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复式危机与复式时代
复式危机全面爆发
早在2018年年初，笔者就正式提出第四次金融危机已爆发论断。
第四次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爆发于新兴市场国家，内因在于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偏态、货币超发、通胀严重、爆发债务危机等。2018年，先是阿根廷比索汇率暴跌近30%，紧接着委内瑞拉发生恶性通胀，巴西雷亚尔累计跌逾25%，土耳其里拉半月暴跌40%，伊朗里亚尔贬值50%。蝴蝶效应下，新兴国家相继沦陷。然而，由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危机终究绕不开这一风暴眼。鉴于中美已形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式，这也让中国无法独善其身，危机由此进入第二阶段。2019年，美国时而外贸数据发出警报，时而农业数据遇冷，三大股指都曾震荡超过20个百分点；中国在主动“去杠杆、挤泡沫”的背景下，也上演了一幕幕债务违约潮、P2P（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连环“爆雷”等。其实，危机不管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徘徊，还是深入中、美等核心国家，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全面引爆的时机。2020年伊始，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开始了——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第四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疫情上半场，A股在春节后开盘首日上演3000股跌停，停工停产导致国内需求急剧下降，并传导至全球市场。之后，疫情中心向欧美国家转移，且“经历第二波疫情”。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各场危机，它们都有其各自爆发的内在逻辑，或是生产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或是汇率制度漏洞引爆金融危机，或是由金融创新引发金融海啸，不尽相同。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虽然由疫情点燃，但根源却在于全球长期货币超发下累积的产能过度、金融过度，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过度，本质上是对市场经济过度、政府超发货币、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偏离的集中清算。
第一，自2008年第三次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应对危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展开了量化宽松大比拼，全球零利率、负利率成为常态。如次贷危机爆发的2007年12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仅为40.34万亿元，到2020年3月末，M2余额高达208.09万亿元，飙涨了500%。这一掩耳盗铃的行为实际上并没有使危机真正释放，反而将危机延迟，导致其长期化、扁平化、隐性化，为第四次金融危机埋下伏笔。如果说，2008年第三次金融危机是对金融原罪的清算，那么第四次金融危机恰是要对政府滥发货币形成的货币过剩进行清算。
第二，过剩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市场经济的常态，更何况市场经济还有全球化的加持，于是，市场经济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制造过剩，还借由马太效应在世界范围内制造贫富差距，从而展现出反人性、反人道、反社会的一面。过剩即要平仓，而解决产品过剩的方法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第三，对人类原有生产生活方式进行清算。由于经济几乎陷入停滞，英国《卫报》发布文章称，2020年，全球碳排放量可能同比下降5%，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下降1.4%以来的首次下降，也是“二战”以来幅度最大的下降。2020年1月1日～3月12日，意大利的二氧化氮浓度急剧下降，特别是疫情最为严重的北部地区。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气候变化经济学专家埃马努埃莱·马塞蒂无奈地说：“意大利北部正享受着有史以来最干净的空气。”
虽然疫情只是点燃第四次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但在疫情影响下，第四次金融危机的覆盖面不再局限于经济金融领域，而是涵盖方方面面，复杂性超越以往，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复式大危机。
第一，产业链危机。疫情期间，因“封国”“封城”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大块空洞，全球产业链“隔空”断裂，使得全球经济面临需求与供给双重冲击。由于产业链关联具有乘数效应，这将放大相关主体供应不足的负面冲击，甚至存在一个主体停摆而使整个产业链瘫痪的可能性。如2020年2月初，由于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短缺，韩国现代汽车在国内的生产线大面积停产。
第二，产能危机。产能过剩问题在疫情期更加凸显，如处于潜在供应过剩周期的石油需求大幅骤减，进而引发石油危机；再如英国全国酒吧中窖藏的近3万吨优质啤酒可能因无人消费，而不得不在保质期（贮藏啤酒和巴氏杀菌啤酒保质期大约为3～4个月，未经杀菌的啤酒和纯麦啤酒保质期仅为6～9周）到来后被倒掉。
