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安全岛
世界经济“缺魂少魄”
世界经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国经济发展既失去了“准心”，又缺乏经济新增长极的抓手，“缺魂少魄”，无所依托。具体表现在：
其一，经济发展无方向。“世界老大”美国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经济复苏曙光难现。全球“经济增速第一”的中国，GDP增速也在“破8”“破7”后，在2019年降至6.1%。欧元区“龙头”德国，制造业颓靡叠加服务业增长失去动能，2019年9月综合PMI（采购经理指数）自2013年4月以来首次跌破50这一“荣枯线”分界点，从51.7直降至49.1，2020年上半年，德国GDP折合美元约为1.784万亿，同比实际下降6.7%。“大哥们日子不好过”，跟随者们自然六神无主。
其二，科技前景不明。原来科技创新一贯信奉的“‘山寨’仿制、二次创新”的追随目标也难以为继，未来发展方向突然缺少了坐标指引，人类惯有的常识和经典理论也纷纷失效，加剧了整个科技行业乃至社会资本的迷茫。就拿新能源汽车技术来说，充电电池蓄电量差，续保续航里程很难达到宣传的数值，类似缺陷不断引发消费者大面积投诉。换言之，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还远未发展到足够成熟的阶段，还不足以推动世界经济出现大变革、大逆转。
其三，跨国企业财阀经济基础性作用被无限放大。世界媒体的头版几乎都被各类政客、企业巨头的言行所占据，国际政局、资本价格等时刻对其做出反应、解读和预测。道理很简单，世界经济形势太复杂，更多的人需要有人来“大剧透”。然而事实却是，面对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政治家们忙着“缩圈子”，最大限度止损，那些与政治捆绑得越来越紧密的企业家则忙着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贸易摩擦损益，经营也没了方向。
其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也陷入了混沌状态。西方那套被奉为人类唯一“合理”的“民主、自由、人权”普世价值观流产，世界政治一下子变得面目全非，缺乏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收敛。在全球大行其道快300年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也到了大拐弯时刻，市场经济的原罪正在搅乱世界经济，未来究竟以何种价值观引领，突然成了问题。
新型经济秩序的建立仍难以完成，世界经济繁荣所一直仰仗的旧经济秩序又在土崩瓦解，世界经济曾经的增长动力都在消退。一方面，去WTO逆流涌动。且不说WTO自身出现仲裁程序冗长、争端处理机制几乎瘫痪等问题，仅是美国四处挑起贸易争端，就惹得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全球多边体系，WTO正逐步被边缘化。全球治理的经济基调从贸易自由主义的退潮开始，就彻底变了。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走到最高阶段，即玩金融。当手段变成目的，美国膨胀的债务危机和持续的产业空心化风险，以及金融危机被新冠疫情引爆升级为复式危机，倒逼金融去杠杆化。
很显然，新经济、新科技虽已脱离了极客的乌托邦，但尚未抵达梦想的彼岸，旧经济、旧科技又难以支撑世界经济继续前行，眼下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混沌时期，世界经济处于“缺魂”状态，而所有这一切极有可能引爆链式危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世界产业链、价值链和产业秩序首当其冲。因为去全球化范围扩大，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减缓新技术扩散和国家间经济交流的扩散，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下降，世界经济因此会元气大伤。当国家经济越来越差，出于自保本能，全球往往会陷入经济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不仅如此，互不通气、彼此隔绝，对全球科技的重大突破是一种阻滞，各个国家为了占领信息文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都选择在新科技、新经济上“押赛道”，这也可能引致新的破坏性过剩。由于很多新科技、新经济还停留在炒概念阶段，并没有实质性突破，在经济困顿、去全球化背景下，极易被当作“救命稻草”，比如此前大火的新能源和互联网金融，都不过是在制造更大的过剩。
一系列经济危机难以逆转之后，又将引爆全球性民粹主义，引发社会性、政治性大骚乱。全球经济因为“缺魂”停滞，很容易会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将公众的怒火指向他国。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就是血的教训，在经济危机和狂热民族主义双重推动下，受到民粹主义支持的独裁者希特勒以“救世主”的姿态登上德国总理之位，引发了世界大战。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贸易和移民的反感，通常就伴随着要拯救就业或弥补全球化“输家”的呼声，一些国家内部的社会性骚乱也已露出端倪。
面对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和世界性的“缺魂”迷失，各国前所未有地慌乱，或试图猛回头去抓住工业经济的尾巴，或举债仿效中国大搞基建，或以金融加杠杆的方式掩盖危机，或到处“挖坑”转嫁危机……总之大家都在忙着应对危机，各自为政去突破，却唯独忘了冷静下来由无数个“点”来推导出“面”。但正所谓危中有机，不破不立，当前的“乱”和“危”不过是为未来的“破”和“机”做了预埋。各国与其自乱阵脚，以邻为壑地去单点突破，倒不如顺势而为，在应对危机时处理好彼此间的界面。
中国经济安全岛权重上升
