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權爲統治階級所篡及史家苦心保存事實真相

歷史材料的來源，本有官私兩方面。歷史材料極其繁雜。自理論上言之，當分爲記載、非記載兩種。屬於非記載的，又分爲：（一）人，謂人類遺體；（二）物，包括：（甲）實物，（乙）模型、圖畫；（三）法俗：凡有意制定而有强行性質者爲法，成於無意而爲衆所率循者爲俗。記載包括口碑，又分爲：（一）有意記録，以遺後人的；（二）非欲遺後，但自記以備查檢的；（三）並非從事記載，但後人讀之，可知當時情狀的。（一）指作史言；（二）如日記、帳簿等，即官府的檔案，亦可云屬於此類；（三）則史部以外的書籍悉屬焉。此所云者，僅（一）項中之大别而已。私家的材料，即所謂“十口相傳爲古”，乃由羣中之人遞相傳述的故事。此其起源，自較官家的記載，出於史官者爲早。但到後來，史料的中心，却漸移於史官所（一）記録、（二）編纂了。此其故有二：（一）只有國家，能經常設立史官，以從事於記録；而一切可充記録的材料，亦多集於政府，如衛宏《漢儀注》説：漢法，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所以其材料較多而較完全。尋常人民：（甲）和國家大事，本無接觸；即有所知，亦屬甚少；（乙）常人對於不切己之事，多不關心，未必肯從事於記録；（丙）又或有此熱情而無此機會；如著作之暇日等。（丁）有所成就而不克流傳。如爲物力或禁令所限。私史的分量，就遠少於官書；其所涉及之方面亦遠少；從時間上論，亦覺其時斷時續了。此所謂私史，以其材料之來源，與官方不同者爲限。若編纂雖出私人，材料仍取諸官家，即不可謂之私史了。以此爲衡，則私史實少。此亦不可爲古人咎，實爲環境所限。凡事不能孤立看。以史材論，在某一時代，能有何種性質的材料出現？其分量有若干？能保存而傳諸後來的，又有若干？以著述論，某一時代，衆所視爲重要者，有何等問題？對於此等問題，能從事研究的有若干人？其所成就如何？能傳之後來者又有幾何？均爲環境所限。不論環境，徒對古人痛駡一番，或則盲目崇拜，皆非也。（二）史官所記，幾於全部關涉政治。只記政治上的事情，而不及社會，在今日衆共知爲史學上的缺點，但此乃積久使然，當初起時，其弊並不甚著。此由後世的社會太大了，包括疆域廣大、人民衆多、各地方情形不同等。政府並不能任意操縱，所謂統治，不過消極的用文法控制，使其不至絶塵而馳而已。此爲治中國史者最要而宜知之義，至少自漢以後即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産黨》中説：“如果説，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着封建割據的狀態。”這幾句話，對於向來所謂封建、一統之世同異之點，分析得極爲清楚。統治階級的利害，與被統治者恆相反。處於統治地位的，在諸侯割據之世，爲有世封及世官的貴族；在中央集權之世，則代之以官僚。君主固與官僚屬於同一階級，然行世襲之制，則入其中而不得去；與官吏之富貴既得，即可離職而以禍遺後人者不同。故君主雖借官僚以行剥削，又必控制其剥削，限於一定的程度，使不至激成人民之反抗。凡英明的君主，必知此義，一朝開創之初，政治必較清明者以此。然中國疆域太大，各地方的情形太複雜，以一中央政府而欲控制各地方及各事件，其勢實不可能，而每辦一事，官吏皆可藉以虐民，乾脆不辦，却無可藉手，所以集權的封建之世，中央政府即稱賢明，亦不過能消極的爲民除害至於某一程度，而能積極爲民興利之事却甚少。舊時的政治家有一句格言説：“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治天下是興利；安天下是除害；與天下安，則并除害之事亦不辦了。因爲要除害，還是要有些作爲，官吏還可藉以虐民的。此種現象的原理，實根於階級對立而來，所以非至掌握政權的階級改變，不能改變。但特殊的事件，可以放棄；常務則不能不行，官吏又藉以虐民，則如之何？則其所以控制之者爲文法。文法之治，僅求表面上與法令的條文不背，而實際是否如此，則非所問。