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谁来振兴中医
中医的味道
中医有内在的气息，中药有特殊的味道，中医药适合用味道来辨别。良药苦口、微言大义，其含义如深邃的寓言，让人在疾病中品尝人生百味，在时间之外发现永恒。由于中医药有丰富复杂的属性，所以一直无法用只言片语来说清它的全部。那扑鼻而来的药香、书香、诗香、灵香、仙气、侠气，袅袅蒸腾，飘散弥漫。
没有亲身体验过中医诊疗过程的人，不知道中医到底是一种什么味道。我感觉中医如一株平和淡泊的植物，有一种朴素本真的味道。它不需要精密仪器、不需要烦琐的化验检查，“简便验廉”是中医的传统特色。一位老人、三个指头、一个脉枕、一把草根树叶、几枚长短银针，这就是中医全部家当。然而这些简单的家当有着并不简单的功能，它在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手里屡显奇效，这就是老百姓信奉中医的千年口碑。
众所周知，中医是一门古老的医学，又是一个年轻的名词。什么叫中医？这是相对西医而言的定义，它正式出现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东印度公司的西医为便于区别，称中国医学为中医。中医是一种独创智慧，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中医似乎都很了解，其实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中医，犹如一棵盘根错节的古树，面对这棵古树，谁也说不清它经历过多少风雨、萌生过多少枝叶、延伸了多少根系、播撒了多少种子。
在中医药这条浩瀚长河中，短暂的个体生命只是匆匆过客，仅凭一己喜好，甚至道听途说，就对中医妄下断言，那无异于坐井观天、盲人摸象。在几千年的时间跨度中，每一代人看到的都是匆促的片断，正如庄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人生太过短暂，看到的片断永远代表不了中医的全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广义上的中医包含汉医、蒙医、藏医、维医、苗医、壮医、傣医、瑶医等，因此中医的内涵无比深厚。
中医萌芽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就已基本成形，之后历代医家不断总结、丰富与发展，使中医理论得到了补充、修正和完善。中医既是传统文化的代表，又归属于哲学范畴。在古时中医郎中与私塾先生同属于乡村知识分子阶层，传承诗书礼义，被尊称为先生。良相与良医乃儒家文化主流，所以古人行孝，先通医理，孝道包含医道，医道包含孝道。
从对外传播来看，中医药是丝绸之路上的商品，当时走出国门的不仅有茶叶、丝绸、瓷器，还有中药材、滋补品、保健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可·波罗带去的中药，他将阿胶带到了遥远的意大利。《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当时大量中药材被商人运往亚丁湾，再转运到北非等地，中药伴随贸易开始向世界远行。
中医药作为源头活水，对汉字文化圈以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尤其深远，如日本汉方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医学。从诊疗方式、治病理念，到方剂应用，都与中医药一脉相承，密不可分。
公元1至5世纪，中国炼丹术传入阿拉伯国家，7至8世纪再从阿拉伯国家传往欧洲。宋代中国的成药技术非常发达，日本木下正道来中国学习解毒丸的制作方法。1078年，朝鲜国王患病，派使臣到中国求医，朝廷派医官前往，同时带去百余种中药。从此中草药的芳香飘向了遥远的异国他乡，成为最早孕育丝绸之路的中国元素之一。
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一个多世纪前，中西医两个并无交集的医学体系结束了独立运行的状态，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西医从澳门、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进入中国。谁也没有料到，当初一粒微弱的星火，日后会成为燎原神州的烈焰。从此中医、西医分野成两大阵营，给中国医学带来了强大的竞争，同时患者也陷入了两难选择，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恐怕也绝无仅有。
两种体系、两个流派，免不了产生分歧。主管部门希望兼容并蓄、中西并举，融合为新一代整合医学。可是中西医纷争由来已久，在捍卫传统的老中医眼里，对于整合医学这套理论不敢苟同。他们大多出自中医世家，一直以来坚持望闻问切的真理，把守护中医的纯正血统视为己任，他们身上有着老夫子式的清高与洁癖，认为中医是中国的独创智慧，是第五大发明，属于独树一帜的医学。他们在公开场合发表宣言：中医的贡献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中医胸有宇宙，西医目无全人，凭什么要让中医去做西医的“洋奴”？
钱学森说过：“人体科学发展的方向是中医，不是西医，西医要走到中医的道路上来。”钱老这种观点在当前还没有定论，但在未来一定会有答案。从诊疗方法来看，中西医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一位海归医学博士在接受我的访谈时说：“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体系，折中派想让两者合二为一，那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就像中医是个男人，你非要逼男人生孩子，有可能吗？”
西医借助先进的仪器透视病人的五脏六腑，希望把病人变得像玻璃一样透明，以便通过检测寻找病因。可是疾病总是行踪诡异、制造假象，它隐藏在毫无察觉的日常里，埋伏在喜怒哀乐的生活中，一旦证据呈堂，大都为时晚矣。而中医却致力于身体解密，它的微妙从把脉开始，指尖轻扣脉搏，从律动的差异中获取身体的信息。把脉又称切脉，中医用手按住病人脉搏，根据脉象，了解病人内在变化。切脉历史悠久，它是中医望闻问切的关键。回想中医诊治的过程，存储在记忆中的画面就会逐一回放：双目微闭的老中医，一手搭脉、一手捻着山羊胡须，用一种无言的交流来破译身体的密码。最神奇的是刚刚怀孕的女性，只要老中医一搭脉，就知道已有身孕。医者从脉搏中寻找入口，刺探手上的秘密。枯瘦的、肥胖的、苍白的，一只又一只的手在医者眼前晃动，人就是手，手就是人，手在思考，手在感受，手在倾诉，手在交谈。手不仅是心灵的暗示，更是身体的代表。手上的温度、皱纹、肌肤、关节、经络、痕迹，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身体符号。手成为身体与命运的象征，医者用妙手回春的指尖，判断疾病的轻重缓急。脉深浅、脉快慢、脉硬软、脉浮沉、脉匀乱，脉是否整齐、有无歇止，在指尖下纤毫毕现、无一遗漏。老中医有一只预言先知的手，那手就是一个沉默的侦探，能准确地刺探敌情，获取五脏六腑的证据。当我们看到一只手在控制另一只手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中医治病的过程。
近百年来，当西医成为主流医学后，中医屡遭质疑。回想中医药之路，犹如一叶从远古河流中漂来的扁舟，始终出没在风波里：从北洋政府禁止大学开设中医课，到民国政府废除旧医案，再到1953年后限制中医带徒、中医课程西医化；“文革”时期，中医教学更是被彻底破坏，就连一些中药方剂的名称也被当成封建糟粕被扫除：四君子汤改为“四味汤”，白虎汤改为“石膏知母汤”，大青汤改为“解表除烦汤”，金水六君子汤改为“金水六君煎”。别以为让方剂改名换姓是件小事，这不仅篡改了经典的本意，还给中医药教学、科研临床、古方研究带来了混乱。
再看隔海相望的日本，对中医古方却有很好的继承，他们吸取汉方药的精华，提高制药工艺，从不随意改变方剂名称，比如白虎汤的名称，日本一直沿用至今。当我们还在争论中医是否科学、中药如何更名的时候，国外药企开始抢先申请中药专利。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开始花大力气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几百个药方。
有一家制药厂2001年向美国申请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专利，明确对以芍药为活性成分的包括加味逍遥散、当归芍药汤、芍药甘草汤、桂枝茯苓丸4个复方进行保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其他国家申请了专利，我国200多个汉方制剂专利被日本抢先注册。他们在我国六神丸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救心丹”，年出口额突破1亿美元；经他们研究证实对治疗肝炎、保护肝细胞有显著疗效的小柴胡汤，获得美国FDA临床实施许可证，年出口额达1.2亿美元。这些中药专利已成为日本药企的摇钱树。牛黄清心丸是我国传统的中成药，被韩国申请了专利；银杏是我国特有名贵树种，银杏叶的提取物——银杏制剂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有效新药，然而这项专利竟然归属德国，与我们这个原产之乡无缘。我们一直在廉价出售树叶原料，他们将银杏叶粗加工后运回德国，进行深加工后再返销中国，我们好像还热衷于此，乐于为他人创造财富。
世人皆知，日本的汉方医学起源于中医学，明治维新后日本曾一度废除汉医，1941年后，汉方医学开始复兴。现在日本申请的汉方药专利几乎无所不包，除了治疗常见的疾病的产品外，还有生发、护发、洗浴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等。除了日本，汉方药在韩国的影响也非常大，韩国有众多的汉方药专利，并已广泛应用到日常用品和保健品、食品饮料中。从电视剧《大长今》可以看到韩国把中医药应用得出神入化，从中医移植过去的韩医最终成功申遗，中医人竟然集体噤声。
中医药在一衣带水的亚洲其他国家被引进、开发和利用并不奇怪，而在价值观念、文化背景和治病理念迥异的欧美国家，中药也同样被抢注。美国完全不属于中国传统医药的发源地和使用大国，但其获得中药的相关专利数量稳居世界第一，占到总量的一半以上。
多年前，山西运城有一位老中医擅长治疗结核病，这位老中医曾向省内外各大医院公开摆过擂台：“你们哪家医院治不好的，最后发了病危通知书的，都可以送到我这里来治，保证一个月好转，三个月出院。”这个消息不知怎么竟然传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美国人曾以旅行团的名义到山西运城来治疗结核病。后来才知道，人家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旅游观光是假，刺探卧底是真，目的就是获取药方。
