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學之用安在

史學究竟有用没有用？這個問題提出來，聽者將啞然失笑。既然一種學問，成立了幾千年，至今還有人研究，那得會無用？問題就在這裏了。既然説有用，其用安在？科舉時代的八股文，明明毫無用處，然在昔日，錮蔽之士，亦有以爲有用的。他們説：八股文亦有能發揮義理的。這誠然，然義理並不要八股文才能加以發揮，創造八股文體，總是無謂的。這並不但八股，科舉所試文字，論、策外實皆無用，而論、策則有名無實，學作應舉文字的人，精力遂全然浪費，而科舉亦不足以掄才了。然人才亦時出於其中，右科舉者恆以是爲解。正之者曰：若以探籌取士，人才亦必有出於其中的；此乃人才之得科舉，而非科舉之得人才，其説最通。所以一種無用之物，若以他力强行維持，亦必有能加以利用者，然決不能因此遂以其物爲有用。可見一種事物，不能因有人承認其有用，而即以爲有用；其所謂有用之處，要説出來在事理上確有可通。然則歷史之用安在呢？

提出這個問題來，最易得，而且爲多數人所贊同的，怕就是説歷史是前車之鑒。何謂前車之鑒？那就是説：古人的行事，如何而得，則我可取以爲法；如何而失，則我當引以爲戒。這話乍聽極有理，而稍深思即知其非。天下豈有相同之事？不同之事，而執相同之法以應之，豈非執成方以治變化萬端之病？夫安得而不誤！他且勿論，當近代西方國家東侵時，我們所以應付之者，何嘗不取鑒於前代馭夷之策，其中誠然有許多純任感情、毫無理智的舉動和議論，然就大體觀之，究以經過考慮者爲多。其結果怎樣呢？又如法制等，歷朝亦皆取鑒前代，有所損益。當其損益之時，亦自以爲存其利而去其弊，其結果又怎樣呢？此無他，受措施之社會已變，而措施者初未之知而已。此由人之眼光，只會向後看，而不會向前看。鑒於前代之弊，出於何處，而立法以防之；而不知其病根實别有在，或則前代之弊，在今代已可無虞，而弊將出於他途。此研究問題，所以當用辯證法也。譬如前代賦役之法不能精詳，實由記帳之法不能完善。明初鑒於前代，而立黄册與魚鱗册，其記帳之法，可謂細密了，然記帳之事，則皆委之地主、富農之流，此輩皆與官吏通同作弊之人，法安得而不壞？此爲歷代定法總深鑒於前代，而其結果依然不能無弊一個最深切明顯之例。其他若深求之，殆無不如此。此理，方正學的《深慮論》，有些見到，但僅作一鳥瞰，粗引其端，未及詳細發揮而已。所以治史學，單記得許多事實，是無用的。早在希羅多德，就説治史之任務有二：（一）在整理記録，尋出真確的事實；（二）當解釋記録，尋出那些事實間的理法。據李大釗在上海大學所講演的《研究歷史的任務》。希羅多德（Herodotus），希臘最早之史學家，生於公元前四八四年，即入春秋後之二三五年。而在中國，亦以爲道家之學，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所以能“秉要執本”了。《漢書·藝文志》。然則史學之所求，實爲理而非事。“事不違理”，借用佛家語。這本無足爲奇，然而問題又來了。

學問決没有離開實際的，離開實際的，只是“戲論”。亦借用佛家語。佛家譬諸“龜毛、兔角”，謂想像中有其物，而實際則無之也。譬如馬克斯的學説，觀鑒社會的變遷，因以發明其發展之由，推測其前進的方向，而決定因應及促進之法，這自然是最有用的了。然則這種學問，究竟是從讀史得到的呢，還是從身所接觸的事物得到的呢？這個問題提出，我們知道：馬克斯雖已長往，果能起諸九泉而問之，其答語，必是説：看了被壓迫階級的苦痛，深知其與社會組織相關，然後求之於史，而知其變遷、發展之由；必非於當代之事茫無所知，但閉户讀書，銖積寸累，而得一貫串全史可以用諸當代的新發明。而且他的學説，雖大成於後來，而其大體的見解，則必成立於最初之時，後來不過加以注明、補充、修改。而决無根本上的變動。這不但馬克斯，從古以來，在學問上有所發明的人，都系如此。此即章實齋所謂“入識最初而不可易。”雖有學問之士，當其最初之時，讀書是不會多的。然則人有所得，實系由與事物接觸，而並不由於讀書。讀書的死活，即分於此。知書上某一句話，系指現社會某一種現象者，所讀者話書也。不知之者，所讀者死書也。讀話書者，似可先知現社會之某種現象，然後求之於書，亦可先知書上的某一句話，然後求之於現社會。然後者必爲後起的。已將書與事打成一片，然後能之，最初則必現社會之現象，對之先有所啓發，然後能以書合之也。發明必因乎時會，亦由於此。因必在某種環境之中，某種現象，乃能對人有所啓發。此亦時勢造英雄之理也。然則讀書究有何用呢？

答案是這樣的：入識最初而不可易的，只是一個方向，一個輪廓。所謂不可易，只是這個方向不變，輪廓不誤罷了。其中細節偏端，不能不藉經驗（一）爲之證明，（二）爲之補充，（三）爲之修正。一個人的經驗是有限的，即使隨處留心，至於白首，亦仍覺其淺薄，所以不得不求之於史。史學之用，就在這里了。證明、補充、修正的工作，不必自爲，亦不能皆自爲。一種大發明，必藉有人爲之羽翼者以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