过去，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看待过去的态度。有的人常常回想起过去快乐的时光，尽管可能经历过极大的痛苦，但他们对过去经历的理解仍然是积极的，例如津巴多和博伊德提到的一位容光焕发的老奶奶伊迪·埃格尔（Edie Eger），虽然在16岁（1944年）时就被关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她却认为那段经历给了自己坚强的意志——“我的一切都在于生命与生活，而不是死亡和垂死挣扎，虽然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无疑是抱有积极怀旧时间观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这种人往往更健康、更快乐，也更有感恩之心，容易欣赏当下的生活。

不同时间观如何塑造不同的个体

不同的时间观塑造了不同的个体，也对这个世界里的爱情、身心健康、教育、财富、政治、商业乃至战争，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津巴多和博伊德提出的“六种时间观”颇富前瞻性、科学性和趣味性，用这一认知方式去重新理解世界，能发现不少新意。

譬如，坠入热恋期的男女，他们之间往往没有共同的过去，而且他们的未来尚未发生，他们由此只是停留在当下。紧张感等各种情绪，还有荷尔蒙的变化，加剧了他们以当下为中心的时间导向。在极端的情况之下，爱情的确非常像一种成瘾行为，它让人们无视所有关于未来成本的考量和行动可能带来的负面结果，并让当下的愉悦感主导了一切。诚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曾指出的那样，“当我们坠入爱河的时候，我们其实得了一种特殊的精神疾病：我们都变成了以当下为中心的笨蛋，对于未来的劝告充耳不闻。说得含蓄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无益于长远目标的事情。爱情把我们都变成了幸福的傻瓜”。

时间飞逝，最终的激情褪去之后，需要他们以新的态度去面对时间。但有些时候，情侣们向未来导向转型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困难，比如，当一个人是以当下为导向的享乐主义者，而另一个人是以未来为导向的时候，这种情况在情侣中极为常见。如果一个人的关注点是未来而另一个人的关注点是当下，那么有时候连一些简单的共同决定都很难顺利地完成。比如，晚饭吃什么（牛排还是炖菜）？怎么消费（买一辆新车还是用来投资）？空余时间用来干什么（继续工作还是出去玩）？这些都是关系里的雷区。更重要的决定（比如是否要孩子）可能会更加困难。那些自毁的、以当下为中心的享乐主义行为（比如把存款拿去赌博或者寻找外遇），更不可能帮助男女伴侣长期维持关系。

津巴多和博伊德深入对比研究发现，在个人层面上，无论男女，每个人的时间观都非常不一样，但平均而言，男人更倾向于以当下为中心的享乐主义，而女人更倾向于以未来为导向。在多年之前，这种不同无疑是有着生存优势的，因为男人和女人可以平衡对方的时间观。这些不同也许在今天还保留着，但男人和女人之间不同的时间观会让他们走向冲突。

人们希望从情感关系中得到的东西也取决于他们的时间观，这一点在津巴多和博伊德对情侣的研究中多次得到证实。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希望伴侣的行动是可预测的，而且更注重他们从关系中能得到哪些好处，但是他们对于强烈的、让人兴奋的浪漫关系并不向往。以当下为导向的人向往激情、随心所欲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也会冲突不断。他们理想的另一半是那种能让人兴奋同时又率性天真的人。这样的伴侣通常很少在关系里做出承诺，因为他们不会花很多时间在思考共同的未来上。积极怀旧的人，把他们过去的恋爱关系描述得像完美情侣一般；那些消极怀旧的人，可能还会花时间想他们曾经错过的爱人。和以未来为导向的人一样，以过去为中心的人更少地看重情感关系中的随心所欲和肉体上的吸引力。

由彭浩翔执导的电影《志明与春娇》，就生动地演绎了“时间观”差异对一段感情产生的诸多阻碍：余春娇是一个关注未来的人，而张志明更喜欢享受当下。余春娇从与张志明恋爱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安定下来、想着结婚、想着张志明给她一个未来；但张志明却认为享受此刻的关系比考虑结婚更重要。张志明无法攒钱，喜欢刷卡买很多杂七杂八的玩乐东西，而余春娇只能抱怨对方不够成熟，非常无奈。他们因为相爱而不肯分离，但却因为时间观不同，用了7年时间经历了分手、异地、复合、同居……情路可谓坎坷重重。

