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顽皮小学生 成长在学堂
我上学很早，不满6岁，还不太懂事。
记得那是1965年深秋的一天，我在吃早饭，家里忽然来了两个背书包的五年级学生，一个叫吴田坤，一个叫白云，他们都很喜欢我，邀我到学校去读书。正好父亲那天也在桌上，便同意我去试试。吃完饭，我随他们来到了村办小学。
那时我们村小只有两个大班，大班又按年级编几个小班。学生也不多，全校充其量不过百人罢了。由于不同年级的学生挤在一个教室学习，互相干扰严重。校舍也十分简陋，均系土房，茅草盖顶，江南多雨，下起雨来到处漏水，简直没有藏身之地。开始还没有桌椅，要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学校的老师也寥寥无几，一个老师要教几个班。
到学校后，老师先是不肯收我，后来校长来了，他考了我几个问题，我做了回答。校长很满意，便将我留了下来，安排在吴国富老师班里，吴老师便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从此，我便从纯粹的放牛娃变成了放牛娃加读书郎。当时读书，只是觉得好玩而已，缺乏认真的态度，有时刚上到第二节课，便夹着书包溜到外面去了；有时天气稍不好，就不想到校。我学生时代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度过了，成绩当然不会很好。
第二年开学，学校还要我读一年级，我父亲也同意，我自然无话可说。这一年是我逐步走向正轨的一年，不但父亲对我管得严了，老师也经常给我加压，自己也发奋了许多。期中考试语文、算术都不错，大概有90多分吧，我踌躇满志，满以为可在全班得个第一，不料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只得了个第三，气得我好几天不高兴。
读完小学一年级，我又转到了綦群补老师的门下，綦老师是原大队书记的儿子，对我也很好，尤其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其实那时我并不怕他，因为他和我有点弯弯转转的亲戚关系，他的妻子和我舅妈是姐妹。
有次上课，我正和一个同学讲话，被綦老师发现，要我们站起来。同学顺从地站了起来，我则无动于衷，满不在乎，这下可气坏了他。只见他几步来到我身边，想抓我起来，我死死抓住课桌就是不起来，他没法，拿教鞭想打我的手板，我也不示弱，拿起座板想打他，正好这时下课铃响了，争端才终止。后来父亲得知了此事，免不了要克我一顿。从此我不敢再放肆，一心读书，学习成绩很快进入前列。
在小学里我的学习成绩虽然一直处于前几名，却总竞争不过我的一位发小，他让我从未尝过冠军的滋味。这位同学姓陈，名其新，是我隔壁小组的，和我同岁，人特别聪慧，成绩特别好。他的父亲时任大队支书，人十分能干，文化水平也高，可能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缘故吧。其新同学和我一直很好，他是我学习的榜样，也是我赶超的标杆。后来我们一起升初中，上高中，毕业后又一起在本村教书。再后来我参军在外，他也顺利考上了公办老师，先是在县教育局工作，当招生办主任，后调去县政府做办公室主任，再后来又调往省会长沙做了省移民局的一位领导。
我小学的求学生涯和我童年一样，十分清苦。学习条件之差、家务之多是如今的学生难以想象的。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不得不一边学习，一边放牛。这样一来势必影响学业成绩，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只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加强学习，以保证不落人后。
办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边放牛边学习，这在春秋还凑合，在夏天则行不通。江南夏天的傍晚，蚊子、小咬多得吓人，只要你到田埂上一站，一群群的小咬就像轰炸机一样向你的头顶发起攻击，这时你是不可能安心读书的。
还有一条是延长晚上学习时间。20世纪60年代，我们家乡还未装上电灯，照亮用煤油，小小的火苗，照不了几米，油烟四散，烟味刺鼻，我就在这忽明忽暗的油灯下完成作业。油灯下看书学习冬天尚可，只是有时手冻，写字不方便。难受的是夏天，夏天一是热，二是蚊子、飞蛾多，为了阻止这些“敌人”的侵袭，我便穿起长裤和厚袜，后来干脆将双脚泡在水桶里，既防蚊咬又凉快，可谓一举两得。
小学几年我除热衷课本学习外，还是个文体积极分子。从二年级起，一直担任班里的文体委员。那时农村小学文体活动很落后，一没场所，二没器材，三没教员。一周有两节体育课，都是先由老师带我们跑跑步，而后就放羊，男同学搬个破篮球到处跑，女同学围成一圈跳跳绳。有时老师怕出来晒太阳，便委托我这个文体委员带领同学们跑跑步，玩玩球。
体育课是这样，音乐课也差不多。那时一、二年级好像还没有音乐课，主要是没老师，以后好不容易来了个女老师，学校才出现歌声，不久女老师走了，歌声又没了。幸好那几年实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队来了好几位知青，并充实到了教师队伍。
有位知青叫宋明菊，是我五年级的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音乐老师。宋老师属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才华横溢，一米七几的个儿，不胖不瘦，和蔼可亲，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有学生叫他，只是微笑点头，算是作答。宋老师私人有架手风琴，一上音乐课，便背着那宝贝上来了，教室里顿时充满了欢歌笑语。
说到“下乡知识青年”这个名词，现在很多年轻人倍感陌生，其实这是中国“文革”时的产物，就是把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全部下放到农村去改造锻炼，此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许多辛酸和无奈，不但让许多城市知识青年吃尽了苦头，而且影响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成长，断送了他们的美好前程。
我们生产小队当时也下放了两名知青，一位就是后来当了民办老师的宋明菊，另一位叫刘巨钧。宋是县城人，刘则是我们镇上的人。两人一文一武，宋文刘武，相得益彰，关系也很铁。记得他们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来到村里的，村里没有多余住房，只好将村里牛栏房隔了一间给他们用，其环境之差可想而知。他们不会做饭，开始只好东一餐西一餐地找吃的，后来才慢慢学会煮面条。最难受的还是不会农活，用拿笔的手去拿锄头，真是难为了他们。好在他们人好，村民多数也还善良，没有受到过多的歧视。
后来没多久这两位知青都回城了。刘巨均是先招工走的，招到了县工厂，但没几年就因高血压突发去世。宋明菊后来招到镇里上班，并一路高升，最后在岳阳市政协副秘书长位上退休。
在明菊老师的带领下，我对音乐、体育渐渐有了认识，有了好感，一有时间总想蹦一蹦，唱一唱，有时玩起瘾来午饭都不吃。不过我这人从小有个毛病，遇到什么都想学，可到头来什么都不精，以至时至今日尚无任何特长，这也是一条深刻的教训。
1971年春公社教育组召开了第一次小学生运动会，竞赛项目只有篮球和乒乓球两项，我作为本村小学篮球队替补队员参加了这一盛会，尽管一直坐冷板凳，心里还是高兴的，这次我们拿了篮球冠军、乒乓球亚军。我双胞胎同学兰双仁和兰双义是篮球队绝对主力，冠军奖杯上留下了他们的汗水。
在小学的几年里，我对教科书的学习是没放松的，但对学校的规章制度却时有违反，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喜欢和其他同学打群架。这种情况几乎每周都有发生，管也管不住。打群架一般以一个自然村为一伙，若本村同学被他村欺负，整村的同学便会群起而攻之，对方当然也不示弱，于是一场“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有时激烈而残酷，头破血流时有发生，我算命大，历经多次战争却安然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