第三，资本市场危机。疫情来袭，美国本身存在的高额债务与股市等泡沫破灭，全球资本市场遭受“大屠杀”，资金争相出逃，美国金融安全岛功能被削弱。总而言之，疫情使全球经济早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同时暴露出来，各类危机共振，最终呈现复式化危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所难免。IMF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将衰退5.9%，欧元区将萎缩7.5%，中国和印度仅能实现1.2%和1.9%的正增长；全球经济将衰退3%；2020～2021年，全球GDP累计损失可能达到9万亿美元左右，大于日本和德国经济之和。摩根大通预计，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GDP年率下降11%，年化季率下降35%。正是由于复式危机叠加，此次大衰退几乎比肩20世纪初经济大萧条。
这场复式大危机也将加速百年一遇大变局的到来，改变旧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首先，危机暴露出美国的自私，单一的、美国超级霸权的世界政治格局遭受打击，不仅让中国成为经济安全岛，还给了中国加速崛起的机会，加快新三角关系时代的到来。其次，危机让全球化方向面临调整。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优化，带来效率提升与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疫情几乎摧毁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旧有经济秩序，清算的代价太过惨重，此次危机让人们不得不直面全球化的负面效应。最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将被釜底抽薪。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原来加速透支地球、随意糟蹋自然的生产方式，带来的是更多的人类自我毁灭；万物面前唯我独尊的傲慢姿态也被现实无情打击，人们因此开始更深层次地思考追求物质生活、消费至上的合理性，寻求最平衡、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换句话说，疫情之后，国家层面的“想法”会变，人们的“活法”也会变。
显然，面对复式大危机，如果处理方式沿袭过去的老路，已然走不通。然而，美国依旧采用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伎俩，无限式“放水”，把祸水引向世界，引发新一轮全球降息潮。各大央行再度联合救市，再次集体饮鸩止渴。实际上，量化宽松本就是用虚拟经济的办法制止虚拟经济，用泡沫化的办法应对经济泡沫，然而10多年来，美国金融衍生品等组成的虚拟经济的扩张，并非始终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步，如此刺激经济手段，必然走入穷途末路。况且，复式大危机的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全方面无差别涉及，全方位无死角覆盖，危机已是避无可避，再也没有超发货币进行转嫁的空间，更无法将危机延伸到下一个10年。究竟是危还是机，更多地取决于世界各国对这场危机本质的认识，如若还是停留在“放水救市”等惯性思维中，则仍将深陷危机旋涡之中，甚至预埋下一场危机。总之，复式大危机需要复式的处理方式，只有在各方面纠偏、调整到位时才能化解，也只有对过去彻底清算，才能真正了断。
复式时代到来
西方国家向来推崇自由市场经济，将其看作自己的专属和优势。如今，疫情让国家经济作为能抵御人类社会公共危机的唯一角色，重返台前。从美国到欧盟，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出手，采取发钱、救助、封锁等一系列防疫举措，令国家经济地位前所未有地上升，正把美国乃至世界各国带回大政府时代。这意味着，300多年来形成的市场经济信仰正在崩塌，大市场与大政府相结合的复式时代全面开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市场泾渭分明的思维方式将被摒弃——既不夸大政府制度的优越性，也不放任市场无形之手恣意妄为，而是在大政府与大市场之间趋向平衡。
可见，疫情极大地加速了市场和政府的复式化，全球进入复式时代，这反而愈发凸显中国的先行优势。要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的半道上拐弯到市场经济，以“政府+市场”的“二人转”模式，将各种经典元素化繁就简，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这意味着，中国天然接近第三条道路，只不过中国尚处于复式时代的初级阶段。眼下的中国市场经济还不成熟，资本也未完全开放，政府依然发挥重要影响力，在教育、医疗、金融、通信、能源产业等很多领域没有完全放手。就拿新一轮金融开放来说，从取消QF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限制到启动沪伦通[3]，表面看是中国开启了金融市场的深度开放期，但实质上是结构性调整，为弥补全面开放可能带来的问题，政府通过深层次结构设计依然内嵌其中。如沪伦通“西向业务”在启动日便已落地，但“东向业务”至今尚未开通。但这也揭示了中国正尝试着向“大市场+大政府”方向发展，完善市场经济。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东西方国家所处的复式阶段有所差异，再加上疫情冲击下的各经济体演化错综复杂，加速了世界中心的复式化趋势。要知道，近年来世界中心已呈现出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的迹象。而在疫情冲击下，美国既没有能力挽救自己，更没有余力帮助盟友，“世界领袖”形象彻底崩塌。如法国《世界报》指出，今天全世界已不可能再把美国视为“世界领袖”，在未来的1/4个世纪，美国将不会再有昔日的影响力。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说：“‘单极世界’已经寿终正寝。”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太平洋经济中心率先走出疫情和经济危机，并表现出强烈的经济合作势头。如2020年上半年，东盟已经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显然，世界将进入大西洋和太平洋双中心并行不悖的时代。世界格局将由原先的西方主导，走向东西方平衡。
那么，除了世界中心复式化趋势，复式时代究竟还将如何复式化？落脚到中宏观，政治、经济和社会方方面面的规则都将开始调整。由此，“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时代将体现在：