不同时间观的人，就像是生活在一个平行但相反的时空。津巴多和博伊德由此认定：决定生活（婚姻）质量的，除了“三观”，其实还有“第四观”——时间观，即我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他们为此特别给年轻人提出了一条理性的建议：在结识新异性或发展一段恋情之前，特别是在做出承诺之前，请尝试先了解一下彼此时间观的配合度。

时间观除了与婚姻爱情相关，还与身心健康、教育等紧密相连。津巴多和博伊德引用了人类行为问题专家菲利普·C．麦格劳（Phillip C. McGraw）博士的一个有趣经历：有一天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紧急召唤麦格劳博士，因为她的闺蜜团急需他解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么胖？”结果，麦格劳博士的回答非常简单：“你们胖，是因为你们想胖。”

这个回答让这些女士十分不满，哪个女人想胖呢？从她们的角度来看，她们从来没有选择变胖。但从麦格劳博士的角度来看，她们在过去所做出的选择清晰地表明了肥胖其实是自行选择的结果。当这些女士选择了自己的行为时，已经选择了相应的后果。她们希望能变瘦，但却做出了希望变胖的选择。

在津巴多和博伊德看来，这些女士和麦格劳博士都没有错。这些女士从来没有有意识地选择变胖，但她们在对待吃这件事情上却选择了完全以当下为导向的时间观，没有考虑这样做的后果。从这些女士的角度来看，她们的选择不是变瘦或者变胖，而是享受所吃的食物，因此这个选择完全是基于她们当下的欲望，而不是未来的结果。

纪录片《人生七年》的导演组挑选了来自不同阶层的14个孩子，从7岁一直追踪到他们56岁，那些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长大成人后，按部就班地履行社会角色；而那些来自底层家庭的孩子，由于父母受教育的程度低，更有可能活在当下。

这说明，教育可以使人通过学习历史而感知过去，通过测试和评分来明确成功或失败，通过需要来延迟满足。

但处在社会底层的人意识不到这些。当下导向的人更少关注工作，更不相信当下努力会在未来有回报的观念，不会使用简单的“如果……那么……”的思维方法。活在当下的态度意味着活在相对较低的社会阶层里。因此，这会让他们在讨价还价、谈判、冲突解决、学术或职业情景下处于不利的地位。简而言之，他们无法在复杂的后现代世界里占到优势。

正确无比却违背人性的道理

与纪录片《人生七年》所揭示的现实“殊途同归”：以未来为导向的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能够“推迟满足感”，为了更大的收益而延迟满足。以未来为导向的人通常更健康，因为他们知道为了保持健康应当少吃美味的垃圾食品、按时体检、多运动，也总是把目光放在未来而不是过去不开心的经历上；以未来为导向的人也更富有，因为这些人通常接受了更多、更好的教育，进而拥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更能努力赚钱，也能存更多的钱。相比之下，关注当下的享乐主义者就更倾向于随意花钱买开心。

津巴多和博伊德在对上百名高中学生的研究调查结果中，也发现了以未来为导向的人相对于当下的享乐主义者活得更好的内在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享乐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更容易处于危险之中，而很多危险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以未来为导向的高中生在骑车、滑板和开车时都更少冒险，他们更少开跑车、更少醉驾、更少喝酒，也更少在没有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或者卷入打斗当中。

以未来为导向的人长寿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总是三思而后行。而且，因为觉得质量要比款式重要得多，以未来为导向的人会花时间定期检查和保养他们的车，而不是在洗车、打蜡、保持光鲜上花钱。因此，他们更少因为老化的车胎、出问题的变速箱或者磨损的刹车片而出事故。很少或者不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容易染上成瘾行为，而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受此影响，因此他们也更少因为吸烟而得肺癌。以未来为导向的人更有可能平安度过危险的青少年阶段，成年之后也更有可能活得更久。

