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遁词与虚假信息

艾森豪威尔总统之所以要让中情局负责整个高空侦察工作，正如他后来写到的那样，是因为空中侦察项目只能通过“非传统手段开展”。②也就是说，除了少数经过精挑细选具有“按需知密”权限的人员以外，艾森豪威尔总统希望包括国会在内的任何其他人都对这个秘密项目一无所知。此外，他还希望U-2侦察机的驾驶员不要穿军服。在U-2问世以前，还没有哪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对另一个国家定期进行空中侦察。因此总统担心，U-2执行的任务一旦暴露，苏联乃至整个世界就会参透美国的居心，并且进行公然对抗。反之，如果驾驶员是中情局的特工，总统就可以宣称美国军方对此毫不知情。

尽管比斯尔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但是51区发生的一切却处于他的绝对掌控之中。最为突出的是，在他的操作下，这个地处偏远荒漠之中的基地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③比斯尔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将U-2项目从中情局的组织系统图中去掉。“U-2成了中情局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项目。”在提到格鲁姆湖的这个秘密王国时，比斯尔这样说道。暗中开展U-2行动的部门代号为“发展计划部”，然而这个貌似平淡无奇的部门却是中情局唯一一个拥有独立通讯处的分支机构。在比斯尔看来，政府部门的监督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他告诉自己的同事，国会及其委员会妨碍了自己完成那些必须完成的事情。这样一来，比斯尔在51区从事的活动几乎不会受到任何掣肘。每个月，他都会向总统提交一份长达5页的关于该项目的情况汇报。与此同时，在美国第一个侦察机项目上，比斯尔独断专行、大权在握的做法却得罪了军中的一位高级将领。历史证明，一旦遭到此人的愤恨，将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情。这个人就是柯蒂斯·李梅将军。

对于整个“感光板计划”，中情局全权负责；但是在U-2项目的具体行动上，却需要中情局、美国空军和洛克希德公司三方的通力合作。洛克希德公司负责设计飞机、提供第一批试飞员和机械师。空军方面负责开展支持行动，并为中情局提供从追踪战机到轮胎装卸工具的一切必需物品。但是从一开始，比斯尔就玩弄权术，把洛克希德公司而不是美国空军作为“感光板计划”的合作方。他与洛克希德公司的凯利·约翰逊心照不宣，准备在尽量减少空军参与的情况下，让U-2侦察机飞上天空。事实上，在该项目开展的初期阶段，空军方面几乎被完全排斥在外。早在空军研发部门负责人获悉U-2侦察机和51区的试验基地之前，洛克希德公司就已经制造出第一架U-2飞机，并且由该公司的试飞员在格鲁姆湖进行了首次试飞。这无疑是对空军方面的公然蔑视，而比斯尔也因此惹毛了不少高级将领。其中很多人都对中情局心怀怨恨。然而，截至1955年底，数十位现役空军人员被派遣参与U-2行动。很快，中情局开始进行飞行训练，每天都要派出多架U-2侦察机执行实地任务，而“感光板计划”也准备开始执行海外作业，此时空军部门的飞行技术成了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是现在，这些空军军官和现役士兵实际上的指挥官却不是柯蒂斯·李梅，而是理查德·比斯尔。可以想见，李梅对此感到极为恼火。

1955年初秋，这两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出面进行干预。李梅质问，为什么负责这个项目的不是自己。现在，总统必须就谁是51区和U-2计划的正式主管作出最终决定。比斯尔不顾一切地想要继续自己在这个重大项目上的控制权。“这是一项富有挑战的至高无上的事业，它不仅获得了总统的大力支持，而且还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鼎力相助。”数十年后，比斯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虽然李梅从一开始就对U-2计划十分反感，但是他仍然据理力争，认为凡是与飞机有关的项目，都必须由空军部门掌管。直到事后，人们才发现，李梅之所以想要将U-2项目据为己有，很可能只是为了获得控制权。

最后，是否具有巧言令色的雄辩能力，是总统作出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④中情局完全符合这个特征，而空军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一旦有U-2飞机被击落，政府就可以对外宣称，美国根本不存在任何侦察机项目。此外，空军飞行员必须身着制服，但是驾驶U-2飞机的中情局特工却穿着平民的服装，为了掩人耳目，可以说自己正在从事气象研究，至少他们计划如此。于是，1955年10月底，这场争端终于尘埃落定。艾森豪威尔总统指示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将侦察机项目和51区的管辖权授予中情局。空军部门的责任，艾森豪威尔说，是为该项目提供一切必需的行动支持。

其中之一便是负责管理进出51区的航班。由于U-2属于机密项目，所以比斯尔不希望看到总是有人从基地进进出出或者住在拉斯韦加斯。正如比斯尔担心的那样，如果有权了解该项目的人员住在这个“罪恶之城”，并且经常搭乘航班出入51区，他们就会吸引外界的注意。更何况，当地居民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但是这些外来者却不会与他人交往。这就意味着，每天都有一架C-54运输机从洛克希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伯班克的飞机场和51区之间往返，运送有关人员。在过去的4个月中，雷·古迪总是载着鲍勃·墨菲在伯班克和基地之间穿梭，而现在他们也要像其他人一样搭乘空军的C-54运输机。