第一，原本泾渭分明、利益排他的组织将演化成显性与隐性相结合、彼此嵌入的复式组织，从政党到企业概莫能外。在此过程中，一国的各行各业、政治与经济，乃至国与国、国家与社会，将不再是单一、固化的结构，而将进行界面重组，彼此复式化。如从“三湾改编”创造性地把“支部建在连上”，到古田会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正式定型，红军就是因为复式组织创新而成功的；再如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条件下，欧式政党开始向“全民党”演变。未来，各种显性和隐性组织将进一步深化渗透，既虚又实，最终构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结构。届时，政党和企业等组织将不再单纯比较拥有什么——因为大家都有——而将更多地比较谁的朋友多，谁的磁场强，谁的影响更深。
第二，国家资本和市场资本共生下的复式资本将大行其道。在抗疫的紧急状态下，无论国家资本抑或市场资本，都深深地捆绑在一起，复式资本应运而生。如今天的美国通过“无限量宽”对各种垃圾债、企业商票、企业股票的无条件购买，已经让美国政府成了无数企业的股东。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无条件对经济灾难兜底，在事实上已经回到了国有或混合所有的时代了。未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由国家资本与市场资本交融共生的复式资本根植于国家经济运行中，将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三，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管理双中心并行不悖。疫情之下，从美国民众持枪上街游行，到防疫、粮油等物资价格暴涨，都将以社会管理为中心的历史诉求尽显其中。再加上未来“机器换人”，让人们无所事事，愈发凸显社会管理的迫切性。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尚未结束，这是个现实，任何国家都不能脱离。从这个角度看，未来各国将践行“一个国家，两个中心”的原则，既要注重发展GDP，又要强化社会管理中心的功能，保证社会平稳有序进行，任一中心都将不可或缺。
第四，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双循环。眼下，各国开始收缩其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参与度，推动产业“逆向回流”。但即便产业链变短变粗，全球化不可能也不会完全消退。这意味着，既拓展国际市场，又兼顾国内市场，两条腿走路将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尤以中国为典型，作为世界最大外贸国，发展国际市场仍将是重中之重；而2019年，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消费国。如今，从直播带货迅速蹿红，到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等新业态出现，疫情进一步挖掘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广度和深度。
第五，城市将进入以大城市为中心与以小城镇为网络的“双轨模式”。疫情暴露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致命性，密集的人群，繁忙的公共交通，数不胜数的文化和娱乐场所，为病原体的传播创造了完美条件。未来，城市发展将打造复式结构，把农庄、繁华的城市与小城镇都连接成一体，城市与城镇功能不断叠加，大城市与小城镇将从原本的虹吸到配套、接轨，最后演化为融合，边界日益模糊化，构建出“超级生命体”。
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复式时代或将是这次疫情产生的补偿效应，势必要让市场之大与政府之大进行复式勾兑、双向协同。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一普遍性还在于，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有一种东西出现来打破原有的平衡，形成新的平衡（熵增定律）。这也是人类不断革新自己并且自我升级的过程。总而言之，复式时代也仅仅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社会制度的演进没有历史的终结！
中国复式金融
中国金融业乱局自327国债期货风险事件开始就埋下了凶险的种子。“327事件”由政策发酵，也由行政收尾。20世纪90年代初期，为应对高通胀而实行的国债保值贴补政策已经内置了市场炒作的空间，而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宣布327国债将按148.5元兑付（相当于加息），反市场而行之（通胀有所缓解），彻底扭曲了国债期货的市场价格，让多空双方同时陷入癫狂的“厮杀”中。虽然最终上交所宣布当日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却是以金融市场的信用为代价，国债期货市场一关就是18年。
然而，如今再面对金融乱象，早已不能一关了之。一来，市场规模今非昔比。仅以期货市场为例，1992年年底，上交所首次设计并试行推出的品种期货仅有12个，即便是被热炒的327号合约，发行总量也不过24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资料显示，2019年，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已达290.61万亿元。二则，经济金融化深度与金融业开放程度已然无法用简单的行政化手段干预。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持续维持在8%左右，不仅比21世纪初翻了近1倍，还超过了英、美等传统的金融强国约1个百分点。再加上股市、债市、金融衍生品市场等金融市场不断对外开放，从QFII、RQFII制度不断完善，引进外部资本，到沪伦通、沪深港通试水双向互联等，中国金融系统的复杂程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况且，即便真能“一关了之”，往往也是治标不治本，金融业根本上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就拿频繁“爆雷”的P2P来说，虽然清退了市场上大量的相关机构，但其背后金融炒作的热情实则此消彼长。比如，眼下披着加密货币、区块链技术外衣的传销式庞氏骗局，又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收割一批“韭菜”。更何况，如今负利率时代来临，颠覆了人们的常识和千百年来金融运行的逻辑和机制，整个社会都将走向一个没有历史经验的时代，又何谈用人类有限的理性去应对？
