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有史學麽

説到此，就覺得舊有史學的無用。把史部的書翻開來，自然全部都是記載。爲之羽翼的，則從性質上言之，大致可分爲三種：（一）注釋：因前人書中之名物、訓詁，後人不易明了而爲之説明；自隋以前，史學並有專門傳授；唐初猶然，即由於此。《隋書·經籍志》説正史惟《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可見其注釋專爲文義。此爲注釋之正宗。若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廣搜佚聞，則實屬補充一類矣。名物、訓詁，時代相近之作，雖大體易知；然一時代特殊之語，亦有相隔稍遠，即不易瞭解者，官文書及方俗語皆有之，實亦需要解釋也。（二）考證：前人書有誤處，爲之糾正；（三）補充：任何一部書，不能將應有的材料搜集無遺，於其所未備的，爲之補足。如清人所補各史表、志即是。這種著作，往往費掉很大的精力，其成績亦誠可欽佩，但亦只是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確的事實而已；尋出其間理法之處實甚少；更不必説如馬克斯般，能發明社會發展的公例了。然則飽讀此等書，亦不過多知道些已往的事實而已，於現在究有何用？無怪近來論者説中國史料雖多，却並不能算有史學了。這話似是，其實亦不盡然。一切書籍，從其在心理上的根據説來，亦可分爲三種：即（一）根於理智的，是爲學術；（二）根於情感的，是爲文辭；（三）根於記憶的，是爲記載。中國書籍，舊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子雖分爲兩部，乃由後世特尊儒學而然，其實本係同類之物，此在今日，爲衆所共喻，無待於言。經、子自然是屬於理智的。史部之書，與屬於記憶者相當，亦無待言。集部之書，多數人都以爲屬於文辭，其起源或係如此，但至後來，事實上即大不然。我國學術，秦以前與漢以後，此以大致言之，勿泥。有一個大變遷，即古爲專門，後世爲通學。此四字本多用於經學，今用爲泛指一般學術之辭：即專門二字，本指治經而墨守一家之説者，通學則兼採諸家；今所用專門指專守經、子中一家之説，通學則指兼採諸家也。在古代，研究學問的人少，學問傳佈的機會亦少，有研究的人，大都只和一種學説接觸，所以不期而成爲專門，直到東周的末年，始有所謂雜家者出現。此就學術流别言，非指今諸子書。若就今諸子書而論，則因（一）古書編纂錯亂。（二）有許多人，又特别爲著書之人所喜附會，殆無不可成爲雜家者。如《晏子春秋》，兼有儒、墨之説，即因儒、墨二家，並欲依託晏子；管子名高，更爲諸家所欲依託，則其書中，儒、道、法、兵、縱横家之言，無所不有矣。其一篇中諸説雜糅者，則編纂之錯亂爲之，蓋古簡牘難得，有所聞皆著之一編，傳録者亦不加分别，有以致之也。至後世則不然了，除西漢經生錮蔽的，還或墨守一先生之説外；其大多數，無不成爲通學，即無不成爲雜家。一人的著述中，各種學説都有，實跨據經、子兩部；此爲學術上一大進步，前人泥於尊古之見，以爲今不如古，誤矣。後世分别子、集，亦自謂以其學專門與否爲標準，然其所謂專門者，則其書專論一種事物耳，非古所謂專門也。而同時，這種人又可係熱心搜輯舊聞的人，遇有機會，即行記載。又集部的編纂，以人爲主，其人自己的行事，亦往往收入其中。如《諸葛忠武集》等即此類，實無其人執筆自作之文字也。後世之名臣奏議等，尚多如此。文人之集，固多但載其作品；然注家亦多搜考行事，務求詳實，與其自己的作品，相輔而行。如此，則集部之書，又與史部無異。所以前人的文集，譬以今事，實如綜合性雜志然，其内容可以無所不有。把書籍分爲經、史、子、集四部，只是藏庋上的方便，並非學術上的分類。章實齋的《校讎通義》，全部不過發揮此一語而已。要作學術上的分類，除編類書莫由，見第五節。所以我們要治史，所讀的書，並不能限於史部。在後世不能不兼考集部，正和治古史不能不兼考經、子相同。向來治史的人，於集部，只取其與史部性質相同，即屬於記載的一部分；而不取其對於社會、政治……發表見解，與經、子相同的一部分。那自然翻閲史部之書，只見其羅列事實，而不覺得其有何發明，使人疑中國只有史料，並無史學了。

