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爲中國史學訴冤

説到此，還該有一句話，爲中國的舊史訴冤。那即是近來的議論，往往説舊時史家顛倒是非。舊時史家顛倒是非者誠有之，如魏收之被稱爲穢史是。然其所謂顛倒者，止於如此，不過偏端，並非全體。若將全體的是非，悉行淆亂，則必無人能作此事。而據近來的議論，則幾謂舊史全部之是非無一可信；所載事實，無一非歪曲、僞造。問其何所見而云然？則不過泥於辭句。譬如説，歷代的史籍，對於政府，悉視爲正統；對於反抗政府的人，則悉視爲叛逆。於政府之暴虐、激變，及其行軍之騷擾、軍隊之怯懦、戰争之失利，多所隱諱；而於反抗政府之人，則一切反是便是。此係舉其一端。其他，如漢族與異族的衝突，則歸曲於異族，而不著漢族壓迫之跡，如近人所謂大漢族主義等皆是。此乃未解舊史之性質。須知舊時之作史者，並非各方面的材料都很完備，而據以去取，只是據其所得的材料，加以編輯，以詒後世而已。當其編輯之時，自古至今的史家有一大體同守的公例：即不將自己的意思，和所據的史料相雜。此即《穀梁》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見桓公五年。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説，相傳的説法，無論自己以爲可信，抑以爲可疑，都照原來的樣子傳下去。人人謹守此法，則無論時代遠近，讀書的人，都得到和原始材料接觸的機會；而後人的議論，只須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不必再行叙述，則史籍的分量，不致過多，亦可節省讀者的精力也。亦即後世史家所謂“作文惟恐其不出於己，作史惟恐其不出於人”。可見其例起源甚古，沿襲甚久。其極端者，乃至於所據史料，不過照樣謄寫一過，於不合自己口氣之處，亦不加改動，如《史通》所譏《漢書·陳勝傳》仍《史記·陳涉世家》“至今血食”之文。而不知直録原文，實爲古人著書之通例。照例愈古則愈嚴。不但直録原文，不加改竄，即兩種原文，亦不使其互相攙雜。如《史記·夏本紀》絶不及羿、浞之事，而《吴世家》詳之，以《夏本紀》所據者，乃《帝系》、《世本》一類之書；《吴世家》所據者，則《國語》之類，不以之相訂補也。全部《史記》復緟、矛盾之處，觸目皆是，初學者隨意披覽，即可見得，史公豈有不自知之理？所以如是者，古人著書的體例，固如是也，此例守之愈嚴，愈使古書之真相，有傳於後。古人所缺者，乃在於原文之下，未曾注明其來歷，然此至多不過行文條例不如後人之密而已，以爲歪曲，則實不然。亦間有注明者，如《漢書·司馬遷》、《揚雄傳》，都著其自叙云爾是也。則其餘不著者，或在當時人人知之，不待加注，亦未可知。且如引書必著卷第，亦至後世而始嚴；古人則多但著書名而已。亦以時愈晚，書愈多，卷帙愈鉅，翻檢爲難，在古代則並不爾也。出於他人之説，有兩説異同者，古人未嘗不并存。其遠者，如《史記·五帝本紀》，既説“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説“炎帝欲侵陵諸侯”；神農古多謂即炎帝，《史記》亦不以爲兩人。其近者，則如《舊唐書》的《高宗王皇后傳》，一篇之中，説王皇后、蕭淑妃死法，即顯相牴牾。所記之事，苟有一種材料，懷疑其不足信者，亦未嘗不兼著其説。如《金史·后妃傳》，多載海陵淫穢之事，蓋據金世實録，而在《賈益謙傳》，却明著“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日史官修實録，多所附會”。然則歪曲、僞造者，乃當日修實録之史官，而非修《金史》之人。歷代政府一方面對於人民，平時的暴虐，臨事的激變，及人民起義之後政府行軍的騷擾，軍隊的怯懦，戰事的失利，多所隱諱；而於反抗政府的一方面，則將其含冤負屈以及許多優點一筆抹殺，作此等歪曲僞造者，亦自有其人，與後來修史之人何涉？若謂修史者，既明知所據材料之不足信，何故不加以説明，則此爲全部皆然之事，人人知之，何待於言？亦何可勝言？從前讀史的人，有治學常識者，其於史文，本只當他記事之文看，並只當他一方面所説的話看，無人以其言爲是非之準，並無人信其所記之事皆真實也。其有之，則學究之流而已。修史者不改原文，但加編輯，不徒不能尸詒誤後人之咎；反可使後人知史料之不足信，不啻揭發其覆，使讀者“聞一知二”了。如《金史》既有《賈益謙傳》之文，則《后妃傳》所載者，亦可云非以著海陵之淫亂，特以著金世實録的誣罔；然海陵亦非不淫亂，暴其惡者亦不可云盡誣，亦未便一筆抹殺，故又存其文於《后妃傳》也。然則歷代政府的罪惡，多被隱諱；人民的冤屈及優點，多被抹殺，其受病之根，乃在所傳係政府方面的材料，而人民方面的材料，幾於無有之故，與修史之人何涉？若説人民方面的材料，與政府方面的材料相反者，雖云缺乏，亦非一無所有，作史者何不據以參考，兼著其説？則不知史以正史爲主，歷代的正史，無論其爲官纂、爲私修，實皆帶有官的性質。其關係最大者，爲所用仍係官方的材料，及著述不甚自由兩端，説見下節。此乃被壓迫階級不能自有政權，而政權爲壓迫階級所攘竊之故，非復著述上的問題了。説到此，則不能不進而略論中國歷史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