湖南中医学院有一位姓陈的教授，在美国考察时写了一篇题为《美国市场中草药的热销，对我国中草药研究的反思与建议》的文章。他在文中描述，在美国市场，有机食品专卖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中草药制剂。陈教授当时感到很兴奋，看到中医药已经进入傲慢的美国，很有自豪感。但兴奋之余又很快失落，因为仔细看过标签之后，他发现那些琳琅满目的中草药制剂，竟然没有一种是来自中国。一个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在美国的专卖店遇到这种被人打脸的事情，心里十分难受。
随后让陈教授更感尴尬的是求医购药的经历。他定居美国的小外孙女鼻子出了问题，女儿带小外孙女去医院，医生诊断为鼻炎，建议用抗生素，但被陈教授女儿拒绝了。于是女儿就去专卖店买了一支德国生产的纯中药喷剂，这个喷剂很不错，一喷见效，小外孙女的清鼻涕立刻不流了。陈教授很纳闷，喷剂说明书上标注的成分也不过是几味普通中药，为何人家的药会那么有效？还有婴儿使用尿不湿有一个很明显的副作用，很容易患尿布皮炎。如果将美国加州宝宝公司生产的一种纯中药软膏抹上去，十几分钟就能见效，红色炎症很快消失。
日本老牌的汉方药“正露丸”治肠胃不适有奇效，十几年前就已热销中国。在日本，药店中卖得最火的莫过于汉方药，甚至成为中国游客必购商品。原因是日本的汉方药制作精细、提炼纯正、药效明显，人家倒是原汁原味地继承了中医药的传统，续接了衣钵。曾获得日本医师会“最高功勋奖”的日本医学权威冢敬节，1980年去世前，曾叮嘱弟子：“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10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如今这种反转趋势早已被证实，中医药的未来被他不幸言中。
有一名以色列人2002年向美国申请了“治疗消化性溃疡和痔疮的中药组方”专利，并授权给阿联酋一家公司生产。该专利要求涉及口服给药、直肠给药的所有剂型都受到保护。这样的专利申请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专利说明书中承认组方来源于中国上海出版的《中华本草》英文版。显然这是我们的原创知识，是我们中医数千年的经验积累、智慧结晶，然而别人轻松窃取了我们的医药成果，反过来制约我们。申请专利之后，如果我国出口相同剂型的中药到美国市场，将构成侵权，对方有权要求赔偿。
当我们对中医传统方剂弃之如敝屣的时候，别国却把它当成宝贝，我们的轻视让别人有了可乘之机。从美国的做法可以看出，他们一方面遏制外国中医药在美国发展，另一方面自己又进行大量研究。这种表里不一、声东击西的战略意图，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吗？
还有大量流传于民间的中药偏方、验方，因受相关政策的制约，应用空间越来越小；一些秘而不宣的验方最后只能老死山林、泯灭于乡野，永久失传。回顾过去，中医中药出现了太多令人痛心疾首的事情。
中西医是否能真正结合？从业者心知肚明，脚踏两只船的结果令人尴尬。结合过程中哪个为主、哪个为辅？中医如果只一味配合西医，无疑会丢掉老祖宗的根本，失去中医的优势。退一步说，即使中医同意与西医结合，西医也未必在乎。比如手术室、ICU病房，哪里有中医的份？傲慢强势、目空一切的西医，恨不得灭了碍手碍脚的中医。
当然也有一些目光长远的研究者和团队，已经公认在治疗某些疾病时，中医药走在了现代医学的前列。比如对于顽固性腹泻，西医一直没有什么有效手段，直至近几年在国外兴起的肠菌移植治疗法，这才明显提升疗效。而几千年前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肘后备急方》，甚至更早时期即有文献记载“口服胎粪”，这种看似荒诞的疗法，却包含深刻的道理。
现代医学认为，人的生命力中午12点最强，夜里12点最弱，这一点中医的“子午流注”早有阐述。经常值夜班的医生都有深刻印象，半夜去世的病人最多。比如《素问·六节藏象论》云：“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这就是说疾病发生的一个相关因素就是时间，与时间有关系，时间是有形之物，这是中医诊断的鲜明特色。比如一个癌症病人，2016年发病与2017年发病会有很大的不同之处。可西医不管这一套，他只看病理报告、活检结果，至于哪一年发病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中医也这么看，那是不行的。因为前一年与后一年发病的相关性不同，年之所加、气之盛衰不同了。近年来，现代医学也在逐步认识到时间问题，比如药物服用时间，像强心甙这类药，在凌晨服用要较其他时间服用效果增加百倍，还有一些激素类药物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对急腹症的治疗，西医手术能解决急症，救人性命，但术后肠胀气又成为另一个棘手的难题，严重时会影响手术效果。面对这种疑难问题很多药物无效，采用针灸却十分灵验。我国的针灸后来能够走出国门，让欧美患者心悦诚服，正是因为其治疗肠胀气的神奇效果，被一个美国人大力推广。
1971年，中美尚未建交，美国著名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敏锐地预感到白宫的外交战略对中国将有所行动，于是他及时申请到了来中国的旅行签证。也有人认为这是赖斯顿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来打前站。赖斯顿取道香港经罗湖边境进入中国，再由广州乘慢车抵达北京。由于旅途劳顿和情绪波动，他突发阑尾炎，被安排到中国最著名的也是专门对外宾开放的协和医院手术。当时协和医院刚改名为“反帝医院”，赖斯顿夫妇进入医院，发现头顶的墙上刷写着中英文对照的大幅标语：“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那一刻，素以胆大无畏著称的赖斯顿和太太都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惧。特别是赖斯顿，他担心自己再也走不出这家医院……
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中国的医护人员满脸微笑，对他的态度非常友好，没有任何想要加害于他的敌意。院方对赖斯顿的疾病非常重视，安排最好的医生、准备最好的药品，手术由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后任北京医院名誉院长的吴蔚然教授负责。
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出现肠胀气，让赖斯顿非常痛苦。为缓解症状，医生用了好多种药物，可全都没有作用。当时中国正处于针刺麻醉热，刚好当天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医生成功发明了针刺麻醉手术”的消息，所以护理医生主动询问赖斯顿，术后腹内胀痛是麻醉副作用引起的，愿不愿意接受针灸治疗？赖斯顿作为全球知名的记者，号称为了得到好新闻敢于尝试一切风险。所以他肯定不能说害怕，于是赖斯顿开始接受针灸治疗。当时医院派了一名叫李占元的年轻医生对赖斯顿进行针灸，李占元来到病房，在赖斯顿的双膝下，也就是足三里的穴位扎了两针，然后在肘部也扎了两针。
赖斯顿回忆，扎完针灸，接着又用那种廉价雪茄烟一样的东西（艾条），点燃后向他腹部熏烤。当时赖斯顿被弄得云里雾里的，他担心这么复杂的方法是否会造成过度治疗，不过他没有拒绝。大约20分钟过去，赖斯顿的疼痛竟然奇迹般消失，并且之后再没有痛过。
针灸的神奇疗效让这位崇尚西医、见多识广的美国记者颇感惊奇。他对针灸虽然百思不得其解，但回国后立即写了一篇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我在北京的手术》的报道。1971年7月26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介绍了中国针灸的神奇，在美国国内引起极大反响。正是这篇报道，使中国针灸直接进入美国等西方国家并迅速得到推广和传播。
2003年4月，SARS疫情在广州和香港地区开始出现，随后迅速蔓延。国医大师邓铁涛团队在广州采取了中医介入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的50多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以另一名西医专家为首的团队收治的病人中，117名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有10人死亡；另外71名接受中医介入治疗的病人，仅一例死亡。接受中医介入治疗的“非典”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病人由于大剂量使用激素，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患者由此出现了肺部纤维化、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膝关节坏死，几乎全都落下了不可逆转的后遗症——瘫痪，病人后半辈子只能依赖轮椅。不同的治疗方案，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
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是经验医学，西医是实验医学，其实中医同样注重实验，几千年来的人体直接用药，就是最好的试验。从神农尝本草，日遇七十二毒开始，历代医家为了找到安全有效的方剂，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医的神秘就在于其理论体系和观点无法用现代科学去阐释。比如中医讲究阴阳五行、讲究气的运行，而这些在医学解剖中是见不到的东西。就因见不到实物，所以中医在近百年间屡遭质疑。
从烈火中诞生的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那是瓷器的荣耀；而中医成为巫医的替身却是一种蒙羞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国家高层的指示下，中医的生存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中医遭受质疑的现状仍然没有消除。有一段时间，中医几乎成了一块遭人攻击的靶子，被用科学包装的子弹遍体洞穿。大多数人认为，西医才是医疗的希望、才是先进科学的代表，把中医视为僵化、落后、保守的象征。见到须发斑白的老中医，就如时空穿越，想起清朝遗老，连他们的医学术语都觉得满是陈腐、老气横秋。
质疑中医者认为，这些年，医疗的光环全都闪烁在同一个方向，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新发明几乎全都指向西医。国人偏爱西医已成习惯，所以中医首先必须要让国人信服，才有可能让世界信服。
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式微
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消亡！这话乍一听，真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当前中医药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不断深入，对于中医药来说更是浓墨重彩、硕果累累。从中央到地方，各种高规格的中医药会议让世界聆听到了中医药的声音，中医药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成为中西方文明对话的窗口。这个时候说中医药正在消亡，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可是医学关乎大众健康，不遮掩、不隐瞒，提出问题、切中要害，更有利于中医药的健康发展。