所以如此，亦有其由。前人著述，或其議論爲他人所記録，涉及歷史的，大致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所謂别有會心。即其人之言論，雖涉及古事，然不過因此觸發，悟出一種道理，與古事的真相，並不相合。此等言論，雖亦極有價值，然另是一種道理，初不能用以解釋或評論史事。如蘇子瞻論荀卿，謂李斯之焚書，原於卿之放言高論，此特鑒於當時黨争之愈演愈烈，有所感而云然，事實之真相，並非如此。後來姚姬傳作《李斯論》，又説斯之焚書，特以逢迎始皇，使其所遇非始皇，斯之術將不出於此，亦特鑒於當時風氣之詭隨，立朝者多無直節，“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而云然，史事之真相，亦並非如此也。此即兩先生亦自知之，其意原不在論古，特借以寄慨、託諷而已。若據此以論荀卿、李斯，便成笨伯了。第二種則綜合史事，而發明出一種道理來。有專就一類事實，加以闡發的。亦有綜合多種事實，觀其會通的。又有綜合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各種事實，以説明該時代、該地域的情形的。其内容千差萬别，要必根據事實，有所發明，而後足以語於此。空言闊論無當也。這正和希羅多德所謂尋出事實間之理法者相當，在史學中實爲難能可貴。然第三種專從事實上着眼。即前所云注釋、考證、補充三類，力求事實之明了、正確、完備，與希羅多德所謂尋出真確之事實相當者，亦未可輕。因第二種之發明，必以此爲根據，此實爲史學之基礎也。此即所謂章句之學。“章句之學”或“章句之士”四字，習慣用爲輕視之辭，然欲循正當之途轍以治學問者，章句之學，又卒不能廢，實由於此。“章句”二字，最初係指古書中之符號，其後古書日漸難明，加以注釋，亦仍稱爲章句；注釋之範圍日廣，將考證、補充等一概包括在内；章句之稱，仍歷時未改（説出拙撰之《章句論》，曾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後又收入其“國學小叢書”中）。今且勿論此等詳細的考據。章句之學四字，看做正式治學者與隨意泛濫者不同的一種較謹嚴的方法；章句之士，則爲用此方法以治學的人，就够了。此等人，大抵只會做解釋、考證、補充一類的工作，而不能有所發明，所以被人輕視。然非此不能得正確的事實，所以其事卒不能廢。異於章句之士，能尋出事實間的理法者，爲世所謂“通才”，其人亦稱爲“通人”。天下章句之士多而通人少，故能爲章實齋所謂“比次之業”者多，而能著作者少。近數十年來，專題論文，佳篇不少，而中國通史，實無一佳作，並稍可滿意之作而亦無之，亦由於此。章句之學和通才，實應分業，而難兼擅。因大涵者不能細入，深入者不易顯出，不徒性不相同，甚至事或相尅也。劉子玄嘆息於才、學、識之不易兼長，實未悟分業之理。然人宜善用所長，亦宜勤攻己短。性近通才者，於學不可太疏；性善章句者，於識亦不可太乏也。中國人的史學，實在第二、第三兩種都有的。向來書籍的分類，只把性質屬於第三種之書，編入史部；其屬於第二種的，則古代在經、子二部，後世在集部中。淺人拘於名義，以爲中國史學，限於史部之書，就謂其只有史料而無史學了，這實在是冤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