随着贯彻自由市场经济信仰的美国“灯塔”黯淡无光，世界金融安全岛与经济安全岛正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历史转折。美国以美元和国力支撑的金融安全岛地位，将随着无限量化宽松（稀释美元信用基础）、疫情危机扩大而慢慢沉沦；而中国则因率先走出疫情的至暗时刻，叠加政治稳定、产业体系健全、市场空间超大等因素，在国际市场客观抬升了作为世界经济安全岛的功能。
第一，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纵观全球，动荡日渐加剧，各国内患频出，自顾不暇，新保护主义抬头，部分地区右翼势力崛起，中东及一些地区战火频仍，都在持续向全球输出不安定因素。尤其是英美等发达国家以“脱欧”“退群”等权宜之计维持国内稳定，与此相比，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在世界上极为罕见。政治社会稳定是投资环境的最重要指标，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越明显，对资本就越具吸引力。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高位横盘仍有很长的路。中国城市化进程远未结束，与发达国家和市场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追进空间；市场化改革导向之下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力要素的优化整合配置，带动的生产和消费扩张仍将持续；中国东、中、西部地域发展的“梯度推进”过程中，地域更为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趋近”本身所引发的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配置，带来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张，等等。如果承认这些前景具有相应的确定性，那么就可以确定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具坚实基础，发展仍在继续，中国经济社会列车仍将前行。
第三，从高速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切换有很多空间。增长速度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未来一段时间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高质量发展孕育着巨大的潜在机遇。近来如火如荼的“新基建”即为典型，以5G技术、工业互联网、AI、云计算、大数据等为基础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宏观经济有明显支撑作用。
第四，金融市场尚未走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最高阶段。美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最高阶段，金融前所未有地脱离了实体经济。中国金融虽然在此道路上有过效仿和迷失，但所幸尚未走到最高阶段，已经率先对金融乱象进行整肃和纠偏，并对资本国际偏差及不当全面清算，逐渐回归金融本源。
第五，产业经济基础是中国疫后能够快速振兴的有力支撑。从口罩产能在不到30天内由3000万达到了2亿，彻底解决“一罩难求”，就足见产业爆发力与调摆能力。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41个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的完整工业体系，而且有良好且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居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中国还拥有高性价比的劳动力，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规模从1978年的5.537亿升至2019年的8.964亿人，其中受高等教育群体的规模已经超过1亿人。
第六，当下正处于产能过剩且物质相对充裕的历史阶段，恰恰能利用疫情加速去产能，为疫后高质量发展创造前提。从商品过剩到商店过剩，从生产过剩到办公过剩，从产能过剩到分配过剩，从资本过剩到模式过剩，当下正面临方方面面、前所未有的大过剩。大过剩必然需要大出清来平抑，而疫情恰恰加速出清——不同程度地“限工停产”本身对行业来说就是一种产能出清。此外，残酷的企业死亡潮也构成了出清的另一种表达式。
第七，举国体制成为中国在灾后振兴中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快速、大规模地调动公共资源和力量，让中国快速走出疫情至暗时刻，为中国在全球疫情迅速蔓延之前有效控制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个时间差让中国与全球经济处在一个非常不同的盘面上。早在疫情初期，英国金融时报就刊文《中国将是第一个摆脱经济放缓的国家》，并援引摩根大通经济学家观点：“中国将是第一个遭遇病毒，也是第一个摆脱由病毒引起的经济放缓的国家。”
更进一步而言，所谓不破不立，危机从来都是机会。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世界经济重心由欧洲转向美洲，美国逐步奠定世界经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反思潮泛起，经济发展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而此次新冠疫情危机令全球产业链动荡，也将成为一个契机，尤其是疫情客观上已为中国经济发展打开了时间窗口。2020年2月以来，中国市场已经在疫情冲击后逐渐恢复元气。随着全球范围疫情的扩散，其他国家出现了大面积停工、社会冲突不断的现象，中国反倒成为世界上产业、经济、社会等运行最稳定的地区。在此背景下，加速调结构进而化危为机，成为中国决胜疫后振兴的关键。