现在的中医药从业人员趋向功利，根本理解不了古人的中医药思想，理解不了古人对中医药文化的浪漫情怀。大家关心的只是手头的药材交易是否顺利，一年下来腰包里挣了多少，别的似乎与己无关。急功近利者没有兴趣发现中药里的传统之美，找不到古人对中药的真挚之情。
只有放下欲望，静下心来反复思考才能窥探到中医文化的深邃美妙。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庄子的《逍遥游》。
没有高雅的情调，就不可能热爱自己的职业，更不可能抵达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境界。清代苏州有一对经营药材的夫妇，为了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他们鸿雁传书，用一种密码般的职业化语言，互诉衷肠。后来清代文人褚人获把这对夫妇的情书编入了他的《坚瓠集》中。信中通篇皆用中药名，先看妻子给丈夫的书信：
槟榔一去，已过半夏，岂不当归耶？谁使君子，效寄生缠绕它枝，令故园芍药花开无主矣。妾仰观天南星，下视忍冬藤，盼不见白芷书，茹不尽黄连苦！
古诗云：豆蔻不消心上恨，丁香空结雨中愁。
奈何！奈何！
丈夫收到妻子的情书，不禁心潮起伏、深感愧疚，于是立即给妻子回信道：
红娘子一别，桂枝香已凋谢矣！几思菊花茂盛，欲归紫菀，奈常山路远，滑石难行，姑待从容耳！
卿勿使急性子，骂我苍耳子，明春红花开时，吾与马勃、杜仲结伴返乡，至时自有金相赠也。
素笺飘动，药香满纸，这是多么贴切的诗意表达！两封情书不仅将中药名称巧妙贯穿，而且让每一味中药的特性与夫妻的内在情感紧密相连，从形式到内容都完美得无懈可击，让人为之叹服。
2017年1月，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委员会组织民间收藏明清时期御医手稿的征集活动。征集活动中，有一件尘封近200年的清代御医汪必昌所著《聊复集·怪症汇纂》为此中上品，其中记载了约650个偏方秘方。当时该稿本的市场拍卖价高达2.16亿元。人们不禁会问，古代中医药方手札为何会如此值钱？其实刨去秘方的巨大医用价值，堪称妙品的手札本身也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比如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古方《制婴香方帖》，那种精妙方帖不可多得，从内往外散发着淡雅的古典之美。古代中医药方手札个性鲜明、不可复制，手迹带着医者的心态、性情与温度，在字里行间悄然流转，自然灵动地展示了不同时代的医者相同的人文情怀和悲悯之心，可谓寸纸之内见洞天。
相反，现在好多医生动辄丢给病患一纸不知所云的病历和药方，让病人无法享有知情权。凡进过医院的病人大都遇到过看不懂医生手写病历、手写药方的经历。医生们字迹潦草的“天书”虽然饱受诟病，但情况依旧，病人面对满纸的“鬼画符”已变得见怪不怪。如此潦草的字迹就像医生之间约定俗成的内部暗号，只有同行才能识别。
现在很多医院门诊人满为患，医生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压力巨大，由于整天忙碌，以至于养成了书写潦草的习惯。其实处方书写表现的是行医态度，作为国粹的中医，它与书法之间关联紧密，有着天然血缘。清代海盐名医任小田、御医陈莲舫、昆山名医潘道根、名医陈大堃，还有民国杭州名医詹子翔、何公旦，他们对中药名词反复书写，逐渐有了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处方看似写法随意、不求章法，但其实自得章法；不求书卷气，而自得书卷气。这种书卷气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自然修来的。这些药方挽救了众多的患者，留下了许多生老病死的故事。这些处方现已成为热门抢手的收藏品，认真分析，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历代名家书写的方药字幅，很多都是书法史上的不朽杰作。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苏东坡的《覆盆子帖》、张旭的《肚痛帖》都被后人反复临摹，视为书家上品。
传统的中国文人除了精于琴棋书画之外，还具有基本的医学常识。学医的常听老师挂在嘴边：“一手好字、二会双簧、三指按脉、四季衣裳。”其中，字写得好坏是先决条件。古语说，字是门头，书是屋，有些病人看医生的处方、病历写得好不好，来判断该医生的内在修养和医术高低。
文人是否通晓医术又是另一种例证。书家中的陆维钊、诸乐三、张宗祥，以及国学大师马一浮，他们全都旁通医术，亲手开出的处方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陆维钊先生的药方手迹世间仅存一件，极为难得；马一浮先生精通多门学问，看病自然也在行；诸乐三先生以书画名世，而他本人就是中医科班出身。
中医与书法有太多的相通之处，两者皆讲究悟性，当达到一定境界时，必须开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很难向上走了。没有开悟的天分，写再多字也成不了书家，看再多病人也成不了名医。我们常说庸医害人，其实庸医不是心术不正，而是医术不精。
特制的素笺、刚劲的字迹，配以实用的处方，药材间的留白，篆刻的提示语，虽属无意安排，却成了章法多变的书法小品，散发出华丽之气。那种扑面而来的美感，着实耐看，这些处方增强了中医的文化属性。
著名画家黄宾虹说：“艺术是最高的养生法，不但足以养中华民族，且能养成全人类的福祉寿考也！”所以说，观人品看酒后，看书法看手札。中医药方手札之美，在古朴中散发出清秀，洋溢着医者对于病人的无限关怀，是从业者需要不断发现和传承的古典之美。
中医药的式微不仅体现在中医药文化方面，更多的是存在于中医药本身。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平心堂中医门诊部创始人、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张晓彤率先发声：我们正在见证中医药的消亡！
身为一名中医界资深人士，他指出的问题不会是空穴来风。对现代中医来说，崔月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是现代中医的奠基人。1982年4月，崔月犁部长在湖南衡阳主持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药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方针，史称“衡阳会议”。这次会议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里程，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衡阳会议”是中国中医药事业迈过“生死存亡”门槛、迎来发展的转折点。为纪念这次会议，2002年4月18日，卫生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衡阳会议”20周年座谈会；2007年5月24日，中华中医药学会主持召开了纪念“衡阳会议”25周年暨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峰会；2012年12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衡阳举行纪念“衡阳会议”30周年座谈会，同时为新修建的衡阳会议主题公园揭幕。
一次有关中医药的会议，让后来人如此念念不忘。一次务实的行动，胜过无数次务虚的赞歌，“衡阳会议”值得中医药主管部门和从业者不断探究和反思。
在系列纪录片“纪录中医”第一季《千年国医》的拍摄过程中，张晓彤先生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现在中草药存在最大的问题，实际上是监管的西化。中草药是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用的是药的什么？用的是药物的四气五味，温凉寒热，酸苦甘辛咸，升降沉浮来调整人体的不平衡，而不是用它的化学成分。现在一上手就要讲中药的有效成分，连药典都在写西方所谓的有效成分。能荒谬到什么程度呢？人参叶子所含的人参皂甙，比人参还多，那意思就是以后生病只吃叶子，别吃人参了！人参的叶子能有人参的疗效吗？那不可能。”
当年山东老中医、国医大师张灿玾讲过一个故事。他学医初期用经典处方的时候，认为浮小麦没有作用。什么是浮小麦？其实就是浮在水面的瘪麦子，那跟面包的成分有差异吗？比面包多一点麸子罢了，就是咱们现在所谓的全麦面包，所以他就自作聪明，把这个方子里的浮小麦给删了。结果这个方子开出去无效！后来把浮小麦加上，效如桴鼓！这事让张灿玾感到惊奇，这是为什么？浮小麦有效成分跟面包一样，啃两口馒头是不是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显然解决不了。用浮小麦这味药，需要的是它的升浮之气，用现代科学能解释得通吗？肯定解释不通，但在临床实践中就是这样的结果。
所以张晓彤说：“你用管理西医西药的理念去管理中医中药一定出问题。不尊重药物的四气五味，这是中医药现在发展遇到的最大障碍。”
俗话说，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如果中医这只“脚”憋屈地穿上“西化”这双“鞋”，只能不断地、痛苦地“削足适履”。鞋子怎么设计，要由穿鞋的人来决定，不合脚的鞋子是镣铐、是刑具。鞋子不合适了，需要换的是鞋，而不是挖肉割脚。只有为中医药量身制作合脚的“鞋”，中医药的“脚”才能轻松上路、健步如飞。
张晓彤发问：“是我们中国人不行，还是中医药不行？显然关键是中医人没有把中医传承好。中医的命是什么？大家以为中医的命就是中医有悠久的历史，中医有文化的内涵，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立了多少功。其实这种认识太片面，都没有人信你中医药了，你中医药已经没有疗效了，全都西化了，那这中医药不灭亡还等什么呢？中医真正的命是什么？那肯定是疗效啊！”
张晓彤介绍：“平心堂这17年走了15位名医，一直没有人能补上来。因为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补不上来啊！到社会上去找也找不来。没有人能达到去世的15位老中医的水平了。比如焦树德焦老一走，强直性脊柱炎就没有一个人能治得像焦老那么好了。还有蒲辅周前辈治疗流行性脑炎，他可以办班指导，一下向全国推广，但现在找不出这样的人来了。焦树德虽然带了四五个徒弟，但是这些徒弟的观念都开始西化，于是这病就算交代了，治不了啦！还有现在中医正骨，老大夫祖传的好多绝活全都丢了。你看原来那个刘秉乾的儿子刘宝琦，在平心堂行医的时候，那是我亲眼所见呢！几十年的尺桡骨分裂症，那手完全变形了。我在现场听见刘宝琦对病人说，我给你调整调整、检查检查。趁病人放松的时候，只听到咔嚓一下，一按一拧就平了。几十年的毛病，瞬间就给人治好了。病人当时高兴得跳起来了。