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入门课程中，能得到最高分的学生都是那些极端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当下享乐主义者和当下宿命主义者排名则相对靠后。这有可能是因为以未来为导向的学生本来就比较聪明，但津巴多和博伊德并不相信这个说法。在他们看来，成为一个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同时也意味着能够做好合理的规划、理智地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以及为走向成功的路上可能出现的意外和陷阱做好准备。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几乎从来不会中途放弃所修课程，或者要求延期以完成作业，这也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了同时完成旧的和新的作业而使工作量加倍。

英国18世纪建造的霍华德城堡里，有一个日晷上刻了这样一句诗：“白驹过隙光阴逝，良辰将尽日如梭。死之荫，附于人之眉目。”早期的时钟和手表通常都刻有头骨和交叉的人骨，向佩戴者提醒人总有一死。因为意识到死亡总会无可避免地在无法预计的某一天来临，所以以未来为导向的人会不断做出明智的选择，来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为退休做好准备，建立信托基金，写好遗嘱，把辛苦赚来的钱花在买人身保险上。

一项最近的研究也展示了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对储蓄的重视。这项研究比较了荷兰家庭中16至21岁的成员和他们的父母对待经济行为的态度。结果显示，那些和孩子们经常讨论经济问题的父母，影响了他们孩子的经济行为，也成功地教会了他们的孩子懂得储蓄的重要性。这种早期的社会化过程也延伸到了成人期，而孩子在经济上的成功主要受他们父母的自律性和他们父母的未来导向时间观影响。孩子们能观察到他们父母的各种以未来为导向的行为，因此他们有大量模仿学习的机会。

津巴多和博伊德深入调查和研究还发现，以未来为导向的父母，会用尽各种机会把行事谨慎、凡事三思而行的心态灌输给他们的孩子。比如，一直向他们的孩子强调不刷牙、不为考试而准备、太快把零花钱花完，或者把作业留到最后一刻再做等事情的后果。

作为对比，津巴多和博伊德对近50位流浪人员的研究和访问却惊奇地发现，越是以当下为导向的流浪汉，越是会花更多的时间看电视、吃东西或者无所事事，他们很少出去工作。而那些生活在同一个收容所里的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更少浪费时间，更少会抑郁，并且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当然，这些以未来为导向的人留在收容所里的时间也更短。

同样，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在困难面前表现得更加坚毅。“教育为先”是英国的一个新的教育项目，在这个项目中，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精英毕业生会在充满挑战性的贫困学校中教课两年。这项工作充满了压力：可用的资源非常匮乏，学生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种族和语言方面差异很大，很多年轻的老师因此而放弃了教学工作。那些在压力面前坚持完成了自己工作的新老师们大部分都是以未来为导向的人。研究发现，那些申请参加“教育为先”项目并坚持到底的老师们的动机都与未来有关。他们大都为了在简历中增加有价值的经历，积累一些人脉、经验和技能，以便今后能在职场上爬得更高。事实上，所有的动机和考虑，都和我们“以未来为导向”的概念相一致。

财务自由一直是人们追寻的目标，实现了财务自由，代表着人们可以自由支配资金，提升生活品质。作者在《时间的悖论》中专门用了一个小节来讨论“如何轻松迈向财务自由”。津巴多和博伊德并没有提供“一夜暴富”的捷径，而是始终围绕时间观在展开论述。例如，“今天是开始投资最好的时间”“时间比时机更重要”“明白你的时间总有用完的那一天”“你不能估计市场的时机”“当下的享乐主义时间观是昂贵的”，等等，都在告诉人们那些正确无比却违背人性的道理。

当然，津巴多和博伊德还是给了普通人不少信心，那就是“聪明与富有无关”的结论。因为聪明人会过于自信自己选择的投资领域和投资时机，更可能因为高估自己的赚钱能力而刷爆信用卡，而一般人只要能够坚守指数型的共同基金这一低门槛投资领地，同时避免超额消费，就有很大可能成为富人。“从容不迫的时间感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的表现”，在财务自由方面，以未来为导向是颇为重要的一点。