宏观层面，形成新增长替代。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消费”，通过放开与老百姓相关的民生经济、民本经济，创造性地举办各类消费节等举措，让消费驱动经济增长。事实上，中国经济已然显现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7.8%。而麦肯锡报告显示，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指数从2007年的0.9逐步降低到2017年的0.6；同期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有所上升，且出现依赖中国消费的趋势。2010～2017年，中国贡献了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而具体到20个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中，中国有17个行业的消费份额在全球总消费总占比超过20%。在中观层面，推动产业链价值攀升。正如20世纪末，日本和德国相继从高加工度组装工业转向技术密集与服务业，前者明确提出走“技术立国之路”，后者重点关注电子制造业，通过技术的创新和进步来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化，中国产业链也到了向价值链上游挺进的关键时刻。通过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同时布局新基建，完善产业生态，将激发产业链活力。如按照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在2016年5月的测算，在自动化、5G、物联网、AI等技术的帮助下，中国总成本效率将提升5%～8%，转化成本效率将提升15%～25%，这意味着仅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就有4万亿～7万亿元的提升空间（以中国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计）。
在微观层面，企业要顺势弹性变形。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让中国互联网企业有了腾飞机遇——“‘非典’证实了数字移动技术和互联网的有效性，因此成为使互联网在中国崛起为真正的大众平台的转折点”（邓肯·克拉克）——进而奠定中国互联网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霸主格局，那么此次疫情同样是一次巨大的“催化实验”，能够孕育出一批企业新贵。细分行业迎来大航海时代，企业竞争风起云涌下，倒逼企业建立一种“安身立命”的灵活机制。既要坚守“真正的北方”，又要对核心竞争力进行版本升级，还要佐以灵活的复式组织结构。
“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1990年前后，中国一度受到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反华浪潮在全球风行，但中国却以此为契机，加宽、加长产业链，让其规模效应及生态链完整度难以被替代。当年中国的GDP总量不过19347.8亿元，仅与今天的苏州一市（19235.8亿元）相当，尚且能转危为机。如今疫情之中，尽管中国经济受损颇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也愈发复杂，但中国转危为机、实现灾后振兴的步伐不会停滞。
双循环背景下的内循环
2020年5月14日，中国经济“双循环”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内循环为主”，绝非多数人理解的应对美国打压的权宜之计，而是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秩序变化下，整个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国策调整。
众所周知，当年“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源于王建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构想得到中央认可，中国才在1992年南方谈话后进行了中国发展沿海的国策调整，并通过改革开放加速融入世界。尤其是2000年加入WTO后，中国一跃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地带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实现了GDP世界第二的经济崛起。这得益于国际大循环为主导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却也因“两头在外，过度依赖投资与出口”而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到2006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高达64%，“大进大出”模式加重了国内产业基础薄弱、核心技术缺失等缺陷，就连国内也陷入生态恶化、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瓶颈等恶性循环。因此，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从外销转内销到扩大内需、供给侧改革等，我国就已有所侧重地进行调整。一是将外贸依存度从最高64%降到2019年的31.8%，回到了1998年水平；二是将经常项目顺差占比GDP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到1%，已降到国际公认的3%以内的均衡水平；三是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个年份超过100%，外需不行靠内需，早已成为现实操作。