“还有一个中年女教师颈椎全脱位，脖子这个地方已经失去支撑了，最后拿八号铅丝托着才能呼吸透气。可怜从山东一路走来，所有医院都不敢收治。谁敢收啊？那都差点高位截瘫了，治不了啦！到了平心堂，刘宝琦一只手托着那个上头的铅丝，另一只手在她身后摸索了几下，然后按住脖子那儿，咔地一抖，我听到病人啊的一声尖叫。当时真的吓死我了，心想这下坏了，弄出一个高位截瘫。谁知那声刺耳的尖叫过后，奇迹出现了，病人感动得带着哭腔在喊：‘哎呀，我这脖子有劲儿了，接上了！’”
几十年过去，张晓彤说起这些事仍然记忆犹新，那种治疗过程神奇得像变魔术，让在场的人都不敢相信。可惜这么好的东西，竟然没有传人，眼睁睁看着失传了，令人痛心啊！张晓彤说，像那位女教师的情况，如果到西医那儿去治，夹钢板、弄钢钉，要花多少万元做大手术，还没有保证。风险多大？弄不好就是高位截瘫。在刘宝琦这儿治，从前到后连诊费带药费，一共花了不到300块钱。我们想想，中医多神奇啊！这么好的东西丢啦，为什么？政策！因为掌握这些医术的人，没有学历、没有这个那个，不给发医师证，去行医都是非法行医，更甭说传承提升带徒弟了。当年一个《执业医师法》下来，一年就查处了12万起非法行医。基层一共有多少中医？一年就查处12万，这不把基层中医给灭完了吗？现在很多乡镇都找不到一个像样的中医了。
原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古籍研究室主任、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樊正伦教授对此深有体会。有一次他去原来插队的宁夏某县，抵达的当晚来不及休息，找他看病的乡镇干部、县里干部排起了长队，一直看到晚上12点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病人求治？因为这个县没有一个像样的中医。这样的状态中医如何去发展？比如当年中医治疗“非典”，有没有效果？肯定有效果。张晓彤说，记得当时在他们那儿，整车的药拉到食堂用大锅熬。就那几个隔离区，服中药后不仅“非典”疑似全没了，连原来有点儿咳嗽的也全给治好了。中医在重大疾病防控中能不能上前线？事实证明在“非典”时期中医能上前线，但问题是让谁去上，总不能让七八十岁的老中医去上吧？可要人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啦！
中医的有效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宋代有一个太平惠民和剂局，就是当时的“药监局”，他们编了一本书叫《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这本书收集了几百个方子，这些方子都是民间流传已久的，他们通过考证、试验、认定，临床应用中哪个方子有效，就将哪个编进书里。为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成为世界首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书。全书共10卷，附指南、总论3卷。分伤风、伤寒、一切气、痰饮、诸虚等14门，载方788首。所收方剂均是汉医中药方剂，记述了其主治、配伍及具体配制法，是一部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临床方书。
凝聚心血的经验之书，自然会有长久的生命力，书中许多方剂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如至宝丹、牛黄清心丸、苏合香丸、紫雪丹、四物汤、逍遥散等。书里第一首方剂叫“局方至宝丹”，后来改叫“至宝丹”，很多老中医配了这个药，挽救了不少危重病人。
中国是中药的发源地，但是这么多年发展下来，到现在我们中药在国际市场上只占3%～5%的份额，很丢人！有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超过160亿美元，并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作为中药原产大国，中国中药制剂年出口额仅1亿美元左右，天然植物药年进口额却超过了6亿美元。
中医人该有一种自信，因为中药的有效性能持续不断。从1853年至今，西医在临床上应用过多少种西药？用过7000多种，而现在临床上还在用的不到1000种。其他6000多种哪去了？因毒副作用、抗药性等原因被淘汰掉了，所以西方这套审查、实验、推广药物的系统并不成功。现在开始限用抗生素，减少静脉输液，提倡天然植物药，这都是在纠正之前的错误。西医诊治千人一面、万人一方，完全成了机械化操作，而中医却能辨证论治，关注个体差异，注重男女、年龄、体质、气候和四季寒暑变化。
由于中医药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一批像张晓彤先生一样有责任感、有忧患意识的专家大声呼吁：小心中医毁于中药。他们提出，中药的质量问题并非出在单一环节上，而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全线失守。
在众生奔跑、速度至上的年代，很多患者认为中医是慢郎中，除了安慰性治疗疑难杂症，或者调理一下亚健康状态，平时极少看中医。别说危重急症，就连伤风感冒也不找中医。中医院的西药窗口排长队取药，中药窗口往往冷冷清清，其原因是西药输液见效快，有些患者甚至对中医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医药越来越无效！
面对批评，一些老中医开始正面回应，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显得痛心疾首。如果要说中医无效，首先就是中药无效。比如化肥、农药、激素、重金属超标，加工环节掺杂使假，传统炮制工艺失传，恶意染色增重，道地药材异地种植等等。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道地药材重在产地，违背药材生长规律，导致中药品质持续下降。从药农到药商，普遍急功近利，中药行业已突破了职业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令开方治病的医生徒唤奈何！
然而，面对这种说法，药农和药商则鸣冤叫屈。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医受西医理论影响太深，普遍医术不精，既没有传承，又没有创新，庸医治病无能，却把责任推给中药，这是歪曲事实、恶意中伤、抹黑中药。这是中医与中药的内部之争。面对旧的争论还未消除，又出现新的争论的情况，患者究竟该听信哪一方，令人迷茫困惑。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中医日久年深的问题有多么复杂，要想弄清问题的成因，只有一层一层深入其中，反复调查，实地考证，方可接近事物的真相。
令人困惑的高等中医药教育
我国进行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已经走过了六十多个春秋。1956年，卫生部与高教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创办四所中医学院，培养高级中医药人才。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医医学高等教育学府，四所院校的建成标志着中医教育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高等中医药教育更是盘古开天地的事情，既没有经验可借鉴，也无现成的资源可用，一切都得从零开始。60多年来，中医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取得了可喜成就，目前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有42所，设置中医药专业的高等院校238所，博士学位授予单位17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46个。中医药类专业在校生有70多万人，“十二五”期间培养藏、蒙、维、傣、壮、回等民族医学专业人才5000余名，中医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60年，春华秋实一甲子。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了近200万中医药专门人才，中医药教育人才济济，硕果累累。可事实上这仅仅是一个数字化的表象，在繁荣之后另有评价。对中医教育争议不断，无论是名老中医，还是在读学生，都存在担忧和疑虑。有数据显示：1952年全国中医人数50万名，西医4万名；到2015年中医人数52万名，而西医人数增至170万名。60多年过去，两者人数出现了天壤之别，中医人数增长2万，西医人数增长166万。
为何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反转逆差呢？市场是检验成效的试金石，很多老中医都这样认为，中医边缘化是中医教育造成的后果，因为现代中医高等教育就是用西医的模式在改造中医。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拥有名中医大约5000名，据10年前的统计数据，剩下不到500名，由于衰老死亡，每年名中医数量都在减少。现在真正能承上启下、开宗立派的名老中医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稀少。
中医药教育问题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严格意义上来说，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回顾一下历史的走向。1962年7月16日，针对高等中医药教育初期出现的西化偏差，北京中医学院秦伯未、于道济、陈慎吾、任应秋、李重人五位教授心急如焚。这样的担忧并非他们杞人忧天，而是看到中医传承偏离了航道，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联名向卫生部党组上书《对修订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内容包括培养目标、教学方法、课程设置、基本功训练等内容，史称“五老上书”。
谁也没想到后来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忠言相告的“五老上书”，竟成了五老的绝命书。那些肺腑之言不仅没有给中医教育带来任何改进，反而让五位老师在“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和疯狂打击。半个多世纪过去，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当年五老提出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当年还要严重。
