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产业互联网让中国再获机遇
从消费互联网到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不是一个新概念。2012年，通用电气前全球董事长兼CEO杰夫·伊梅尔特在美国发表题为《又一场工业革命》的演讲，将产业互联网概念推至台前。而彼时的中国还沉浸在消费互联网的狂欢中，“8.3亿网民、14亿人口”的体量带来的巨大商业价值，让互联网企业想方设法地追逐每一个消费者。而随着人口红利释放殆尽，消费互联网高速增长消退，于是，对应消费互联网提法的产业互联网高调入场。2016年，美团王兴提出“互联网下半场”做出预热；2018年，腾讯大刀阔斧的组织架构调整，以及马化腾夜半知乎“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融合创新，会带来哪些改变”一问，将产业互联网推向高潮。
但直到当下，产业互联网都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认为，产业互联网是“以机器、原材料、控制系统、信息系统、产品，以及人之间的网络互联为基础，实现智能控制、运营优化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有研究机构认为，产业互联网本质是“生产要素的数字化”；腾讯给出的注解是，“产业互联网构建新型的、产业级的数字生态，打通各产业间、内外部连接，以新兴产业的技术提高传统产业效率，以传统产业的市场带动新兴产业规模”。总之，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产业互联网。
如果说，消费互联网是以个人为用户，以日常生活为应用场景，其存在价值是提供消费体验，核心是便捷、廉价、云端，即按照线下实体的系统和要素建立线上的系统镜像—搜集线下需求端与供给端数据—匹配供需数据后进行交付，在实现“不让中间商赚差价”的同时，带来各种各样的便利，创造消费者剩余。这也决定了消费互联网的局限性：其触角主要集中在线上和个人消费者，难以解决线下实体产业优化、产品服务附加值提高、生产效率提高等问题。
那么，产业互联网的核心则可收敛为超级链接、集成整合、AI（数据+算力+算法）。具体而言：
第一，其核心功能是集成整合，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冗长而分散的产业链进行资源整合和流程优化，去掉或减少产业链的不增值环节，促进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分工协作，实现对产业链生产关系的改造优化和生产力的赋能提升。
第二，其实现路径是超级链接。产业互联网打破了以公司为主体的沟通基础，通过实现供应商、客户、设备、生产线、产品等产业垂直领域要素资源的互联互通，构建起全要素、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全信息链等跨企业、跨地区的全面链接，促成供需间精准匹配。
第三，其技术底牌是AI智能技术集群。其中，数据是必要的生产原料，更是产业链上“云”的基础；以云计算、边缘计算为代表的算力的快速发展，为处理海量数据提供了有力支撑；算法技术通过采集与处理海量数据信息，帮助产业链运营分析预警，并提供智能决策支持。
因此，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差异，并不仅限于前者侧重需求侧、后者侧重供给侧，两者的核心差异导致了其本质性的不同。一方面，消费互联网是成本为王，产业互联网则是效率为王。消费互联网实现成本最大程度优化，开新零售风气之先的小米即为一例。雷军曾公开算过一笔账：同样100元成本的产品，小米定价105元就能盈亏平衡，有的企业可能需要两三百元才行。而产业互联网通过对内智能化、模块化，对外链接化、云端化，构建一个以产品数据为核心的产业链，实现全流程精准调度决策。以服装领域为例，以前的西装定制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而互联网赋能的酷特云蓝（原红领集团）将时间缩至一周。
另一方面，消费互联网是规模经济，产业互联网则是价值经济。传统消费互联网让线下实体上“云”，但没有形成共赢机制，线上的大规模发展往往伴随线下传统实体的大规模消亡，淘宝的兴起让七浦路失去原先的热闹，即为典型一例。而产业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是赋能、加持和升级的关系，借杰夫·伊梅尔特的话来说，产业互联网的威力在于“1%”，即在产业互联网所推动的变革中，即使效率只提升1%，其所带来的效益也是空前巨大的。全国目前有60余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5个领域引入数字化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15年中，预计就可节约近3000亿元；如果数字化转型能拓展10%的产业价值空间，每年就可以多创造2000亿元以上的价值。
来自产业互联网的挑战
产业互联网一旦全面落地，各行各业的运作方式都将从消费互联网的逻辑中转换，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微观企业层面的参与动力问题。