毕竟，2019年前，中国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就已“内忧外患”。外有全球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大环境，出口的扩大基本取决于低价优势，而非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内临人口红利减退、劳动成本上升，已然无法再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外资，获取国际竞争优势。到了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更是加重“内忧外患”，彻底打破了原有的国际大循环现状。百年一遇之大疫情，带来百年一遇之全球经济大衰退，尤其是美国经济的崩塌，或因“美元—美债”等推倒全球多米诺骨牌。IMF预测称，2020年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于是，伴随疫情失控及疫情防控下的“封国”“封城”，全球经济联系出现罕见的紊乱与中断，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风雨飘摇，再加上美国“退群”上瘾，非理性贸易摩擦等，以致IMF忧心忡忡地把当前形势定义为“大封锁”。新冠疫情加速撕裂世界，让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以致那些产业链不完善、依赖外需的国家备受煎熬，加速了传统以国际循环为主模式的终结。中国尤甚，因为美国将中国当作眼中钉，从科技打压到金融、军事等新“冷战”已全方位展开，以致中国周边关系紧张、对外开放遇挫、国际循环受冲击，不得不向内看。因此，中国此时提出“双循环”实为形势所逼，需要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互促，应对外部环境恶化，更要稳定国内基本盘，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真正主动调结构促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迎来以内为主、安内促外、内外复式的国家战略新时代。
或许就连对华开打贸易战的美国都不曾料想，中国经济内部的韧性如此之强！中国人不仅劳动总量世界第一、劳动参与率世界第一，而且中国坐拥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在全球供应链里举足轻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再加上14亿人口超大内需市场、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40多年的发展让中国构建了良好的供给体系和市场基础，是中国以内为主的最大底气。毕竟，相对于外部环境的“变”，不变的是国内基本盘的稳定，“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大、活力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尤其在美国仍然深陷疫情失控与经济停滞的两难泥沼之时，中国第一个成功控制住疫情，且在疫情防控与经济复工间保持平衡，并让GDP转正，逐步成为全球的经济安全岛。以此看，美国低估了中国的内在实力。因此，与其纠结于外部的不确定性，还不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因为从美、德、英等发达国家的路径看，它们无不经历过内循环占比GDP80%以上、外循环占GDP20%以内的重要跃升期。照世界银行的说法，所有经济体都已嵌入全球产业链，故都存在内循环和外循环，只是重心、方向和结构有所不同。以前中国有老师带，学习西方就能收获后发红利，可如今中国跃居世界第二，非但西方老师不愿带着玩了，进入“无人区”后，也已非靠开放就能收获红利。这也意味着中国必须做好自己，以内循环为主，才能更好地外循环。
毕竟，中国自己也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针对国内突出的结构问题，需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其中，效率更多地对应生产环节，更加强调“高质量发展”；公平更多地对应分配环节，公平分配将使得生产和消费循环更加畅通。而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弥补发展不充分，必须通过内部创新体系的完善，即内部经济大循环所带来的基础创新、商业创新、集成创新等方式，促使中国生产力的进步，进而打通中国经济竞争力的“任督二脉”。尤其因为过去在核心技术和核心部件上过度依赖全球分工体系，如今在逆全球化与大国博弈中，中国被“卡脖子”。2018年，工信部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的调研显示：32%的关键材料领域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的智能终端处理器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高端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的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而此次疫情加速了产业链断裂与断层，中美“脱钩”等加剧产业链“迁出”中国。2020年的美国银行全球研究报告显示，新冠疫情使得全球性行业中80%的公司遭遇了供应链中断危机，北美所有全球性行业中一半都在建立回流试行方案，未来“世界工厂”将会分散在世界各地。因此，为改变受制于人的窘境，中国不仅要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行业实行内部“备胎”计划，而且要通过自主原创和集成创新，实现技术内循环，更要通过国产替代内置和完善产业供应链，才能真正以内循环将经济命根掌握在自己手中。
以此看内循环，显然既不是“闭关锁国”之类的误读，也非启动内需如此小格局，更不是在自力更生中内卷耗散，而是在疫情常态化下对冲外部不稳定，对经济侧重进行的战略性调整。从“出口+投资”转向“内需+创新”，即曾经以外为主，改革开放驱动，现在以内为主，改革创新驱动。所谓的内循环从“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将从供给侧到需求侧齐头并进，以结构优化和内生成长为核心，从而“培育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是为了更进一步主动的、更高水平的、更具韧性的开放。