以院校培养为主流的中医教育，出现批量化产出，个性化的名师带徒成为稀有方式。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重理论、轻实践，缺乏临床经验，以至于一些中医专业毕业的博士生，连把脉都没有真正掌握。毕业出去不会辨证施治，更不敢开方用药。大学培养的中医人才，本该学以致用，但结果却令人尴尬，不得不让人怀疑现在的中医教育是象牙塔里的绣花枕头，建造在校园内的空中楼阁。
对我国中医高等教育问题，笔者专门采访过广州中医药大学、广东省中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多名资深教授。作为临床一线的专家，他们对于当下的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但在具体操作中又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比如招生，研究生一招就是上千人，本科生动辄就是上万人，这么多学生怎么教？以前是一个学生跟一个老师，后来是十个八个学生跟一个老师，现在是一群学生只有一个老师，根本没有机会实战、指导。
要掌握中医技能，一定要跟专长突出的名医名师，可是批量化的教学成了流水线生产，但国医大师、名老中医不可能大批量带徒，这就造成中医教学与实际需求的矛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材，有些版本的教材本身就存在问题，比如某教材上说冠心病分五形，意思就是分五种方法来治疗。专家说，如果临床上按教材上的方法来治疗，那一个也治不好。这就奇怪了，教学与临床竟然相互矛盾。编写教材是为了便于教学上归纳分类、便于研究者建立理论依据，这说法真让人哭笑不得。临床治疗要根据实际情况，因人而异，没有千篇一律的方法，每一年那么多学生毕业，统一用一张试卷检验成绩，这样怎么能培养出有一技之长的学生来？
中医药大学的毕业生就业率很低，学校认为这是学生好高骛远，高不成低不就造成的。其实说这样的话是学校和老师不负责任。
家长以为把孩子送进了大学就高枕无忧，认为他们在学校埋头学习专业，毕业后就能掌握治病救人的本领。可事实上，大学的中医专业课只占三分之一，西医课占三分之一，英语课占近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政治思想、社会活动、公益活动、文娱活动等，真正用在中医专业上的时间相当少。如果学生自律性差、学习不主动，本科5年下来基本学不到什么知识。
这些勤学苦读考上大学的学生，父母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说等着他们去光宗耀祖，至少也希望他们能成为家庭经济的顶梁柱。特别是一些来自农村的贫困生，上5年大学，要花很大一笔费用，家庭负担沉重。父母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甚至是负债供出来的大学生，毕业后竟然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改行，造成资源浪费。如果改行成功也没有关系，那无异于一次重生，但是改行非常难。于是执着一点的学生就接着读研，加一起要8年；有些还得读博士，又是3年，这就达到11年。到了医院，还要进行3年的规范化培训。想一想都让人害怕，一场求学的马拉松跑完，结果却不容乐观。有些本科毕业生就算找到工作，工资也极低，每月只有3000块，于是有些学生干脆彻底放弃专业，勉强沾点边的也转向医药代表，收入是从医者的好几倍。
为了安慰学生，教授劝学生要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说：“那些现在赚钱的职业，以后未必赚钱，那些都是吃青春饭的。而你们别看现在收入低，等有了经验，成了名医专家，你们就能越老越值钱、越老越有身价、越老越有地位。同时为人解除病痛，会有一种自豪感和成就感，这是干其他行业的同学无法拥有的……”
老师用这些话来开导学生，虽然显得苍白无力，但至少也是一个理由，一种念想。要实现远大目标，还真得有点理想主义。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面对求职就业的困难心有不甘，有些埋头读书的学生更是满腹牢骚。他们在校期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忽略了其他综合能力的提升，如社交、管理、组织协调能力的培养，导致在寻求其他就业机会时底气不足。专业技术性强、就业渠道窄、思想观念传统，同时，社会对医学的认同主流偏向西医，中医并未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医药院校的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大。
2012年东南某沿海省份的中医药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一名压抑多时有话要说的学生，趁跟校长握手之际，递给校长一封信。当时校长愣了一下，本想拒绝学生这样的举动，后来还是接下了书信。这封信的内容也被公布在该中医药大学的贴吧上，很快引起大家的关注和热议。
他在信中向校长提出了一堆问题：
1.您认为什么样的大学才是一所好的大学？那么您觉得我们学校是一所好大学吗？
2.您对中西医临床这个杂交专业有何看法？当初创办这个专业是否经过详尽的调研和深思熟虑？您觉得创办这个专业是个错误吗？好像学校也认识到错误了，所以开始纠错，但对已经犯下的错误，好像都由我们学生买单？！
3.您对目前中西医临床应届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有何看法？就业率低是谁的问题？您觉得就业率低是因为扩招泛滥的结果吗？学校是否一心只想着扩招而没有考虑过学生的就业问题？您认为谁应该为此负主要责任？
4.学校在提高毕业生就业率方面做了哪些努力？是否尽力了呢？
5.您对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几乎不招收我们学校的中西医临床本科生持什么看法？好像也很少招我校的硕士吧？
6.您了解中西医临床毕业生找工作的心情以及对学校的评价吗？
7.您对中西医临床毕业生有什么好的建议？
8.您觉得学校该怎么对中西医临床毕业生进行补救？
……
希望您以后多多倾听学生的声音，谢谢！
从这封信中能够看出，中医药大学学生，对专业设置与就业问题感到迷茫与无奈。回想求学几年，流逝的是青春年华。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医药大学都是全盘西医化。学生在中医药大学学习5年，毕业后，不会以中医的方式和思维看病。
随便搜寻一下中医药大学的网上贴吧，不管是新生的存疑，还是老生的牢骚，无不折射出当前中医教育存在的问题。
西部某中医药大学一名学生在贴吧里发出自己的感叹：为何中医药大学的在校学生对学校评价这么差？不管你在哪里学中医，中医临床也罢、中西医结合也罢，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业难。别说本科生，就连研究生的就业情况都不容乐观，运气好的能进县医院就不错了，档次稍高一点的医院一般进不去。认了吧，就算是一线城市北上广那些中医药大学的学生，毕业照样得回原籍托关系找工作。毕业后赶紧转行吧，不要为了所谓的理想和一个即将破落的医学去赌上自己的一生……
另一所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则说：平时也没啥作业，就是某专业老师会告知下一节课要讲哪些内容，让大家回去看一看。于是有课上就去上课，没课上就去玩，期末不挂科就行。总之有精力就多玩，没精力就多睡觉补充精力，大家都是这样的态度。
对于专业设置学生同样有不少质疑，譬如，有些学生认为中医学院应尽量不开设或少开设与医学、药学无关的专业。比如医事英语专业就很奇葩，很多学校的英语师资都比中医药大学强，现在开设一个前面还加了“医”字的英语专业，听上去面就很窄，而且教学内容和其他学校的英语专业又无明显差别。在中医学院学的医事英语专业，不接地气，毕业出去很难找工作……
学生们认为中医教学要重视思路的培养，虽然接触大师并不能让你马上成为大师，但是一定能让你提高。当然这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事，要想悟懂大师的想法，只有你已经入门之后，才能偶有体会，但是不接触，你实力再强，也很难有质的提高。能进岐黄班（岐黄国医试验班）的都是高考中的佼佼者，但要真正成为一名好中医，还要看你在不惑之年能不能对中医真正“不惑”。
学生在大学几年，也思考了很多有关中医的问题。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纠正偏差，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些年来，中医界提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临床疗效上不去？中医理论形成已经2000多年，会不会因为理论落后而不能为临床提供有效指导？于是有人提出中医理论滞后于临床的问题。然而把原因错误地归结到理论落后上，那中医就会形成真正的倒退和落后。
实践证明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认识上。比如西医的理论和应用之间有一个庞大的技术中介，整个现代科学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在为这个中介服务，这使得西医理论的应用非常方便，转化都有路径，在现代科学面前，西医精英的培养变得可以复制。而中医因为没有这个中介，也就失去了这种便利，临床与理论都完全依靠医生自己把握领悟。理论再好，如果不能熟练掌握还是零，中医的落后就落后在这个环节上；中医的现状就出在我们自身对理论的领悟和运用技巧上。中医理论不但适用于以往，而且还能够解决21世纪的许多问题。
从这一点上看，学中医要求有极高的悟性，但学习成绩拔尖的学生很少选择学医，学习中医者更少。每年高考分数能上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会选择中医药大学吗？
现代中医教育模仿西医，分科越来越细，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少，但教学质量如何呢？专家阿红说，这些年一直有大四的学生请他在实习前做讲座，题目就是《如何学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学了4年还是搞不清楚怎样学好中医，不知道拿什么去应付实习。
现在提倡科研、提倡现代中医教育，完全是在用现代科学的筛孔对中医进行过滤，滤去的都是中医的精华。当前中医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教育传承上出了问题。现代教育模式里，只有工具式的老师，没有让学生茅塞顿开的师傅。
2018年，有一篇题为《中医教育当心“掉在两把椅子中间”》的文章，文章开篇讲了一个故事。若干年前有个年轻人从师范学院毕业后问父亲：“我今后是当教师还是按志趣和特长争取当歌唱家？”其父说：“我只能告诉你，应该选定一把椅子，如果想同时坐两把椅子，那你只会掉在两把椅子中间的地上。”
这个年轻人最终选择了音乐，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按照帕瓦罗蒂父亲的理论，中医是一把椅子，西医是另一把椅子，而且两把椅子中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那么当今中医院校的教育，如果期望能同时坐两把椅子，最终结果只能是掉在两把椅子中间的地上。
