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讀舊史宜注意之點

中國史家，既以作史惟恐其不出於人爲宗旨，所以其所最尊重的，爲其所根據的材料的原文，不但帶有原始材料性質的正史如此，即根據正史等書而編纂的史籍，亦係如此。譬如編年史，在前一卷中，還稱舊朝的君主爲帝，於新朝的君主，則但稱其名；到後一卷中，就可改稱新朝的君主爲帝，而於舊朝的君主，則改稱爲某主了。此其最大的理由，固爲所謂“窮於辭”，然在前一卷中，所用的還多係前朝的史料，在後一卷以後，則所用的多係後朝的史料，必如此，原文的多數，乃易因仍，亦不失爲一種理由。這似乎滑稽，然細思之，稱號原無關褒貶，亦無甚可笑也。近人好將前代帝王的謚號撤去，改稱其姓名，如稱漢武帝爲劉徹是。此實甚無謂。無論謚法或廟號，均不含有尊重或褒美之意，而漢武帝是一個皇帝，則不可以不知。稱之爲漢武帝，則就其名稱，已使人知其爲某一朝的一個皇帝矣。若其名爲徹，則即不知之，亦無甚妨礙，正不必徒勞人之記憶也。舊史作者，多須改入自己的口氣，因此，雖極尊重原文，終不能無改動，但其改動亦有一定的體例，讀書多者，自能知之。

昔人作史的體例如此，所以舊時史籍，多不能作編纂的人的話看，而只能作其所根據的原文的作者的話看，而史籍的性質，是隨時代而不同的，於此，就重煩讀者的注意了。

怎樣説史籍的性質，隨時代而不同呢？原來孤見最難傳播，所以一個時代，史事傳之後來的，必係其時多數人所能接受的一種説法，而其説多非真相。然則事實的真相，有没有知道的人呢？那自然是有的。然在口説流行的時代，對人無從談起，即或談起，亦無人爲之傳述；在使用文字的時代，未必皆筆之於書，即或筆之於書，其書亦少人閲讀。經過一個時期，此等較近真相的説法，就隨其人之衰謝而烟消雲散，而其流傳下來的，只是西洋史學家所謂“衆所同意的故事”了。所以歷史的内容，實和其時的社會程度，很有關係，此點最宜注意。或謂其時社會的程度既然甚低，何以其時的人機械變詐，曾與後世無異？殊不知爲機械變詐之事者乃個人，傳歷史則羣衆之力，個人之突出者，各時代皆有之，社會之進化，則自有其一定之程序也。

從大體上分劃，過去的歷史，可以分做三個時代，即：

（一）神話時代。這時候，人們還未知道人與物的區别，其文明程度，自然是很低的。然而其時代却是很早的。邃古的史料，大都隱藏於其中。這種材料，在中國人所認爲正式的史籍中，似乎不多。因爲衆所共認爲最早的正式的史籍爲《史記》，當其編撰之時，社會的文明程度已頗高，故於此等説法，多不之取。《五帝本紀》説“百家之言黄帝者，其文不雅馴”，而所取者專在《大戴禮記》、《尚書》一類書，即其明證。然最早的史事，實無不隱藏於神話中，不過經過程度較高的人的傳述，逐漸把它人事化，讀者不覺其詭異，就共認爲雅馴罷了。如能就此等人事化的材料，加以分析，使之還原，還是可以發現其神話的素質的。如《詩經·商頌》説“禹敷下土方”，《書經·禹貢》亦説“禹敷土”，讀來絶不見有何神怪之跡，然若將《山海經·海内經》“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作爲敷土的注脚，即可見其中原含有神秘的成分，不過傳《詩》、《書》的人，不復注重於此，僅作爲一句成語傳述，而不復深求其中的意義罷了。此等分析的工作，近來所謂疑古派，曾做了一些，雖其説不盡可信，亦於史學有相當的益處。但神話真的有價值，僞造的則轉足淆亂史實，用之不可不極謹慎而已。將中國神話保存得最多的爲《山海經》。此書非《漢志》所著録的《山海經》，《漢志》所著録的《山海經》，乃講建設之書，即古所謂“度地居民”之法，讀《漢志》原文可見；今書蓋漢以前方士之記録，薈萃成編者，二書偶然同名耳。次則《楚辭》，其中《離騷》、《天問》等篇，亦多含古代神話。緯書似係神話淵蔽，然出漢人造作，多失原形，用之須極謹慎。道家書中，亦保存一部分神話，則又承緯書之流，其可信的程度更低了。

