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藻第二十三

褒善貶惡，誠亦史家所重。然人之善惡，論定極難；亦有奇節懿行，衆所共知，不煩陳論，而轉論列其褊端者，如泄冶正諫而死，而《左氏》載孔子之辭，譏其立辟以召禍。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諸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泄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乎？’”豈謂正諫不足取？以其爲人所共知，無煩陳論故也。以此知論人固難，論古人論人之當否亦不易。如此篇詆秋胡之妻，至目爲“凶險之頑人，彊梁之悍婦”，實爲過當。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凡奇節懿行，足使貪廉懦立者，無不自意氣激昂中來；其勝於貌中庸而實鄉願者多矣。“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列而傳之，正有激濁揚清之效，而劉氏痛詆之，此非子政之失，而劉氏自失之也。又如《古今人表》，所據以爲甲乙者，今既不可得見；書缺有間矣，作此表者所見古人事跡，亦多後人所不知；又安得不守存疑之義，而遽譏其評論之失當乎？舉此兩端，餘可類推。要之，褒貶古人，極宜審慎，此篇所論，實未爲平允也。以此篇與《鑒識》、《探賾》兩篇同看，便知劉氏之所以譏他人者，往往躬自蹈之。

又近人多謂史家不宜以彰善癉惡爲宗旨，但當記述事實，悉得其真，以詔後人耳。此固然，然因欲彰善癉惡故，而所記之事，遂偏於可爲法戒者，幾於勸善懲惡之書，則誠失作史之意。若其不然，則雖以己意揚榷是非，示後人以去就，固亦未爲失當也。何者？事實具在，所論而誤，固與人人以共見，而未嘗彊人人以必從也。彰善痺惡誠非史家本旨，亦不失爲作史之一義，但惡以此害事實耳，無害於事，又何病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