此即所謂官僚主義，爲論者所痛惡，不自今始，然仍有其相當的作用。如計簿，下級政府不能不呈報上級，地方政府不能不呈報中央，明知所報全係虚帳，然既須呈報，則其侵吞總有一個限制。又如殺人，在清代，地方政府已無此權，太平天國起義後，各省督撫，乃多援軍興之例以殺人，此實爲違法，然既須援軍興之例乃能殺人，則其殺人之權，亦究有一個限度皆是也。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號稱清明之世，所能維持者，則此最小限度而已。所以但記些政治上的事件，並不能知道社會上的情形。因爲政治上所辦的事情，實在太少了。且如曆法，向來總以爲人民不能自爲，非仰賴政府不可的，其實不然。唐文宗時，西川曾請禁官曆頒行以前民間先自印賣的曆書；而據《新五代史·司天考》，則當時民間所用的，實别有一種曆法，時人稱爲小曆，並非政府所用之法。直至宋時，還係如此。南宋末年，西南偏僻之區，官曆失頒，梧州等地大、小盡互異，民間就無所取正了，事見《困學紀聞》。即至近代，亦未能免，官用之曆法久變，民間印行曆本，還有據明人所造《萬年曆》的，以致大、小盡亦有差池，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各曾發生過一次。民間所用曆法，或不如官法之確，然日用並不仰賴政府，則於此可見。且政府革新曆法時，所用之人才，亦皆出於民間，若欽天監等官署所養成的人才，則僅能按成法做技術工作，不能創法與議法也。舉此一事，其餘可以類推。但在古代小國寡民之世則不然，此時政治上所辦者，尚係社會的事情；而社會上最重要的事情，亦即操在政府手裏。所以政治二字，隨時代之古近，範圍廣狹，各有不同。大致時代愈古，所包愈廣。所以但記政治上的事件，即可見得社會上的情形。人類的作事，是有其惰性的，非爲局勢所迫，一切只會照着老樣子做去。況且社會的變遷，一時是看不出來的。又且歷代政府，於全局之控制雖疏，究爲最高權力所在，其所措施，至少在表面上爲有效。所以習慣相沿，史官所記，就都偏於政治方面了。此所謂政治，其範圍業已甚狹了。私家所知政治上的事件，固不能如史官之多；有些方面，亦不能如史官之確，如人、地名、年、月、日，官、爵、差遣名目等。這亦使歷代的史料，逐漸轉移到以史官所記爲重心。

讀史必求原始的材料。真正原始的材料，現在實不易得，大體上，衆共據爲原始材料的，則歷代所謂正史而已。此係爲物力所限。《南》、《北史》行，而《魏》、《齊》等史即有缺佚；《新五代史》行，而《舊五代史》之原本遂不可得，足見正史修成後，尚不易完全保存，更無論所據的原料了。歷代政府，所以恆視修前朝之史爲重要之事；而每逢開館修史，亦必有熱心贊助之人，即由於此。前人修史，用功精密者，多先作長編。如其書修成之後，長編仍獲保存，實可省後來校勘者許多精力，且可保存修書者棄而未取的材料。然長編恆不獲保存，亦由爲物力所限也。歷代所謂正史，大體上自南北朝以前爲私撰，唐以後則爲官修。可參看《史通·古今正史篇》。自唐以後，純出私修者，一歐陽修之《新五代史》而已，然其材料並不豐富也。然即在南北朝以前：（一）所有者亦必係官家的材料；如司馬遷雖爲史官，其作《史記》，實係私人事業，然其所以能作《史記》，則實因其身爲史官，故能得許多材料，如所謂“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是也。（二）或則受政府的委託，由政府予以助力；如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思廉之《梁》、《陳書》，魏收之《魏書》均係如此。此等雖或奉敕所撰；或得政府供給材料，補助物力；然其人皆本有志於此，纂輯亦以一人爲主，故仍不失其私撰的性質。（三）其或不然，則將受到政府的干涉，言論實並不自由。如班固，即以有人告其私改國史下獄。所以自政府設立史官，從事記録、編纂以來，作史之權，即漸爲統治階級所竊。記録之權的被竊，觀前言史料漸以史官所記爲重心可知。編纂之權的被竊，則觀唐以後正史非藉官修之力不能成可知。因非有政府之權力、物力，不能徵集材料，支持館局也。