（二）爲傳奇時代。這時代流傳下來的史跡，都係人事而非神事，似乎其可信的程度增高了。然其所傳的，離奇怪誕實甚，而真相反極少，所以運用起來，要打的折扣還很大。譬如西周，確實的情狀，我們雖不之知，然其文明程度，決不至十分低下，則無疑義。而自幽王滅亡以後，百餘年間，其地爲戎、狄所據，幽王被殺，事在公元前771年。其後秦文公收岐以西之地，岐以東仍獻之周，事在公元前750年，然周實不能有；至秦穆公乃東境至河，則已在公元前7世紀中葉了。把其文明摧毁殆盡。直至戰國時，東方諸侯還説秦人雜戎、狄之俗，擯之使不得與於會盟之列。而秦地所以土曠人稀，使秦人能招三晉之人任耕，而自以其民任戰者，亦由於此。然則西周的滅亡，是何等大事，然其真相，我們乃絶無所知，所知者則一褒姒的物語而已。此與蒙古自遁入漠北後，至於達延汗之再興，只傳得一個洪郭斡拜濟的物語何異？見《蒙古源流考》。蒙古自遁入漠北以後，至達延汗再興以前，其自己所傳的歷史，實遠不如《明史》所著者之翔實也。回紇自漠北走西域，《新唐書》所載，事跡頗爲明白，而回紇人自己，却僅傳唐人鑿破其福山，以致風水被破壞，自此災異迭起之説，亦同此例。見《元史·亦都護傳》。以此推之，《左氏》所載夏姬的事跡，亦寧非此類？不過其粉飾的程度較高而已。此等性質的傳説，至漢初實尚不乏，斷不容輕信爲事實。試舉俗所謂鴻門宴之事爲例。按當時反動之思想正盛，其視列國並立，轉爲常局，一統轉爲變局，所欲取法者，則東周之世，天子僅擁虚名，實權皆在霸主之局。不過戰國時七國之君，皆已易公侯之稱而爲王，所以當時之人，所擬臨制諸王之名爲帝。齊湣王與秦昭王並稱東西帝；秦圍趙之邯鄲，魏又使辛垣衍間入圍城，勸趙尊秦爲帝是也。戲下之會，以空名奉義帝，而項羽以霸王之稱爲諸王之長，即係實現戰國以來此種理想。在當時，安有一個人想據有天下，再做秦皇帝之理？其後漢雖滅楚稱皇帝，然其下仍有諸王，則與秦始皇的盡廢封建，仍異其局。在當時，人人之思想，皆係如此。蒯徹勸韓信中立於楚、漢之間，韓信不聽，《史記》説由韓信自信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韓信再老實些，也不會相信漢高祖是個知恩報恩、不肯背信棄義的人。不過自當時想來，皇帝任意誅滅諸王，實不能有此事耳，此乃自古相傳之國際法也。漢高祖盡滅異姓諸王，乃係半靠陰謀，半靠實力，並非法律上的權利。而滅異姓諸王後，亦不能不改封同姓，仍不能一人據之，恢復秦始皇之舊局面也。漢帝對諸王權力之增大，乃由滅異姓、封同姓，中央與列國間，有宗法上統屬的關係，亦非自古相傳天子之國對諸侯之國的權利。然則，當秦朝甫滅之時，安有一人敢萌據有天下、繼承秦皇帝之地位之想？范增説：與項王争天下者必沛公，豈是事實？且軍門警衛，何等森嚴，安有樊噲能撞倒衛士，直達筵前，指責項王之理？古人筵宴，中間誠有離席休息之時，且或歷時頗久，然亦必有一個限度，乃漢高祖可招張良、樊噲等同出，與噲等脱身回向本軍，張良度其已至，然後入謝。筵宴間的特客，離席至於如此之久而無人查問；帶有敵意的賓客，與數人間行出軍，亦無人盤詰，項羽的軍紀，有如此之廢弛者乎？張良獻玉斗於范增，范增受而碎之，駡項王“竪子不足與謀”，且當場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增年已七十，素好奇計，有如此之魯莽者乎？種種事跡，無一在情理之中。然則漢高祖與項羽此一會見，真相殆全然不傳；今所傳者，亦一則想像編造的故事也。此等傳説，在秦、漢間實未易枚舉。且如指鹿爲馬之説，又豈可以欺孩稚邪？