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是要利用这场百年一遇之大变局，统筹、联通和勾兑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复式结构，以此来夯实中国的基础和能力。因为中国当下最大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2019年中国零售额已逼近美国，一方面又集中了全球最大的中低端产能。因此，国际市场之于中国极其重要，走向世界，包括人民币走出去，都是必然。更何况，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内循环举措实际上都是被逼无奈，也包括此次由于外部环境的恶化导致在一定程度上看内循环为主。这是对外政治上“避开锋芒”、对内经济上“修炼内力”叠加的必然，一旦有机会缓和外部，开放合作还是大势所趋。
因此，内循环是以量变引发质变，修炼好内功强健自身，才能在对外开放创新上更具主动性。一方面，内循环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作为落脚点，本质上依然是全方位开放，因为内循环的构建也需要跨国企业、外国资本、国际人才的积极参与，中国将坚定全面改革开放，引入外资“共谋发展”。即便在疫情中，外商直接投资依然不降反升，也已表明全球资本看好中国，中国经济安全岛的作用上升。另一方面，尽管中美全面开启新“冷战”，全球化出现逆流，但中国已站在了世界舞台中央，面对美国开启的排华浪潮，中国将“有理、有利、有节”地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柔克刚。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面临大量政治风险，但中国并非就此放弃海外市场，而是以退为进，守住阵地蛰伏前行，以便长远更好布局全球。
双循环背景下的外循环
中国经济面临极限压力，实为国际大循环已然进入激烈振荡期的鲜明表现。大环境不景气时各国倾向本国优先，虽在情理之中，但国家之手的强力干涉，难免推倒负面效应的多米诺骨牌。殊不知，一开始解决问题的矛头就偏了。眼下诸多矛盾在根本上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失衡，国家间的冲突对立其实是“历史的误会”，跨国企业和金融资本才是冲突背后的始作俑者。市场经济随着全球化水银泻地，市场优化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发挥效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纷纷涌向更有效率的地方。不同国家由于禀赋差异，在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差别巨大，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国家间经济的失衡态势。1940～2018年，主导全球化规则的欧美发达国家人均GDP上涨约10倍，至5万美元左右，而大量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发展缓慢，如非洲人均GDP仅增长2.3倍，至1809美元。此外，随全球化而兴的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游走，致使就业岗位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分工，传统西方发达国家在竞争中逐渐落于相对弱势。有研究显示，2001～2014年，美国的跨国企业在本土减少了87.5万个岗位，而在中国、印度等国增加了420万个岗位。由此看，在市场作用主导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实中，美国将自身的相对衰弱“甩锅”中国，已是离题万里。
事实上，如今全球化“进二退一”的“退一”仅为插曲，“进二”才是大趋势。当货物、服务、金融贸易与投资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便利地流动已成事实，任何国家与政府都无法阻挡全球化的大潮与趋势。中国经济在国际循环中越来越不可或缺，看似挤压了别国利益，但现实却是，各个国家早已在全球化中形成一个有机融合体，谁也离不开谁。例如，虽然中美之间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但在疫情期间，美国的医疗物资还是离不开中国强大的供应链，不仅90%的口罩要从中国进口，相关医疗器械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也无法完全绕开中国。既如此，如今全球化的逆流实为催动中国外循环版本升级的压力与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实际逐渐造成了“生产在中国、消费在世界”的不均衡状态。这就导致，一来，中国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实力差距悬殊，服务贸易不仅一直是中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且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指数自1995年起始终为负，并逐年下降。二则，中国制造大多被锁定在价值链中低端的生产加工环节，如中国虽然在苹果全球产业链中举足轻重，但在苹果产品中所占附加值不足25%。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全球化退潮，外循环便会因外部支撑力量被釜底抽薪而变得脆弱。中国此时提出“双循环”，内涵便是将外循环的支撑由外转内，以内循环作为外循环的坚实基本盘，促进外循环的升级迭代。具体到产业链、价值链上，便是由生产制造向设计研发与服务消费两端不断调整。这不仅意味着做大内需，形成内部市场的战略纵深，更重要的是打通以创新促发展的“任督二脉”，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一边需要进一步提质增效，形成高效运作的产业循环，另一边则亟待突破高端核心科技领域的“卡脖子”威胁。进而，外循环才能在内循环基本面“不变”的基础上，应对国际大环境的“万变”。
