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論考證

史事之須搜輯，永無已時，既如前章所述矣，其考證則如何？凡史事無不待考證者，何也？曰：史事必資記載，記載必本見聞，見聞殆無不誤者，即不誤，亦以一時一地爲限耳，一也。見聞不能無誤，記憶亦然；即謂不誤，亦不能無脱落之處，脱落之處，必以意補之，非必出於有意。以意補之，安能無誤乎？二也。事經一次傳述，必微變其原形，事之大者，其範圍必廣，相距稍遠之處，即不能不出於傳聞，傳聞之次數愈多，真相之改變愈甚，三也。推斯理也，史事傳之愈久者，其變形亦必愈甚矣，四也。凡一大事，皆合許多小事而成，恰如影戲中之斷片，爲之綫索者，則作史者之主觀也，主觀一誤，各事皆失其意義，五也。事爲主觀所重，則易於放大；所輕，則易於縮小，六也。每有史事大小相等，因史文之異，而人視之，遂輕重迥殊者。《史通·煩省》曰：蚩尤、黄帝交戰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篡夏，少康中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爲秦開蜀，施於三國，則鍾會、鄧艾之事也。即此理。事之可見者，總止其外表，至於内情，苟非當事者自暴其隱，決無彰露之日，然當事者大抵不肯自暴者也，有時自暴，亦必僅一枝一節，即或不然，亦必隱去其一枝一節。夫隱去一枝一節，其事已不可曉，況於僅暴其一枝一節者乎？又況當事者之言，多不足信，或且有僞造以亂真者乎？更謂當事者之言，皆屬真實，然人之情感、理智，皆不能無偏，當局尤甚，彼雖欲真實，亦安得而真實乎？一事也，關涉之人亦多矣，安得人人聞其自暴之語乎？七也。情感、理智之偏，無論何人皆不能免，讀《文史通義·史德篇》可知。然此尚其極微者，固有甘心曲筆，以快其恩仇好惡之私；又有迫於勢，欲直言而不得者矣。鄰敵相誣之辭，因無識而誤採；怪誕不經之語，因好奇而過存，如王隱、何法盛《晉書》有《鬼神傳》，即其一例。見《史通·採撰篇》。更不必論矣。八也。事之可見，止於外形，則其内情不能不資推測，而推測爲事極難。識力不及，用心過深，其失一也；即謂識解無甚高低，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内情亦安可得乎？九也。異時、異地，情況即不相同，以此時、此地之事，置諸彼時、彼地情形之中，謬誤必不能免，前已言之。此等弊，顯者易知，其微者無論何人，皆不能免，十也。事固失真，物亦難免，何者？物在宇宙之中，亦自變化不已，古物之存於今者，必非當日之原形也，十一也。有此十一端，而史事之不能得實，無待再計矣。如攝影器然，無論如何逼肖，終非原形；如留聲機然，無論如何清晰，終非原聲。此固一切學問如此，然史主記載，其受病乃尤深也。歐洲史家有言：史事者，衆所同認之故事耳。豈不信哉？爲衆所不認者，其説遂至不傳，如宋代新黨及反對道學者之言論事實是也，此等不傳之説，未必遂非。

史實之不實如此，安得不加以考證？考證之法有：（一）所據之物，可信與否，當先加以審察；（二）其物既可信矣，乃進而考其所記載者，虚實如何也。

史家所據，書籍爲多。辨書籍真僞之法，梁任公《中國歷史研究法·史料搜集》一章，所論頗爲詳備。惟爲求初學明了起見，有失之説殺之處耳，當知之。

凡書無全僞者，如《孔子家語》，王肅以己意羼入處固僞，其餘仍自古書中採輯；又其將己意羼入處，以爲孔子之言則僞，以考肅説則真矣。故僞書仍有其用，惟視用之之法如何耳。凡讀古書，最宜注意於其傳授。讀古書者，固宜先知學術流别，然學術流别，亦多因其言而見。清儒輯佚多用此法，如陳喬樅之《三家詩遺説考》，其最顯而易見者也。又據文字以決書之真僞，似近主觀，然其法實最可恃，此非可執形跡以求，故非於文學有相當程度者，決不足以言此。《僞古文尚書》爲辨僞最大公案，然其初起疑竇，即緣文體之異同，此兩法雖亦平常，然近人於此，都欠留意，故不憚更言之也。

辨實物真僞之法，如能據科學論斷，最爲確實，否則須注意三端：（一）其物鉅大，不易僞造者；（二）發現之時，如章太炎所謂萬人貞觀不容作僞者；（三）其物自發現至今，流傳之跡如何。大抵不重古物之世，發現之物較可信，如宋人初重古物時，其所得之物，較清人所得爲可信是也。以此推之，則不重古物之地，所得之物，亦必較通都大邑、商賈雲集之地爲可信。

考證古事之法，舉其概要，凡有十端：設身處地，一也；謂不以異時、異地之事，置之此時、此地之情形中也。如以統一後之眼光，論封建時之事；以私産時之見解，度共産時之人，均最易誤。注意於時間、空間，二也；如以某事傅之某人，而此人、此時或未生，或已死，或實不在此地，或必不能爲此事，即可知其説之必誤。事之有絶對證據者，須力求之，三也；絶對證據，謂如天地現象等，必不可變動者。小事似無關係，然大事實合小事而成，一節模糊，則全體皆誤，四也；有時考明其小節，則大事可不煩言而解，如知宋太祖持以畫地圖之斧爲玉斧，則知以斧聲燭影之説，疑太宗篡弑之不確是也。記事者之道德、學識，及其所處之境，與所記之事之關係，皆宜注意，五也；關係在己者，如將兵之人自作戰史；關係在人者，如爲知交作傳志。進化、退化之大勢，固足爲論斷之資，然二者皆非循直綫，用之須極謹慎，六也；由此推之，則當知一時代中，各地方情形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七也；如今固爲槍炮之世，然偏僻之地，仍用刀劍弓矢爲兵者，亦非無之。以科學定律論事物，固最可信，然科學定律，非遂無誤，又科學止研究一端，而社會情形，則極錯雜，據偏端而抹殺其餘，必誤矣，八也；事不違理，爲一切學術所由建立，然理極深奥，不易確知，時地之相隔既遥，測度尤易致誤，故據物理推斷之説，非不得已，宜勿用，九也；據理推斷之法，最易致誤，然其爲用實最廣，此法苟全不許用，史事幾無從論證矣，此其所以難也。必不得已，則用之須極謹慎。大抵愈近於科學者愈可信，如謂劉聖公本係豪傑，斷無立朝羣臣、羞愧流汗之理，便較近真；謂周公聖人，其殺管、蔡，必無絲毫私意，便較難信，因其事，一簡單，一複雜也。《史通·暗惑》一篇，皆論據理論事之法，可參看。其實此法由來最古。《孟子·萬章》、《吕覽·察傳》所用，皆此法也。此法施之古史最難，以其所記事多不確，時代相隔遠，又書缺有間，易於附會也。昔人有爲言之，或别有會心之語，不可取以論史，十也。搜採惟恐不多，别擇惟恐不少，此二語，固治史者所宜奉爲圭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