（三）爲傳説時代。此期的史實，其最初的來源，仍爲人口中的傳説，但其所説很接近事實，絶非如傳奇時代的離奇怪誕了，然仔細思之，其中所含的文學成分仍不少。譬如《史記》的《魏其武安侯列傳》，詳述魏其的外高亢而内實勢利，喜趨附；武安的器小易盈，驕縱齷齪；以及灌夫的粗鹵任氣，以一朝之忿而忘其身，可謂窮形盡相。這斷不能憑空杜撰，自然其中多含史實。然觀其篇末説武安侯死時，竟有冤鬼來索命，即可知篇中所言，亦仍不可盡信了。此類材料，在唐、宋史中，實尚不免，試觀《舊唐書》、《舊五代史》及《宋史》，多載時人評論之辭可知。至《元史》以後，則漸少了。

口傳較之書面，易於變動，所以史事出於傳述的，無意之中，自能將無味的材料删減，有趣的材料增加。這正如《三國演義》，其原始，實係説書先生的底本，不過鈔撮歷史事實，以備參考，其内容，實和正式的史籍，無甚同異，然到後來，逐漸將説時所附會增益的話，亦行寫入，與舊來鈔撮的材料，混雜一處，久之遂稍離其真，又久之則面目全非了。試觀其愈説得多的部分，離真愈遠；而説得少或不甚説及的部分，則仍和正式史籍無甚異同可知。史籍來源出於傳説的，其性質實亦如此，不過程度不同罷了。天下有文學好尚的人多，有史學好尚的人少。史學要推求事實的真相；文學則必求複雜的事情簡單化，晦暗的事情明朗化。從前軍閥紛争的時候，彼此之間，日日鈎心鬥角，使政治日益紊亂，社會大受影響，這自然是人民所深切關心的。然而多數人，都喜讀其時所謂小報，其中内幕新聞之類最受歡迎；而於大報，則能認真閲讀者較少。此無他，大報多記事實的外形，其所以然之故，須據事實推求；小報則説得頭頭是道，如指諸掌，不徒使人相説以解，並可作茶餘酒後的談助而已，然其所言乃無一得實。此其故何哉？人之做事，無不受環境的制約。利用環境，雖可馴服環境，然必能利用，乃能馴伏之，即其受環境的制約。所以對於某一個人的行爲，苟能熟知其環境者，自易明了其所以然，正不必從幕後窺測，然要熟悉各方面的情勢甚難。若將某一個人的行爲，歸之於其人的性格，或則云由於某一策士的陰謀，或又云由於某一事件的挑動，則其説甚易瞭解。如此，複雜的事情就簡單化，晦暗的事情就明朗化，合乎多數人的脾胃了。這種情況，距今不過數年，總還是我們所親歷，至少是得諸“所聞”的。其來源靠得住麽？然而歷史事實的來源，如此者亦不乏。

任何人都有一種感覺，讀古代的歷史，瞭解及記憶均較易，時代愈後則愈難，因此薄今而愛古。其實適得其反。這正和人們喜歡讀小報而不喜歡讀大報相同。歷史的材料有兩種：一種自始即爲記録，偏於叙述事情的外形，官文書爲最，私家所作碑、銘、傳、狀等次之；一種則原始出於口傳，經過若干歲月，始著竹帛，野史、小説等之來源，大率如此。官文書所説的，固然是官話；碑、銘、傳、狀等，亦多諛墓之作，然其夸張、掩飾，自有一定的限度，能僞事之内容，不能僞事之外形。如爲貪官污吏作傳者，可云其未曾貪污，不能云其未曾作官吏；可諱飾其激成民變之事，不能云民未曾變也。而且極容易看得出來。將這一部分剥去，所剩下來的，就是事實了。用此等材料所作的歷史，將僅剩一連串事實的外形，於内容則全未涉及，而要由讀者去推測，最使人感覺苦悶。且讀者之推測，乃係後世人的猜想，似不能如並時之人觀察所得者的精確。然其結果多正相反。這實由後人的推測，在其事實完全暴露之後，易於原始要終，加以推論；並時的觀察家，則無此便利，史事有一般情形，有特殊事件。一般情形，後人所知者，總不能如當時人之多且確。如今之北京、上海，是何情形？將來史家雖竭力考索，總不能如今日身居北京、上海之人是也。特殊事件，則正相反。身處其時者，往往於其真相全屬茫然，有所推測，亦多誤謬；而將來之人，則洞若觀火。實因事實的全部，悉行暴露，則其中一枝一節之真相，自然明了，不待推求，且甚確實也。枝節悉行明了，全體亦無遁形矣。而其物亦本係今内幕新聞之流也。非必著述者有意欺人，其所聞者固如是也。讀史者於此義，亦必不可以不知。《嘯亭續録·國史館》條云：國初沿明制，惟修列聖實録，附載諸臣勛績、履歷、官階。康熙中，仁廟欽定《功臣傳》一百六十餘人，名曰《三朝功臣傳》，藏於内府。雍正中，修《八旗通志》，諸王公大臣傳始備，然惟載豐、沛世家；其他中州士族，勛業懋著者，仍缺如也。所取皆憑家乘；秉筆詞臣，又復視其好惡，任意褒貶，皆剽竊碑版中語。純廟知其弊，乾隆庚辰，特命開國史館於東華門内，簡儒臣之通掌故者司之，將舊傳盡行删薙，惟遵照實録、檔册所載，詳録其人生平功罪，案而不斷，以待千古公論，真修史之良法也。後又重修《王公功績表傳》、《恩封王公表傳》、《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等書，一遵是例焉。按列傳以碑版、家乘爲據，舊有是法，初非修史者敢任其好惡，然清高宗猶以是爲未足，而只許依據實録、檔册，蓋不許天下之人有是非，而欲其一遵當朝之是非，其無道可謂甚矣。然詳録其事，案而不斷，以待後人論定，則比次之法，固應如是，不能以其出於清高宗之私意而非之。近代修史、立言務求有據，記事側重外形，固爲衆所共趨之鵠，亦非清高宗一人之私意所能爲也。