第一，产业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以开放为前提，而企业为维护核心竞争力，往往选择封闭。这既是为了避免信息泄露，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为了防止社会资本干扰企业决策，毕竟资本趋利而动，必然要求获得更快、更多的回报，这与华为、宜家等企业坚持不上市的逻辑相通。因此，产业互联网往往与企业长远目标和运作方式互斥。
第二，企业作为产业互联网的受众，要比消费互联网的C端受众更难被打动。消费互联网的C端受众是量大面广的个体，容易被主观意识支配，但企业端的决策要理智得多。更何况，与C端相比，B端的头部效应很明显，其自身往往已经向产业链垂直延伸，形成一套完整的供应管理系统和销售体系，对产业互联网的需求度没有那么高。
第三，从更实际的成本角度而言，以企业为主体的供给端自建“云”的代价太大。产业互联网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要求较高，对资本的需求也更大，单单依靠一个或几个企业，难以支撑起产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即便是通用电气级别的行业巨擘，都在产业互联网实践中受挫——通用曾推出拥有完整“边缘+平台+应用”构架的Predix平台，美誉度之高，使得产业互联网圈内一度言必提及Predix，但是，该平台却始终没有带来相应的利润回报，最终以通用剥离Predix收场。
尽管如此，“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通过“云端企业+产业龙头企业+政府背书的引导基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企业个体的不情愿。云端企业主要化解实体企业自建“云”的成本，产业龙头则充当产业互联网实践的先锋，大规模导入产业链资源要素。而云端企业与产业龙头入局的关键前提则在于政府，事实上，产业领域新技术、新思想的应用和推广，都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即便是高举经济新自由主义旗帜的美国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美国推出《拜杜法案》，特别规定，允许企业把政府拥有产权的专利转化为商品，赚了钱之后再和政府分成。这对美国的创新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撬动作用：美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在1978年仅为5%，《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在短期内翻了10番。
但与微观层面的企业动力问题相比，在中观产业层面和宏观管理层面，产业互联网显然将面临更棘手的挑战。
中观产业层面，产业互联网面临全过程的非标问题。消费互联网C端需求存在通用化特性，尚且可利用终极商品的标准化来倒推全过程的标准化，但产业互联网涉及的B端则面临设备种类繁多、应用场景复杂、数据格式差异等问题。比如，汽配上游有150多个品牌，10万多个车型，具体到每个配件有1亿多SKU（最小存货单位）；中间经销商有20万家；下游50万个维修厂，每个环节都面临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目前，虽然条码、二维码已被广泛应用，但是绝大部分企业使用的都是自己的私有标识。一份2018年的企业调研在全国31个省区市统计了700多个工业企业，超过60%以上的企业使用了标识，但是绝大部分企业都是自定义标识编码方案，这些标识编码互相难以兼容和转换。这就好比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产业互联网各个环节的沟通交流就成了大问题。而想要解决产业互联网的标准化问题，在现阶段还没有善巧方便的途径，只能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中国在2018年颁布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工业互联网标准体系框架》等文件，工业互联网标识国家顶级节点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五大城市建设并投入运营，还建设完成了55个二级节点。但对于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来说，二级节点的建设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需求。而唯有这些基础设施到位后，方能打通产业链、供应链和销售链，实现链上要素全面串联。