综上所述，虽然短期看国际循环仍然难以避免政治风险，但解铃还须系铃人，由全球化市场经济所造成的国家间矛盾与失衡，还要用“市场”的方式来化解。
其一，高度本地化，将“彼此”的差异消解于无形。归根结底，要真正融入本土市场，还要从员工、文化理念、业务模式、消费习惯等各方面实现高度本地化。相对传统的模板如华为英国公司，总部70%以上的员工为当地人，深耕本土市场，逐步成为英国市场上可信赖的电信供应商与纳税大户。而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亦可以直接以海外生态为“根据地”，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如抖音前身musical.ly在上海开发并运营，却通过互联网打入了美国青少年市场。
其二，从“内合资”向“外合资”扩展，进一步深度捆绑。过去是外国企业带着资本和技术来中国，培育中国市场的同时也与中国越来越密不可分。相应的，下一步或将是中国市场所哺育的企业带着资本、技术和创新走出去。比如眼下印度30家互联网科技“独角兽”中，有18家受中国资本支持，其中不乏阿里巴巴、腾讯等巨头，覆盖电商、外卖、文娱等生活各方面。当市场的运作逻辑、商业模式、消费习惯相互融洽甚至互为“倒影”时，所谓捆绑不仅在于有形的利益，还将在无形的理解互通上更进一步。
其三，以整套模式抱团“走出去”。所谓抱团，不仅指传统意义上的企业之间抱团，还指各种资源在更高层次上的抱团。如此，既能解决单一企业的水土不服问题，也能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比如中非共建产业园，在空间上高度集聚形成产业链聚合，从制造业逐步拓宽至物流、农业、医疗、旅游等领域，支持了出海企业迅速嵌入当地生态。且对当地发展而言，引进整体模式就相当于引入了产业、资本、技术、项目等各方面资源，形成双赢。
其四，技术生态的合纵连横。中国长期未融入国际技术标准与规则的制定，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往来大多也仅限于普通制造技术的转移，缺乏深度科技合作，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技术脱钩的风险。而“走出去”的企业或能作为平台，开启技术生态融合的新篇章。如华为遍布全球的研发创新中心及与全球高校的广泛合作，形成了包罗俄罗斯员工做算法、意大利员工做微波传输、德国员工研究网络技术等的生态格局。在如今国家力量重重封锁下，仍得以召集全球2000多名工程师整合资源研发华为移动服务（Huawei Mobile Service, HMS），足见技术生态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只要在市场的深度融合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家之间的对峙亦将有所消解。
新基建概念多，老基建空间小
早在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明确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定位。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全面防控、14亿人宅在家的大局面，仅从2020年2月3日到3月4日这短短30天内，中央层面就部署了多达5次“新基建”相关任务。毕竟，基建反映的是国家经济状况，在新冠疫情冲击国家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危机时期，再度强调国家经济，有其时代理由。可真正的“新基建”投资占比并不大。目前，存量PPP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投资规模约17.6万亿元，其中，传统“铁公机”占比仍是大头，总额约7.1万亿元，占比近41%，真正能算是新基建的不足1000亿元，占比仅0.5%左右。即便加上类新基建项目的2.6万亿元，投资规模也只占存量PPP项目的约15%。再以广东为例，与新基建相关的项目涉及金额约为1万亿元，占广东省计划总金额近17%，其中，涉及城际高铁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类新基建金额超过90%，但狭义新基建项目投资金额仅占1.6%。虽然新基建概念科技成色十足，看似既吻合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时代理由，又找准了未来科技的发展方向，似乎已经到了瓜熟蒂落、呼之欲出的最好时期，可从实际基建投资占比看，又有些言过其实。
新基建概念层面的呼声远大过实际落地。究其原因，“投资变现”是第一道坎，新基建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主导、政策辅助的方式发展的。然而，新基建产业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科技门槛高，再加上突如其来的黑天鹅事件冲击，能咬牙参与的民营资本屈指可数。前有运营商在4G投入上至今尚未回本，5G投入（基站建设、租赁、物业谈判，以及后期的设备维护等）又是4G的数倍，5G的账短期内很难压平。后有普天新能源由于连续亏损，不得已于2019年年底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自己55%股权，而这一项目经过半年“无人问津”的尴尬后被暂停。就算是如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有心帮衬一把，民营资本也极有可能再度陷入地方体制缺陷的窠臼中。