在清世，萬季野可謂挺挺高節，然清開史局，亦卒以布衣參史事，即由知非此《明史》必不能成，不得不在署銜、不受俸的條件下，委曲求全也。黄梨洲送季野詩云：“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其不肯屈節之心，昭然可見，而猶有議其作《明夷待訪録》爲有待於新朝者，真可謂形同聾瞽矣。然亦卒遣其子百家北上備史館詢訪，其心，猶之季野之心也。向使作史之權，不爲統治階級所竊，史家何必如此委曲；而其所成就，亦豈止如此哉？然此爲政權被攘竊後必至之勢，革命者所以必争政權也。於是有（一）積極的僞造史實；如漢末爲圖讖盛行之世，後漢光武即爲造讖最甚之人，而又以此誣劉歆、公孫述等，説見拙撰《秦漢史》第二十章第四節。僞造先世事跡者，莫甚於拓跋魏，詳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三章第八節（二書皆開明書店本）。此時崇尚門閥，僞造世系者尤多，如蕭齊之自託於蕭何，前人久發其覆矣。（二）消極的消滅史實之舉；魏太武以史案誅崔浩，其實非以作史，而由於浩欲覆魏，袁簡齋在《隨園隨筆》中始言之；清禮親王昭槤《嘯亭續録》又及其事，然皆語焉不詳；予始詳發其覆，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八章第六節。然浩雖非以史事誅，而此案之本身，即爲被消滅之一大史實，使其真相湮晦，逾於千載焉。此外魏世史實被隱没者尚多，可參看拙撰《晉南北朝史》第十一章第一節。清世實録，近世研究者證明其常在修改之中，故前後諸本不同，非徒蔣、王兩《東華録》之不同，授人以可疑之隙也。此蓋由清世家法，人主日讀實録而然，亦見《嘯亭續録》，則其消滅史實更甚矣。清初嘗自號其國曰金，後以恐挑漢人惡感，諱之。然沈陽大東門額壞，舊額露出，赫然署大金天聰幾年。民國九年，予在沈陽，尚親見之。當時曾致書教育廳長謝君演蒼，屬其取下藏諸圖書館。其時之奉天，反動氣氛頗甚，有力者多不欲暴清之隱，謝君亦未能行也。（三）甚且如清代，欲乘修史之便而禁書。清康熙末年，即藉修明史爲名，詔民間進呈野史。其時雖有所得，不過官吏之完成任務，民間所藏，凡涉及萬曆末年邊事者，即均行删去矣，見戴南山《與余生書》。乾隆時，乃徑行搜索。三十九年上諭云：明季野史甚多。其間毁譽任意，傳聞異辭，必有抵觸本朝之語。正當有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

辦。其欲消滅漢人的記載，亦明目張膽，直認不諱矣。私家所作之史，其外形，有時誠不如史官之詳實；然其内容，則往往爲史官所記所無有。然（一）敢筆之於書者已少；（二）即能筆之書，亦或不敢流傳；（三）其流傳於外者，則已多所改削；予幼時曾見一抄本《江陰城守記》，述明末典史閻應元抗清之事。諺所謂清三王、九將被殺之説，即在其中，此外尚有江陰人之歌謡等。後來所見抄、刻本，無一得同。（四）況且還要遭禁和受禍！自然私家之史，其分量要大減了。私家作史，不求詳實，甚或借此淆亂是非者，誠亦有之。然此正由其發達未能暢遂，不受人重視之故。倘使向來私家作史，一無阻力，則作者必多；作者多，即必受人重視，而引用者多；引用者多，則從事於考證者亦多，不求詳實及淆亂是非之弊，自易發現；妄作者的目的，不徒不得達，反將因此受到譏彈。自然私史之作者，不徒加多，亦且程度要提高了。借使考證之風盛行，李繁之《鄴侯家傳》等，必不敢出而問世。史官所記，我亦認爲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以天下之大，各方面情形之複雜，斷非少數因職業而從事於此的人所能盡，則可以斷言。然則私史的遭阻閼，官史之獲偏行，在史學上，確是一個大損失了。此皆由政權爲壓迫階級所攘竊之故。所以革命必争政權，確是天經地義。