宏观管理层面，政府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线下企业被洗牌后将出现规模空前的失业人口。正如蒸汽机让传统手工业者失业，拖拉机让农民失业，随着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数字劳动力的崛起也将让未来的人们“无工可打”。就连创造性岗位都面临被颠覆的局面。2017年，阿里“鲁班”正式上岗后，仅在当年“双11”期间就制作了4亿张横幅广告设计，约等于每秒做8000张海报，干倒一大片设计师；更无须提机械化的人力劳作正广泛被无人工厂、无人生产线替代。另一方面，产业互联网将催生超速发展的超级垄断。B端头部效应突出的产业结构、产业互联网投入的巨额成本等，早已证明产业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巨头们深度博弈的“黑暗森林”；何况正如上文所述，产业互联网以效率为王，企业为追逐自身效率必然沿着产业链上下游延伸，经过激烈角逐，横贯垂直产业链的超级巨无霸也将跃然而出。更需强调的是，在产业互联网崛起的同时，消费互联网并未消亡，相关问题与挑战只多不少。于是乎，消费互联网重在横向，产业互联网重在纵向，相关政府部门俨然处于两者的交界处。
尽管产业链的非标问题尚未解决，政府部门纵横捭阖的能力亟待提高，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不会因为“还未准备好”而停下步伐。
就中短期看，产业互联网将加速网内化学反应，一场更为广泛的产业洗牌开始了。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需要做数字化升级，并通过数据产品和服务拓展产业链的价值空间。而随着产业链上的资源整合，并购重组是产业互联网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尤其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沟通交易方式被打破，产业资源导入的重要性远大于单纯的资金投资。因此，将民营企业市场竞争优势和国有企业资源信用优势进行互补的混改将成趋势，或以产业链上的国有核心企业（股权投资、资源投入）+民营骨干企业（运营模式嵌入）为主体，形成产业平台模式。当然，产业互联网不仅关乎企业的命运，也蕴含着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发展机遇。
就长期看，产业互联网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说互联网上半场是消费互联网，中场是产业互联网，那么下半场则是万物互联。纵观消费互联网的发展历程，早期是单一方向上满足人们获取信息的需求，对应出现的是Lycos、雅虎等搜索引擎；接着开始加入互动要素，以脸书、QQ、微博等为代表的社交类网站崛起；其后，线上信息逐渐延伸至线下生活，亚马逊、淘宝等线上交易网站逐渐发展壮大；随着交易内容从商品延伸到服务，平台经济崛起。由此构成了“消费互联网单向资讯（C端单向服务）—信息交互（C端互动）—在线交易（引入B端）—平台生态（丰富B端）”的全过程。梳理来看，互联网的星星之火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供给侧延伸，最终必然驱动产业互联网的发展。
更进一步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阿帕网开始组建，一场持续推进的数字化浪潮就已开启，技术和数据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自然溢出的方式向各个行业扩散。因此，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最终将走向打通融合，进入从源头到终端的万物互联时代。
产业互联网将在中国爆发
虽然工业互联网之风最早从美、德刮起，但是，中国却是最有条件、最有实力实现产业互联网落地、发挥产业互联网威力的国家。
第一，中国具有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前景。需求层面，14亿大众是中国互联网航船的压舱石。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位列全球第一；电子商务交易规模34.81万亿元，已连续多年占据全球电子商务市场首位。更何况，有别于成熟的欧美市场和相对狭小的日韩市场，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各个领域的巨大市场也为企业新技术的孕育提供了必需的需求规模。供给层面，中国在互联网领域也拥有非常好的基础。乔布斯曾比喻仙童半导体公司“就像个成熟了的蒲公英，你一吹它，这种创业精神的种子就随风四处飘扬了”，从一定意义上说，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东）也已成了成熟的蒲公英，种子不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第二，中国拥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门类体系。经过70余年的发展，中国已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意味着所有领域的技术创新，几乎都可以与中国工业制造能力链接。