要知道，地方政府存在考核机制及规划思路的缺陷，身上既背负着经济指标考核任务，又有未来争取中央项目和相关资金支持的考量，可新基建无法在短期内发力，因此地方政府难免出现机会主义倾向，不但很容易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在具体落实投资计划时，也势必会有所权衡和倾斜，新基建投资规模占比小，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何况，新基建不似老基建，并不是在政策刺激和投资到位的情况下就能快速上马的，而是一个累积的技术研发和进步过程，而且5G技术、AI等新基建领域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抛开AI从认识脑到模拟脑尚停留在弱人工智能阶段不谈，即便是在新基建中最有发言权且技术相对成熟的5G，在实际运用中仍有很多问题未解决。谁也无法保证太阳黑子活动不会再度引发电磁暴，并对地球上的现代科技，诸如供电网络、通信系统和人造卫星等造成干扰，尤其对以短波通信为主的5G产业影响更甚。可放眼当下，家居、商店、医院、火车站等到处都在实现电子化，一旦发生太阳黑子电磁暴，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暴露出新基建所仰仗的新技术基础并不稳固。
就算跌跌撞撞地由理论进入技术落地，社会认知接受度这一关也不好过。5G技术好不容易迎来普遍化落地，但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5G信号塔竟然因“帮助传播新冠病毒”的“理论”被毁，英格兰伯明翰和默西赛德郡多处信号塔被破坏，电信员工更是遭到辱骂。而且这种情况偏偏出现在最需要网络的时期。就此来看，在还没有将新基建产业发展障碍一扫而光时，新基建只是为资本市场炒概念“添了一把火”，不过是暗示大家“牛市来了”。
回过头再看，老基建建设依然是不遗余力。据基建通大数据统计，2020年3月，国家及省市级发改委、交通运输厅共批复了约33项重大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项目核准建议书等，总项目投资额近3500亿元，其中公路项目831亿元、铁路项目1103亿元、城轨交通项目1295亿元、水利电力项目90亿元、机场项目110亿元，还有50亿元的港航和市政工程。
可是，从文明的发展进程来看，作为工业经济的产物，老基建已经跟随后工业经济，逐渐暴露出产能过剩、杠杆过高等隐患，难以匹配信息文明时代的中国下一轮经济结构转型发展战略。而且，老基建过剩，加剧了更大过剩的泡沫接力赛。老基建日趋饱和，西北及西南地区的一些高速公路甚至因车流量不足，被人们嘲笑为“晒谷场”。更重要的是，就投入和产出的运作机制来看，老基建投资的边际效应已经大大降低了。牛津大学研究中心曾对中国2008～2018年间的95个公路和铁路项目进行研究，发现其中55%的项目成本收益率低于1。换言之，近一半以上的项目投资都是无经济效益的。虽然如此单独核算过于简单粗暴，基建本身具有拉动经济的延长效应。但哪怕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过去10年间，投资这驾马车与GDP之间的比例也一直在45%左右。如今，GDP增速已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9年的6.1%，这再度表明，老基建钱没少花，但已经没有太多经济效益的产出了。长期大量低效的基建投资也导致政府负债高企，为了防控风险，从2017年开始，中央便密集出台了50号文、87号文、194号文等多项规范地方债务、加大融资监管的监管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也堵住了“政府兜底”、举债“大干快上”搞老基建项目的后门。
但不管是新基建还是老基建，都没抓住问题的关键。新基建虽然可以确保数据好看，但短期内救不了中小企业的急，“稳经济”“稳就业”更无从谈起。可疫情过后最重要的恰恰不是保增长，而是先让中小企业及低收入人群活下去、稳就业。毕竟据工信部披露的数据：2018年年底，中国中小企业的数量超过3000万家，个体工商户数量超过7000万户，它们仅占用中国全部企业贷款余额的40.7%，却贡献了全国43%的外贸（上升为最大进出口主体）、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况且，新基建虽然“高大上”，很大程度上也要传统基建搭载。只不过老基建也将迭代升级，以匹配新基建项目。比如，北京至雄安高速公路是按照满足自动驾驶车辆行驶的智慧高速公路标准新建的，杭绍甬高速公路也是照此标准改建的。
显然，短期来看，渡过危机仍得靠老基建，而新基建也只有放到具体产业发展中，才能放大技术的乘数效应。假设在5G、锂电池等科技实现突破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修建5G基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老基建的边际作用将再次增强。具而言之，在加速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有几点更需得到重视：
第一，有必要维持大市场与大政府的平衡。市场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而新基建中部分投资巨大、效益回报周期比较长的项目很难及时进入市场机制运作层面，可是，等待和犹豫又会造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贻误战机。这时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投资的领域往往就是市场失灵的领域。
第二，新基建并不简单地新在产业形态，更得有一套新机制、新模式。如果说以往老基建更偏向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运作，那么新基建能否更偏向资本和企业的参与？毕竟，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信息化、新科技创新领域，这就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很高，势必需要一种新的政企合作模式和资本运作机制。譬如5G技术，除了可直接引入专项产业引导基金用于基础投入，还可由国家出面组建类似网联形式的行业组织，对5G技术发展进行纵横协调。
总之，不宜“因长江水清而偏用，因黄河水浊而偏废”。同样，老基建短期来看有空间，就应继续推进；新基建有长远意义，理应提早做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