説到此，則並可略論今後作史的方法。現在史學界所最需要的，實爲用一種新眼光所作的史鈔。史鈔之鈔，非今所謂照本鈔謄之鈔。今所謂照本鈔謄之鈔，昔人稱爲寫、録等，不稱爲鈔。昔人所謂鈔，乃撮其精要，而刊落其餘之謂。史鈔之作，晉、南北朝時最多，讀《隋書·經籍志》可見，唐以後就漸少了，這亦可説爲史學衰替之一端。史學上的需要，隨時代而不同，而每逢學術上的趨向幡然大變之時，則其變動尤劇。今日讀昔人所作的歷史，總覺得不能滿意者以此。編撰新歷史，以供今人的閲讀，人人能言之。然其所作之書，多偏於議論，並未將事實叙明。此在熟於史事的人，觀其議論則可；若未熟史事的人，欲因此通知史事，則勢有所不能。此實可稱爲史論，而不可稱爲史鈔；而其所發的議論，空洞無實，或於史事全未瞭解，但將理論硬套者，更無論矣。

史鈔合作，必將前人所作的歷史，（一）仍爲今人所需要者因仍之；（二）其不需要者略去；（三）爲今人所需要，而前人未經注意者，則强調之使其突出，乃足以當之而無愧。至其文字的體裁，則最好能因仍原文，不加點竄；而自己的意見則别著之，使讀者仍能與我們所根據的原材料相接觸。如此，分量易多，怕只宜於專門研究的人，而不適於普通的讀者。供普通讀者閲覽之作，怕不能不入自己的口氣重作。但根據某書某篇，最好一一注明，使人易於查核；而其改易原文，亦最好有一定的體例，使讀者即不查核，亦易分别。此亦爲編撰最要之義，不可不注意及之。

至於搜集材料，則目前最緊要之事，實爲作史料匯編。除史部固有之書外，更宜將經、子、集三部中有關史事的材料，大舉搜集，分爲兩部分：（一）屬於記事的，即前所云足以證明、補充、訂正史事的，與史部的記載，相輔而行；（二）爲昔人有關史事的見解，此不必論史之作，凡涉及社會、政治，而其中包藴史事者，皆當採取。因爲此等作品，一方面表現昔人對於社會、政治的見解，一方面亦即表現其對於史學的見解。史學的有用，正在於此。使治史學者能多與此等材料接觸，自然胸次恢廓，眼光遠人，雖性近章句之士，亦不至流於拘泥、瑣碎了。這於史學的進步，實在是大有關係的。更推廣言之，則編纂大類書，實爲今後的急務。學術本須分類，況自專門變爲通學，一人的著作中，可以無所不有，則每治一門學問者，勢非讀遍天下之書不可，夫豈事所可能？故必合羣力，舉一切書籍，按學術分門，編成大類書，以供治學者之取材而後可。此其分門固極難確當；所輯得者，亦僅限於普通人所能見得，非有特别之眼光不能搜得者，所遺必多，然苟能盡普通人之力，忠實爲之，已足爲治學者省無限精力矣。編輯大類書，需要很大的物力，勢非政府不能爲。歷代之政府，亦多行之者。最早者如魏世之《皇覽》；最近者如明代之《永樂大典》，清代之《圖書集成》是也。然政府所辦之事，恆不免官僚主義，故如《大典》、《集成》，均不見佳。今日的情勢，已與往時不同，甚望文化高潮來臨之日，政府能以此爲當務之急也。史學所涉甚廣，好的史料匯編，有時亦可供治他學者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