在中医院校里，中西医教育齐头并进，比如《中医基础理论》与《正常人体解剖学》两门课经常在同一学期讲授。上午讲脾主运化、主升清、主统血，下午又讲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具有造血、储血、滤血、免疫的功能。就像小学生一会儿学汉语拼音b、p、m、f，一会儿又学英文字母a、b、c、d，学生多会迷茫不知所从，唯一的办法只好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只为应付考试。
当下中国的中医教育体系，是按西方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学院是以西方形式设置的；老师、教材、项目课题、科研成果、论文职称、考核评级、晋升奖励等都是按西方的学术模式操作。传统的授课形式是一对一、以师带徒；而现在教学是阶梯教室，45分钟一堂课，讲完下课，与学物理、化学、解剖的学生毫无差别，这是否属于中医最佳的教学方法？
从中医传统经验来看，能开风气、创流派的名中医要么是大儒，要么是高僧，要么是得道之人，最起码也得精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文化。现在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听的不是《高山流水》《平湖秋月》，而是通俗摇滚、流行歌曲；读的不是《论语》《道德经》，看的不是书法国画，而是动画或漫画，他们怎么去继承孕育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充满了玄妙的中医？
从本科到博士11年，大家都盼望毕业，但一旦毕业又怅然若失，求学时中西医“双精通”的理想很丰满，毕业后“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现实却很残酷。面对临床岗位，一无所能，学问更是一无所获。相比专门学习西医的学生在就业时毫无竞争力，中医的本科不如西医的专科，中医的硕士不如西医的本科，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医学子求职的艰难。最具讽刺的是中医院校的招生规模越来越大，学中医的学历、职称越来越高，老百姓想找一个靠谱点的中医却难上加难，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整体上仍旧没有改变。
用河南中医药大学张磊教授的话说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最终“掉在两把椅子中间”。张教授说：“中医不是万能的，但是中医能的地方你精通了没有？”
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为了救死扶伤。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是有限的，一辈子精通一种医学已经非常吃力，精通两种医学更是难上加难。在这样一个社会分工高度细化的时代，“术业有专攻”，中医人只需粗通西医，西医人只需略懂中医，绝不能越俎代庖。从医者应当以患者的健康为出发点，而不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一概采用中药加西药的治疗模式。
医学不是单一的科学，它涵盖了社会学、人文、艺术、心理学等内容。诺贝尔奖获得者费因曼说：“科学这把钥匙可以开启天堂之门，也可以开启地狱之门，究竟打开哪扇门，有待人文的引领。”狭义上讲，医学中的人文指除去科学以外的所有重要成分，它与科学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共同推动医学健康发展。
有些头脑清醒的专家会这么看待问题：不可沉迷在良好的自我感觉中，不要以为现在的中医教学经过中西杂交，真的比古人高明很多，其实在很多方面技不如人。如灌肠，最早出现在《伤寒论》里，已有1700多年历史；导尿，《千金要方》中有载，已沿用1300年；鼻饲，始于《圣济总录》，已有850多年历史。东汉名医华佗发明了麻沸散，他是中医手术麻醉的开山祖师。中医需要有更好的继承，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发展。
当中医教育遭受质疑时，有人把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现在教育中的问题，不是专指中医，比如中国戏剧、民族舞蹈、国画、书法，这些具有典型中国元素的学科，全都从以师带徒的模式，变成西式院系教育模式，而且还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理论。如果说医学教育有崇洋媚外的趋势，那艺术类教育更严重，其中存在的问题应该比中医还要多。但是人家不谈别的学科，就爱拿中医说事，因为中医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中医院校里，大家都去搞课题、搞科研，出名快、收益多。而临床辛苦、有风险、成名慢，很多人不愿沉下去、不愿坚守。同时中医医术评价较难，有无成果还得病人认可、同行认可、领导认可。加上中医社会地位不高、竞争力不强、收入不理想，所以难以吸收高端人才学习中医。
当然，无论哪一种教学模式都有其优势与劣势，关键是看教学者是否肯花心血。20世纪初期，著名中医临床家、教育家丁甘仁创办了“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前身），先后培养了程门雪、黄文东、王一仁、张伯叟、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王慎轩等全国知名的一代中医大师。如果要证明中医是经验医学，证明天才之外只有学而知之，没有生而知之，那么丁甘仁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
丁甘仁最初在苏州行医时医术平平，说难听一点就是个庸医。他连给县太爷儿子看病都意外“失手”，酿成医疗事故。县太爷一气之下要将其关进大牢，予以严惩。幸好丁甘仁闻讯先行一步，连夜逃往上海，这才躲过一场牢狱之灾。
在上海，丁甘仁幸遇名医汪莲石，拜其为师，汪莲石授以舒驰远的《新增伤寒论集注》。在汪氏的悉心指点下，丁甘仁顿开茅塞，医术长进神速。
对丁甘仁有再造之恩的汪莲石，他的学医过程更加有趣。学识渊博的汪莲石出生于江西婺源书香门第，虽然家藏医书万卷，但他早年并无心学医。20岁那年出门远游，正值夏秋时节，突然身体不适，生了一场大病。症状主要是发热不退，请了三位大名医，诊断各异，有的认为是暑热，有的认为是伏暑，有的认为是秋温，分别开方用药，但都没看好。面对医生的无能，汪莲石很是生气，他一气之下坚决不再服药。转眼到了冬天，这病竟然不治而愈。可是第二年夏秋时节，那病又重新附体，再次复发，经月余又不治自愈。就这样反复折腾了3年，无比难受。
1847年，汪莲石父亲患病，腹脘疼痛呕吐，七日后不治而亡。汪莲石哀伤之余，痛恨自己不懂医术，无力救治父亲，不能尽心行孝，于是便有了学医之心。
汪莲石先从自家大量的藏书中挑选中医典籍，通读了《脉诀》《汤头歌诀》《临证指南》《温病条辨》等医著，发现以前旅居江浙患病时所服的药方，书中均有记载。回想自己的求医过程，感觉书中那些药方只是一家之言，实际疗效均不足为信。他想学习中医应该寻找更为有效的方法。有一次，他与堂叔偶然聊起中医，询问堂叔学医之门径。堂叔虽是个教书先生，并不给人把脉看病，但粗通医理。堂叔让他以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为主要读本。在堂叔的建议下，汪莲石沉下心来反复研读这几部经典，窥其堂奥，日见气象，后来医术果然突飞猛进。汪氏一生从未挂牌行医，也从不以医术作为获取利益的工具。他平时热情为亲朋好友看病，治愈者不计其数。
汪莲石在学术上服膺舒驰远注解的《新增伤寒论集注》，临证善用经方、用药偏于辛燥，集毕生精力著成《伤寒论汇注精华》一书。
回顾汪氏的经历，充满巧合与传奇。一个教书为生的堂叔，指点了一代名医；而自学成才的名医汪莲石，又指点了另一位名医丁甘仁。如此厉害的名医，厚积薄发、爱惜羽毛，一生仅著一部医书，这种风范对于今天那些所谓师出名门的权威，那些著作等身的硕导、博导，那些一天到晚开会应酬、走马灯似的名医官员，那些炮制虚假论文与不着边际的课题项目者来说，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中医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中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从世界医学的发展方向来看，中医药的整体观、系统论、辨证论治等特色优势日益凸显，从巴西里约奥运会的“中国印”，到“一带一路”倡议，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中医热。
在日本，中医先哲至今仍受到顶礼膜拜。从江户时代开始，中国三皇之一的神农就被当作医药始祖，受到日本医生的尊崇。每年11月23日，东京汤岛圣堂内的神农庙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神农祭”。日本医史学会、日本汉方协会、日本东洋医学会、东亚医学协会、日本内经医学会等相关团体代表均出席祭祀活动。此外，每年5月的第3个周日，斯文会都在汤岛圣堂举办“针灸祭”，日本各针灸团体代表都会参加祭典。可惜我没有发现国内有哪个中医机构、相关组织会确定一个日期来膜拜医界先贤，倒是与商业娱乐相关的洋节日被盲目引进，出现各种打折促销活动，培养了大量思想空洞的洋奴。
2019年新年伊始，美国《国家地理》杂志1月刊推出长篇文章《传统疗法如何改变现代医学：长期被西方科学所忽视的传统中医疗法正在诞生尖端治疗方案》，别看这文章的标题冗长拗口，内容却让人注目。该文以耶鲁大学药理学教授郑永齐领导研发团队从传统中草药中制备治疗癌症的药物PHY906（YIV-906）为例，指出中医药将在未来医学中扮演重要角色。
现代医学发展利用还原论思路，不能满足复杂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新的整体观思路应被考虑。从经验医学发展出来的中医药利用这种思路，对东方人的治疗和保健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互联网促进了草药销售的增长，草药通常比医生处方药更便宜。患者可以在线阅读有关传统疗法的信息，在亚马逊网站上订购草药，并观看在线视频，了解如何在家中进行草药服用的准备。2017年美国草药制剂销售额达到80亿美元，比2008年增长68%。
当洋人对中医日益推崇的时候，我们自己对中医却熟视无睹。美国学者、教授、著名的西方中医研究者付海呐提出了他的独到看法。他曾以《中国正处在失去固有传统的危险中》为题，深刻剖析了中医的当务之急。他认为：“高速城市化进程，没有远见的房地产的繁荣，数字技术的上瘾，给中国城市中心带来了与自然世界的激进隔阂。这就是为什么与工业化世界的其他地区的同行相比，大多数中国病人和他们的医生往往显示出对自然过程更严重的缺乏理解力，他们丧失了对身体内在疗愈的潜能维护根深蒂固的信任。中国人立足在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效的自然医学体系，这一概念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中国的主流思维。从这一点看，中国正处于失去固有的中国传统的危险之中。”