第三，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调整在中国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纵深。中国规模巨大、差异也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完整的工业体系，提供了多样化的产业应用场景，让不同的技术方案和升级路径都可以得到探索和试验，形成三链调整、产业生态系统演进的巨大动力。此外，中国消费互联网领域发展基本实现了全球规模最大消费端的数据化迁移，积累了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改造的经验，可通过消费端与产业端对接，进一步拓宽三链调整的空间。
第四，产业互联网重新“格式化”的过程中，中国不“差钱”。上篇已谈到，产业互联网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要求较高，而且涉及与各行各业链接，因此培育过程投入较大，但中国市场尤其不“差钱”。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消费互联网发展的最强逻辑就是“烧钱”，过去10年就经历了8次“烧钱”大战：2011年千团大战，百亿融资烟消云散；2012年电商大战，以京东喊出“三年零毛利”为标志，价格战大幕开启；2013年在线旅游大战，携程、艺龙、去哪儿拼得你死我活；2014年网约车大战，仅4个月内，滴滴、快的便“烧钱”20亿元；2015年外卖大战，饿了么、美团、淘点点和百度外卖四巨头贴身肉搏；2017年共享单车大战，40多家车企逐鹿中原，每家平均“烧钱”4200万元；2018年新零售大战，其中无人零售“烧钱”百亿元后几乎全军覆没；2019年下沉市场大战，拼多多、淘宝聚划算、京东秒杀的“百亿补贴”交替上演。
与此同时，中国还形成了两股“最强辅助”势力，可以让产业互联网最大可能释放威力。英国剑桥大学著名学者卡洛塔·佩雷斯在其著作《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将人类工业革命的发展史用一句话概括为“一次科技革命，一代基础设施，一种‘技术—经济范式’”。他认为，每一次工业革命的真正爆发，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先行条件。而中国目前正好达成了产业互联网基础设施方面两个独特优势。
北斗与5G技术的结合，超宽传输、低延时、应用场景无限，让产业互联网进入“高速公路”。5G技术的出现让超宽传输成为可能，支持数据传输达到100兆/秒，同时支持大连接，可以做到1平方公里100万个传感器联网。过去发展产业互联网，由于网络带宽可能不够，时延比较大，数据指令传到后台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决策再回来时难免出现时滞。而5G技术的出现使得数据指令能第一时间送到后台决策，第一时间反馈，让生产资源、信息数据、生产设备和员工能够高度无缝连接。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组网成功，更是可与5G技术相互赋能、彼此增强。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经南曾在报告中指出，5G技术与北斗结合，可以产生感知、学习、认知、决策、调控五大能力，“让广域或全球性分布的物理设备，能在感知的基础上具有计算、通信、远程协同、精准控制和自治等功能”。这无疑为产业互联网应用打开无尽想象。
可以预见的是，在产业互联网背景下，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产业大变局、大洗牌。一方面，当下正处于全方位的过剩阶段，依然遵循过剩必然出清的逻辑；另一方面，产业互联网不是一种平缓的增量改进，而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无疑将解构原有的产业格局，形成新的产业秩序。在国内工业互联网的战场上，就出现了互联网巨头、信息通信企业、工业企业，以及拥有相关背景的创业公司4股力量混战。仅在工业互联网的底层基座——工业互联网平台，就不仅有海尔、富士康这样的工业王牌部队一路高歌猛进，还有百度、阿里、华为等跨界者强势入局，再加上数以百计的后来者们（东方国信、浪潮、黑湖智造、昆仑数据等），足够搅乱产业格局的一池春水，谁执牛耳还未可知。
30多年前，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从北京发出，这封邮件的主题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而在七八年后的1994年，中国通过一条64K的国际专线与美国NSFNet [4]直接互联，彼时距美国互联网雏形阿帕网建立已过去25年。谁都没有想到，这根线会开启如此辉煌的中国消费互联网时代。当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中国独有的实力与底气，叠加疫情危机开启的时间窗口，将带动产业与经济进入下一个波澜壮阔的产业互联网时代。届时将不仅仅是“越过长城，走向世界”，更是穿越时空隔阂，实现产业资源互联互通，甚至突破人与物的界面，实现交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