究其原因，金融内置市场经济原罪，金融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贪婪的潘多拉魔盒被打开，进而导致交换或交易产生过剩。过剩就要平仓，而市场经济往往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化解产品过剩，利用种种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做到纸面平衡。在中国，不少所谓精英又向来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马首是瞻，故而中国的金融也逃不开被金融原罪捕获的命运。于是，机构纷纷玩起“钱生钱”的猫腻。比如，银行表内表外辗转腾挪、空转获利，信托机构在不同市场间开展资金池业务监管套利等，莫不如是。
即便金融业的“遵义会议”（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给中国金融改革定了调子，结束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的金融改革路线，否定了“金融自由化思潮”，引领中国金融“脱虚向实”，严监管、去杠杆，金融市场还是乱象难消。归根结底，是中国金融行业发展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复杂度非别国可比。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界面不清。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轨而来，并凭借土地和房地产的迅速资产化和金融化撑起了经济迅速崛起，以致中国的金融天生带有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烙印，甚至在二者的拉扯博弈中愈发复杂，它一面享受着制度与政策红利，另一面还要承受市场化不足的成本。另一方面，传统金融与新金融混搭。传统金融在不完全市场经济中尚未发育完全，就拿退出机制来说，不仅股市“只进不出”，金融行业本身也很难自主完成问题机构市场化的优胜劣汰，以致始终难以形成市场硬约束与资源有效配置。而随着金融创新、金融科技野蛮生长的投机套利、圈钱骗局又甚嚣尘上，可谓旧伤未愈、新伤又起。种种因素综合之下，中国金融业在迅速膨胀中混乱、失序愈演愈烈，难以挣脱“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治乱循环魔咒。
那么，中国金融业发展究竟要走哪条路？眼下来看，市场和银行分别主导的两条金融路线各有各的短板。一是，处于经典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美国金融业已然走邪入魔，完全脱离了经济的基本盘。以至于如今疫情当下，美国的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已然是冰火两重天，一面是破纪录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另一面是股市依旧火热。二则，德国的全能银行模式也面临瓶颈。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新技术、数字经济等轻资产创新型行业发展，还有“大而不能倒”的混业银行体系无形中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再加上负利率已然抽去了现行金融系统的逻辑支点，无法线性依赖。
以此观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不能“非左即右”“有先有后”，而是将在半道上再次转弯，全面开启金融复式时代。一方面，金融市场化、证券化将继续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不断扩张，如今A股已经是全球第二大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商品期货的成交量位居世界第一。与之相对的是，国民经济证券化率不到50%。而《2019年资产证券化发展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共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23439.41亿元，同比增长17%；年末市场存量为41961.19亿元，同比增长36%，恰恰反映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进而，不断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将通过不同的风险定价机制进一步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扩充多样化的直接融资渠道。比如创业板成立10年间（截至2019年10月底），就让近800家企业实现了约7500亿元股权融资。
另一方面，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将引导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毕竟，向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发展升级，本身就意味着这些基金既不缺钱，还能带企业、做项目。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以财政10%的资金撬动了90%的社会资本，已经不自觉地走出了一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另类道路。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国共成立1311只政府引导基金，其自身总规模为19694亿元，而政府引导基金募资基金群总规模达82271亿元，投向了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互联网等高端新兴产业。如此一来，中国将在两条路线上走出复式化的第三条路。即便金融之恶不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金融的复式道路在“一放一收”之间也能进行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