付海呐教授任美国国家自然医学学院古典中国医学系主任，他是一名汉学家、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成回国后，哈佛大学曾聘请付海呐为教授，可是由于特殊的机缘，他竟迷上了中医，而且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哈佛大学提供的这个令无数人仰慕的职位，开始深入研究中医。一个美国教授，竟对中医如此执着，让我们中国本土从业者深感汗颜。
付海呐认为，从全球范围来看，21世纪的人类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过去的两个多世纪里，全球对现代工业生活方式的渴求，带来了不可否认的气候变化，大量的动植物灭绝，原认为已经被控制、被消灭的疫病又卷土重来，内分泌肿瘤发病率持续上升，世界各地不孕不育症也在急剧增加。而这些只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众多问题中的极少几个，还有更多潜在的问题将不断浮出水面，人类正在面临自我毁灭的危险。
然而中医可能在改变对自然的扭曲认识和重建我们栖息地的这一过程中，做出核心性的贡献。
付海呐教授站在人与自然的高度，利用全球性视野研究中医，他清醒地看到传统中医理论对未来疾患的诊治与疗救的潜力，让中医人听到了世界的美好回声。琴声悠扬，弦歌阵阵，古老的中医学像一曲雅致的高山流水，在世界辽阔的版图上终于遇到了异国的知音。
阿贝乐，一位来自法国的留学生，他对中医的热爱让人感动，他的行动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识。2013年，阿贝乐以极大的勇气，在成都开起了中医诊所，他期待通过临床实践来证明中医的神奇。
阿贝乐曾在日内瓦高校求学，后辗转到了成都，走上了研究中医的留学旅程。2012年，阿贝乐在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毕业，成为法国第一位攻读中医学的博士。他翻译的《伤寒论》《医理真传》《脾胃论》《四圣心源》《神农本草经》等法文译著先后出版。
阿贝乐与中医结缘始于13岁那年的一场疾病，当时他因耳朵发炎，去过不少医院求治，虽然一直在打针服药，可是耳炎仍然时好时坏。有一天父母发现镇上有一家私人开的中医诊所，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带阿贝乐进去体验了一番。那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医，一位法籍华裔老中医看了他的耳朵后，很有把握地拿起几根闪亮的银针，分别扎向他不同的穴位。看到修长的银针扎进面颊和头部，他和父母都感到很紧张，甚至有些恐惧，但还是坚持住了。经过老中医几次治疗后，效果非常明显，后来竟然是针灸根治了西医一直没有治愈的耳炎。阿贝乐被神奇的中国针灸强烈地吸引，从此，“中医”与“中国”这两个名词在他的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有了这段缘分，接下来学中医的事就成了一种情感的交流。阿贝乐在成都收获不小，首先是获得了爱情，一位漂亮的中文老师成了他的妻子。因为有中国妻子的支持，阿贝乐学成之后没有回国，而是在成都开了一家中医诊所。洋人在中国本土开设中医诊所，这事在国内还极为少见，一时间成为人们热议的新鲜事，所以开业后吸引了不少患者前来体验，人们想看看外国人是如何当中医的。
做事严谨认真的阿贝乐非常讲究“纯正”二字，首先他在中药材的选用上就近乎苛刻。为确保诊所使用的药材绝对绿色安全，几十种植物精油里有很多来自法国：红花、藿香、桂皮、佛手、良姜、薄荷、百里香、薰衣草等。他说在法国南部有人严格按照古法种植中药，不使用任何化肥、农药，纯天然生长。这样的药材不但可以用于提炼精油，也可以粉碎制成艾灸条。
阿贝乐在市场上看到中国生产的艾条上往往有红红绿绿的包装纸，上面印有很多图案和文字。这种印制颜料含有一些重金属元素，这样的艾条用于艾灸很不安全，等于把大量毒素熏进了病人体内，这显然是不健康的。像铅是人体不需要的微量元素，它性质稳定、不可降解，会阻碍血细胞形成。阿贝乐非常注重每一个细节，他认为这种过度包装的方法不可取。
回过头来审视我们自己，这种随处可见的平常小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治疗的精细化不允许粗枝大叶，每一名中医中药的从业者都要有阿贝乐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严谨认真的行医态度。平时我们体验中医的机会显然要比外国人多，但我们往往忽略了重要的问题，陷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
该如何坚守中医的传统，而又恰到好处地吸收现代医疗知识？像阿贝乐这种洋中医或许能探索出一条新路。
偶尔进一次医院的人都不理解，中国为何会有如此众多的病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18年1至11月，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75.4亿，如此海量的就诊人次，在其他国家绝无仅有。以往的医院给人的感觉是那样安静和空旷，除了洁白的墙壁、如水的阳光，就剩下空空荡荡的院落。如果是秋天，连落叶的声音都能清晰地听到。而现在的医院却变成了最嘈杂拥挤的市场，就像抢购打折商品的展销会，人头攒动、熙熙攘攘。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是国内非常著名的中医院之一，花宝金教授是该院擅长治疗肿瘤的专家，平时患者趋之若鹜、一号难求。对于这样的情况，花教授并不开心。他说：“我行医几十年，每天都在拼命给人看病，结果病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治越多。对于整天忙于治病的医生来说，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花教授属于极少数跳出名利之外的清醒者，他看到了门庭若市的医院背后的隐忧。从医生个人利益来讲，找他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说明自己医术高超、口碑好、患者认可度高、收入增多。但是从整个国民健康来说，病人越来越多则说明医学发展走入了误区。重治疗、轻预防，医生只治不防、越治越忙。古语云：“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医术高明的医生并不是擅长治病的人，而是擅长防病的人。可是医院考核评价一个医生的优劣，就是看门诊量数据，比谁创收多。
近年来，很多医院跑马圈地，盲目扩张，有的医院病床数量突破万张，成为世界罕见的“巨无霸”。医院在扩大规模的同时，还大量引进“高精尖”设备，如此一来，大医院形成“虹吸效应”，抽空了基层的优秀人才，导致患者过度集中，难以应付。那些睡在医院大门前通宵排队挂号的现象，那些吸血鬼一样寄生在医院的“黄牛党”，让一些求治无门的患者痛苦不堪。现在大医院医生疲于奔命，忙着“治已病”，哪还有精力去“治未病”？
美国心脏协会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如今的医生都聚集在一条泛滥成灾的河流下游，拿着大量经费研究打捞落水者的先进工具，同时苦练打捞本领，结果事与愿违，一大半落水者都被淹死，有些被打捞上来的也是奄奄一息。更糟的是落水者越捞越多。面对这种现象，医疗部门从没有想过到上游去筑牢堤坝、架设桥梁、安装健康护栏，让河水不再泛滥，让人们不再落水。
有人分析，“二战”以后，现代医学陷入深深的现代性魔咒，表现为机器诊断工具、治疗手段越来越多，医患情感越来越冷漠。医生做得越多，社会抱怨越多，甚至导致医学的污名化、医生的妖魔化。医生越忙越乱，越忙越苦，幸福感缺失，职业倦怠加剧。患者懂得越多，误解越深。医学占据了技术制高点，却失去了道德制高点。医患之间，理应缔结情感与道德同盟，继而成为价值命运的共同体，可惜最终竟沦落为互相搏杀的利益的对立面。
虽然中医有治未病的优势，但是要让全民健康不再被动应付，而是积极预防，这项工作难度很大。一个还没有躺倒在病床上的人，他对疾病的认识是模糊的，能做到未病先防的人只是极少数。
患者对治疗方式的判断也很难做到客观准确，当一批人证明中医有效时，另一帮人又在抱怨，说中医在不断沦落。这话看似不着边际，其实确有来由。为什么患者会有这样的评价？因为中医队伍里良医少、庸医多。有相当数量的病人也相信中医，特别在中小城镇和农村，由于中医治疗费用低廉，求治方便，无须住院，受大城市西医至上论的污染少，人们常找中医看病。可惜这些病人遇上的大多是庸医，虽然一时半会治不死人，但也治不好病。一来二去，病人失去了对中医的信心，最后还是找西医输液打针，严重的开刀动手术。
当然中医也有江湖，在一个庞大的植物园中，难免良莠不齐、杂草蔓生。鱼龙混杂的江湖人士都挂着祖传中医的招牌，还有遍布城市的养生馆、足疗、按摩、耳道、针灸、火罐、艾灸，民间健康微信群，中医交友会等，他们都打着中医的旗号，以公益做幌子，拉人头举行各种活动，目的是出售产品。还有铺天盖地、五花八门的保健品、营养食疗产品，让人眼花缭乱。曾有人总结，中国的保健品又贵又无效，那些保健品生产经营者却富可敌国、大发横财，这些内幕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养生馆的选址一点也不含糊，大部分开在大街要道、繁华显眼的地段。昂贵的租金，超豪华的装修，貌若天仙、柔声软语的理疗技师，一看就知道，这是金钱打造的帝国。办一张会员卡起步就是五万，十万以上才是金卡会员，消费一次就得以万计数，这样的养生馆不是普通阶层可以享受的地方，在此出入者非富即贵。
还有一类就是专门服务中老年工薪阶层的队伍。这年头，哪个老人没有点腰酸腿疼、头晕失眠、夜尿频繁的毛病？艾灸一下，拔个火罐，买点补钙的保健品，给点精神安慰。老人回到家里，睡一觉，感觉真的好了很多，一来二去，成了常客。看上去单次收费并不高，一两百元，一年下来就是一两万元，一个养生馆发展100名会员，年收入就是几百万，如此有利可图的行业，肯定会一哄而上。有些老人顶不住推销员的软磨硬泡，买保健品一次就是几千块，昂贵的保健品有着惊人的暴利。经济不宽裕的家庭，为此闹得父子之间、婆媳之间关系紧张，有些老人甚至离家出走。
我曾采访过某老年杂志主编，问他为何老年杂志上会有那么多医疗广告：卖药、卖保健品、卖按摩器械，治疗老年慢性病、治疗疑难杂症、免费体检，等等。主编一脸笑容地说，因为老年人病多呀！广告投放上去有效果。病急乱投医，这是民众的通病，广告内容虽然夸大其词，但刚好能满足老年人的求医欲望。另外，现在的老年人，大部分有退休金，经济比较宽裕、不缺钱，面对幸福生活都希望能健康长寿。在外面工作的儿女们为了孝敬父母，常常会寄点钱回来，因此，老年人成了保健品推销员紧盯不放的黄金资源。
在世界各地推广“拍打拉筋治愈法”、人称“大师”的中国“神医”萧宏慈在英国被捕就是典型的例子。像这类假借中医之名的“能人”，数不清现实中还有多少。试想一下，再好的中医也经受不起这样的摧毁折腾。
在生命的长路上，医疗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它关乎每个人的生老病死，所以显得特别重要。无论眼下多么健康强壮的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最终会成为疾病王国的公民。