易洛魁族人的时间观

对于很多人来说，生前和死后的时间将心理上的未来分成了两个部分。传统的或者现世的未来从当下开始，一直延伸到想象中的死亡，同时也伴随着现世的目标和希望，比如大学毕业、为人父母、买房子、结婚等，这是传统意义上心理学家研究的未来。“超未来时间观”从肉体的死亡开始，一直延伸到永恒。超越现世的未来包括了不同的事件，比如神圣的审判、与死去家人团圆、永恒的生命、天人合一、重生复活，以及贫困、痛苦和苦难的终结。这种无法被记录下来的“未来”，一直以来都被大部分心理学家忽视或贬低。正如大多数人预期的那样，“超未来时间观”与一个人自陈的某种宗教信仰、灵性生活以及对于往生世界的信念有关。

毁灭一个人对未来的期待就能显著地减弱他的动力。如果一个想要进入职业篮球联赛的青少年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一条腿的话，他的“篮球梦”也就被摧毁了。毁灭未来的目标在减少国家的整体动力上和个人层面上一样有效，比如，在二战期间，德国和日本都有详细的统治世界的目标，这个目标存在于现世和未来。日本佛教信徒众多，而佛教在各宗教超越现世的未来时间观上得分低于平均线。而当时的德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官方反对所有宗教。德国和日本对于现世的未来都有着类似的目标，但他们对于超越现世的未来几乎没有任何期待。当这两个国家对未来成功的期待都被打破之后，德国和日本就失去了继续战斗的动力，最终同意投降。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同盟国并不是通过打败对手国的国民，而是通过毁灭对手国国民对未来成功的期待赢得了二战。

在津巴多和博伊德看来，这种方法对于今天的反恐战争并不适用。因为新型恐怖主义的袭击方式正是“超未来时间观”，那些“人肉炸弹”与他们的亲人，都相信自己的生死并不重要。他们都不会认为肉体的消失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相反，他们虔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分离。“从超越未来时间观的角度来看，一个自杀式恐怖分子的行动并不疯狂，也不是被仇恨、绝望所驱动的，而只是一个由有信仰的、可能对自己在现世中的未来没有多少希望，却对于超越现世的未来有着很高期待的人所做出来的自然行为。”

换言之，“死亡只是新的开始”，此种“超未来时间观”的存在，大大减轻了袭击者和他们家人之间的痛苦，也让按照未来时间观来准备战争的欧美国家，变得措手不及、无法应对。

深入研究，津巴多和博伊德还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超越现世的未来信念都与宗教或者往生之后的世界有关。有一些超越现世的未来信念考虑的是未来的几代人。比如，易洛魁族人（一个生活在安大略湖边上的印第安人联邦部落）的《和平法》中写道：“每一次需要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此决定对于未来七代人的影响……哪怕这需要我们付出相应的代价，承受些当下的困难。”根据这条法律，他们做决定的时候必须把未来的七代人都考虑进去，这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是否会永生，而是因为他们的后代需要这样的计划。要求他们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把注意力放在想象中的未来七代人上并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易洛魁族人把这一点写进了法律。他们需要有排除和承受当下困难的能力，这样才能为未来七代人的福祉考虑，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不被那些不重视未来的同辈人或者当权的决策者为了当下的利益而牺牲掉。

易洛魁族人把当下和超未来时间观同等看待。超未来时间观是以当下为导向的时间观的伴侣，当他们为当下的事情做决定时，他们未来的七代人的利益也会得到同等程度的重视。这种视角创造了一种由当代人和未来七代人共同组成的民意代表。当代人为那些在未来生活的后代而投票，为那些生活在未来的七代人而谋求利益，同时也为那些活在当代的人谋求利益。如此广泛的权力分配，几乎没有给个人的利益留下什么空间。

理解时间的悖论才能更高效地利用时间，新知常常不具有针对焦虑的神奇疗效，但至少能让我们意识到各种时间观的利弊和局限：以过去为导向的人倾向于过度小心或过分随意，以当下为导向的人不懂节省，以未来为导向的人则基本上不会享受当下。尽管津巴多和博伊德分析了每一种时间观的利弊，但他们最想传递的信息却是：“塑造一个平衡的时间观会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好。适度水平的将来与当下享乐主义，较弱的消极怀旧和当下宿命主义时间观，再加之固定剂量的积极怀旧时间观，就是我们所倡导的最理想的时间观组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