即以藏庋論，作史之權，爲壓迫階級所攘竊，亦是史學上一個大損失。《史記·六國表》説：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這一段文字中，“詩書”猶今言書籍；“史記”猶今言歷史；今之《史記》，《漢志》名《太史公書》。史記乃一類書籍之總名，此書首出，遂冒其稱耳。“人家”之“人”，疑唐人避諱改字，其原文當作“民”；“周室”二字，包諸侯之國言，乃古人言語以偏概全之例，因古人言語乏總括之辭。斷非陵夷衰微的東、西周，還能遍藏各國的史籍，更無待言。當時大國，亦有能藏外國之史者。《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蓋指内諸侯；外史“掌四方之志”，則指外諸侯，此其國皆現存，又云“掌三皇、五帝之書”，則指前代諸國之史。此皆史官所記。誦訓氏“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注》云：説四方所識久遠之事。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云：世世所傳説往古之事也。則未筆諸書者，其間當有民間之傳説也。《周官》所説制度，與《管子》多同，蓋齊地之學。齊爲大國，又極殷富，故學術亦甚興盛。稷下學士七十人，可見其養士之規模。其能多藏列國之史籍，亦固其所，若東、西周則斷不能有此物力也。緯書謂孔子與左丘明如周，得百二十國之寶書，望而知爲造作之説。凡藏於官家，秘而不出之物，最易一遭破壞而即盡。不但史籍，一切書籍，亦係如此。太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論者或譏其不和民衆接近。殊不知他下文還有“通邑大都”四字，他藏庋要在名山，傳播原是面向着通邑大都的。要學説的流行，必面向通邑大都而始廣。然其地爲變動劇烈之地，書籍及能通曉書籍之人，易於流散及播越；山地較爲安静，古籍、古物保存的機會較多，所以太史公要分途並進。書有五厄之説，牛弘已慨乎言之，見《隋書·經籍志》。然至後世，此弊仍不能免，即由攘竊者之自私，將其搜求所得，悉藏之於宫禁之故。倘使購求書籍的物力，不爲壓迫階級所專有，而别有文化機關，以司其事；搜求所得，亦不如向來之專藏於宫禁，而分藏於風波穩静之地。書籍之亡佚，決不至如此其甚，亦可斷言。清代四庫書，分藏數處，畢竟滅亡較難，亦其一證。此話從來少人提及，然一經説明，却可令人共信。一切書籍如此，史料之未經流佈者，自然更甚了。明代實録，姑秘藏不出，至清初修明史時，即已不全矣。後來竭力購求，終不能得。即由其秘藏，能鈔撮、移録者少也。所以作史之權，爲壓迫階級所攘竊，確是史學上一大損失。

雖然如此，參與作史和修史的人，畢竟是和學術有些關係的，總有些保存事實真相，以詒後世的公心，不會全做了統治者的奴隸。試舉和我很切近的一件事情爲例。我清初的祖宗吕宫，乃是明朝一個變節的士子。他入清朝便考中了狀元，官做到大學士。其時年事尚輕，正可一帆風順，大做其虜朝的僞官，却忽然告病回家了。而其時實在並没有什麽病。這是何緣故呢？我們族中相傳有一句話：説是由於當時的皇太后要和他通奸，他知道嫪毐是做不得的，將來必遭奇禍，所以趕快託病回鄉了。雖有此説，也不過將信將疑的傳述着，没一個人敢據爲信史的。因無人敢筆之於書，但憑傳説，故久而模糊也。然一讀清朝的《國史列傳》，中華書局所印行之《清史列傳》。却得到一個證據了。傳中明載着，當他告病而未獲允許時，王士禎曾參他一本，説他病得太厲害了，“人道俱絶”。試問太監豈不是官？若説無關緊要，則歷代宦官握有宰相實權，甚或超過宰相者甚多，“人道”的絶不絶，和做官有什麽關係？這便使我們族中的傳説，得到一個堅强的證據了。這便是當時作史，後來修史的人，苦心留給我們的真實史料。因他只是據官書材料叙述，所以連最善於僞造和消滅史實的清朝，也給他瞞過了。這便是從前的史家最堪矜愍和使我們感謝的苦心。所以凡事總合詳求，不可輕易一筆抹殺。清修明史時，顧亭林與人書云：“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爲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如劉煦之《舊唐書》。”蓋冀官書原文保存者多，則真實之史料保存者亦多，此亦前人之苦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