从饱受质疑的“莆田系”，到近年各地暴力伤医案，血腥的案例折射出自私、冷漠、利益追逐的社会现象。医患关系的紧张，已经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救死扶伤的大夫，竟然成了提心吊胆的高危职业。医生执业环境的恶化，使他们整日如履薄冰。我在采访中获知某地医院组织医生集中学习武术、跆拳道。文弱的医生需要掌握防身自卫的本领，这样的做法让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透过现象看本质，这种现象说明医患之间形成了明显对立的关系。
医生不是再造生命的神仙，不要过分夸大现代医学的能耐，目前的医疗技术还无法让人类起死回生、长生不老。虽然人类发明了数以万计的药物，其实真正能够治愈的疾病一半也不到。医疗一旦陷入无所不能的技术崇拜，盲目追求高端疗法，产生高额费用，将把医生推向神坛、带入险境，使医学朝着错误的方向一路行进。
由于病人及家属的期望值太高，忽略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一旦发生医疗意外，医患之间立马恶言相向、反目成仇。治好了，医生是天使；治不好，医生就成了魔鬼。
我们都知道，中医本来有一套简便低廉的检测方法——望闻问切，为何大家都不愿去搞那套简便的方法呢？因为无利可图，谁也不想做不赚钱的买卖。现在进中医院，望闻问切扔到一边，先给你开个化验单，验血、验尿，拍片、做CT、做B超。病还没看、药还没开，检查费就花掉了不少。你如果想换家医院就诊，对不起，上家医院所做的检查，下家医院一概不认，必须重新再做。
还有最明显的是骨科，现在骨折不管是闭合性骨折、开放性骨折，还是完全骨折、不完全骨折，一律采用手术治疗。中医骨科历史悠久，有很多的特长绝技，明朝太医院就设有专门的正骨科，清代吴谦等编《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较系统地总结了清代以前的正骨经验。该书对人体各部的骨度、损伤的治法记录周详，既有理论，亦重实践，图文并茂。书中将正骨手法归纳为摸、接、端、提、推、拿、按、摩八法。沈金鳌著《沈氏尊生书·杂病源流犀烛》，发展了伤科气血病机学说，对内伤的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皆有阐述。胡廷光著《伤科汇纂》，收集了清代以前有关骨伤科的文献，结合其临床经验加以整理，是一本价值较高的伤科专著。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各种损伤的论治，记载了骨折、脱位、筋伤的检查、复位法，附录许多治验医案，并介绍大量骨伤科处方及用药方法。赵廷海著《救伤秘旨》，收录少林学派的治伤经验，记载人体36个致命大穴，介绍了各种损伤轻重症的治疗方法，收载“少林寺秘传内外损伤主方”，并增加了“按证加减法”。
古代武医不分家，所以通过不断的丰富总结，在民间出现了许多正骨高人。他们治疗跌打损伤的手法很多，不像现在普遍采取手术，打钢钉、夹钢板，虽然能较好地正骨复位、加快愈合，但无疑增加了费用，给病人带来了额外痛苦。
可是现在中医院的骨科也不再用传统的那一套，而是手术至上。医生认为，保守治疗有风险，如果不能完全愈合复位，患者会反过来状告医院，这会被认定为医疗事故，所以中医院一般不再进行保守治疗，绝大部分情况下会选择开刀做手术。
由于中医院与西医院在创收上存在很大差异，如果固执地抱着老传统经营中医院，必定捉襟见肘、处境艰难。同样是三甲医院，中医三甲医院年收入能达一两个亿的已经相当不错，而西医三甲医院，随随便便就是十几个亿。虽然中医药也在发展，但与西医相比有明显差距。中医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四成改行不当医生，即使从事医疗行业也是做药品器械销售、医药代表。
江西省中医院国医堂专家、江西中医药大学教授蒋女士很直率地说，一直提倡重医轻药，但是药品市场的竞争相当激烈，在省中医院周边两平方公里内，有40多家大小不同的民营药店将医院层层包围。马路对面是响当当的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患者成了药店竞争的对象。有一次，一个危重急症病人从省中医院转往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结果被该院急诊科的年轻医生奚落了一顿，说中医院接了病人先把钱赚走了，治不了把快死的人推给他们。蒋教授说，其实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但是人家偏偏就这样看待中医院，同行之间的误解更让人难受。
蒋教授说，有些放弃专业去做医药代表的学生，出去几年就有房有车，有的甚至一年就能赚一套房。对这样的学生她虽然理解，但并不欣赏。中医药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如果都这样投机钻营、唯利是图，那中医真的就完了。
蒋教授介绍江西省中医院国医堂名医伍炳彩教授时，她的脸上有一种肃然起敬的神情。伍炳彩，这位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老中医，一辈子没有开过西药。他因为长年坚持坐诊，省内外慕名而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由于病人太多，他经常饿着肚子看病，结果三次因胃出血住院。大医精诚，仁心仁术，现在像伍教授这样有爱心、讲奉献的医生越来越少了。
健康是人类的普遍渴求与期盼，“健康中国”四个字也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而健康中国的建立，应该不仅是治病，更多的是防病。不仅要预防身体上的疾病，还需要疗理精神与心理疾病。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是这么写的：“偶尔去治愈，经常要帮助，总是去抚慰。”不管在哪种状态下，行医者都应当如此。
医疗是一个博爱的职业，因为有爱才有医院，如果这种精神泯灭了，那就是亵渎医疗的尊严，那不叫医疗，叫交易。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关于《迎接21世纪的挑战》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医学，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领域，应当以人类的健康作为医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健康是人类的基本权利。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想一想的确如此，在所有的职业里，师德与医德是至关重要的两点：师德关系到教书育人，医德关系到治病救人。教师负责人们的精神健康，医生负责人们的肉体健康。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治病救人，德是立世的根本。1921年夏天，福建厦门有一位小女孩想当医生，她远赴上海参加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招生考试，当时招生人数很少，想考上这所名校很难。那天眼看着最后一科英语考试开始了，考生们刚开始答题，突然考场内有一名女生晕倒了，被人抬了出去。考生都在埋头答题，无暇顾及晕倒的女生，没想到这位厦门的小女孩竟然放弃了自己的考试，赶紧出去照顾这名晕倒的女生。忙了很久，等到晕倒的女生清醒过来时，这场考试已经结束。可是她没有任何怨言，而是微笑地说：“明年再考吧。”然后转身就走了。
不过这个厦门女孩的行为被监考的老师看在眼里，这位老师把整个过程汇报给了协和医学院领导。主持招生的学院领导，调看了她前几科的成绩，发现考得很不错，最后决定录取她。为啥呢？因为她拥有当一名好医生的必备条件——德行。宁可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照料别人。这个来自福建厦门的女孩后来成了著名医学家、中国妇产科重要开拓者、协和医院第一位中国籍妇产科主任及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她的名字叫林巧稚，又名丽咪。
林巧稚一生亲手接生了5万多名婴儿，创造了无数的妇科奇迹。不管病情如何严重，不论病人在哀号、在哭泣，还是在绝望悲伤，只要林大夫出现在病房，病房瞬间就会呈现一种温暖和安宁，她用母性的温暖关怀着病人……
医生要有操守和德行，医德不好，医术一定上不去。
周恩来总理曾问川籍保健医生蒲辅周：“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蒲辅周风趣地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所能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一个老中医说出了多么富有哲理的话！
看过中医的人都知道，在心灵的慰藉上，亲切和蔼的中医更容易融洽医患关系。西医问病人怎么不舒服，病人也说不清怎么不舒服，就是难受。西医看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没有问题，就会宣布你没病，病人能不生气吗？这么难受还说没病？中医则结合望闻问切来诊断，当病人走进来时医生就观察其状态，然后待其坐下，伸出手把个脉、看个舌苔，交谈几句，就能诊断了。
中科院院士、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先生曾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一个患者肚子疼，找到他，他让患者躺到检查床上，并在他肚子上触诊探摸，在患处仔细按压，检查完，这个患者感动得泪流满面。本来作为医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很平常的程序，可患者感动得一塌糊涂。患者说，裘医生是他找的第6个医生，前面5个医生都没有碰过他的肚子，甚至看都没有看一眼，就哗哗哗开出一串检查单。现在医生完全依靠设备、依靠化验单的指标来诊断，使得医生离病人越来越远，造成医患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人是具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没有沟通就容易引发纠纷矛盾，造成隔阂和误解。
病人需要安慰、需要乐观的鼓励，冰冷的医疗代替不了温暖的抚慰和问候。良言一句三冬暖，中医是最适宜安慰的医学，因为望闻问切的诊断方式非常委婉含蓄。情绪影响病情，很多癌症患者因为惊恐过度、高度紧张，吃不好、睡不好，最后因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加速了病情的恶化。
中医需要突显自己的文化属性，使其成为治病的艺术。譬如中医的“冬病夏治”“内病外治”“左病右治”的理念，尽管无法做出明确的解释，但是这些前人积累的经验，能为后人提供向上攀登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