鲍勃·墨菲对C-54运输机的机械构造十分熟悉。1948年至1949年，在冷战时期第一次严重的国际危机——柏林危机期间，墨菲身在德国，是C-54上的一名工程师，负责从威斯巴登的一个军事基地向柏林空运燃煤以及其他物资。在伯班克和51区之间往返时，鲍勃·墨菲经常和这架秘密行动飞机上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乔治·帕帕斯闲谈。一旦提起C-54飞机，帕帕斯和墨菲就会聊上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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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1月16日晚，帕帕斯载着墨菲、雷·古迪和洛克希德另一个名叫罗伯特·西克尔的飞行员从基地飞往伯班克，共同参加洛克希德公司在鲜花峡谷大橡树旅馆举行的一次聚会。鲍勃·墨菲只会在那里待一个晚上，按照原定计划，次日清晨他必须乘坐帕帕斯的C-54运输机飞回基地。但是，墨菲在宴会上喝多了，很快就沉沉睡去。第二天，当闹钟响起时，鲍勃·墨菲仍在呼呼大睡，因此共有11个与理查德·比斯尔“感光板计划”有关的人员穿过伯班克的机场，登上了帕帕斯的C-54运输机，准备返回51区。除了帕帕斯外，飞机上还有副驾驶员保罗·E.温纳姆和乘务员盖·R.法索拉斯。在旅客名单上，他们的目的地是“沃特敦机场”（Watertown airstrip）。按照要求，帕帕斯必须保持无线电静默，但是在起飞一个小时后，他突然打开无线电求救，并且表明了自己在空中的位置。当时，帕帕斯所处的拉斯韦加斯北部正下着大雪，因此他担心飞机可能已经偏离了航向。在附近的内利斯空军基地，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阿内霍的参谋军士无意间收到了这个令人困惑的信号。在他管辖的这个地区，当天的记录上没有任何民航班机或者军用飞机。阿内霍仔细倾听，希望能够收到进一步的讯息，但是这个信号却再也没有出现。阿内霍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将这次事件记到了自己的航空日志上。几分钟后，帕帕斯驾驶的运输机撞上了查尔斯顿山由花岗岩构成的峰顶，机上所有成员全部丧生。假如帕帕斯的飞行高度再高出30英尺，他就应该能够安全飞过这座山峰。

在加利福尼亚，鲍勃·墨菲猛然惊醒。他看了看闹钟，这才意识到飞往51区的航班已经离开3个小时了。墨菲感到异常愤怒。酩酊大醉后睡过头，这完全不像自己的作风。在洛克希德公司工作的4年中，他从来没有请过一天假，甚至没有迟到过一次。墨菲知道，即使现在赶往机场也无济于事，因为运输机肯定早就飞远了。他只好强打精神，到外面吃早饭。鲍勃·墨菲坐在一家餐馆里，听着柜台那边传来的广播。这时，一则插播新闻突然打断了正在播放的音乐。一架C-54运输机在拉斯韦加斯北部的查尔斯顿山顶坠毁。播音员说，目前还没有进一步消息，但是飞机上的人员很可能已经全部遇难。墨菲立刻想到，在查尔斯顿山顶失事的那架飞机一定就是自己没有赶上的C-54运输机。

刹那间，墨菲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他满怀悲痛地回到自己的住所，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决定找一家酒吧喝酒。“当我打开前门时，洛克希德公司有人正准备举手敲门，”时隔54载，墨菲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我盯着他，他也盯着我。接着，这个人突然变得面色惨白，好像遇见鬼了一样。我的名字也在那架飞机的旅客名单上，在清点人数时，负责安全的官员划掉了我的名字。洛克希德公司的人来这儿是准备向亲属通知我的死讯，但是我却活生生地站在那里。”

在250英里的查尔斯顿峰顶以东，失事飞机的残骸仍在噼啪作响。远在拉斯韦加斯以南10英里外的亨德森，人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山上冒出的滚滚浓烟。当天下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派出一队新闻人马从158号公路驶向出事地点时，却在中途遭遇了军方设置的路障。荷枪实弹的军官告诉记者，一架军用飞机在前往印第安泉基地例行公事时不幸坠毁。军方关闭了通往凯尔峡谷的公路。与此同时，比斯尔从51区派出数架U-2侦察机，以协助空军准确定位失事飞机的方位。这次突如其来、出人意料的惨剧反倒成了U-2飞机的“首次任务”。为了找到那些装满机密文件的手提箱，U-2侦察机的高空精准定位能力恰好派上用场。最后，中情局负责训练U-2飞行员的教官汉克·梅尔迪克终于找到了失事飞机的残骸。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与51区有关的空难，而这次坠机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由于飞机坠毁本身就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因此从事故调查员到当地媒体，泄密的可能性不计其数，从而极大地增加了行动暴露的风险。查尔斯顿山上发生的第一次坠机事件，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为中情局开创了一个先例。就像往常一样，中情局立即封锁了事发现场，并且针对媒体准备了一篇托辞。但是，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中情局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整个舆论。人们急不可耐地想要了解情况，由于缺少可靠的消息来源，媒体就将自己不够准确的版本拼凑了起来。据当地最大的一家报纸《拉斯韦加斯评论报》披露，官方之所以对此次坠机事件讳莫如深，是因为飞机上的核物理学家很可能正在内华达试验场研究一种高度机密的新型武器。直到此时，记者们才不再刨根问底，而这些主观臆测的报道很快就被人们当成了确凿无疑的事实。这次经历让中情局恍然大悟：它完全可以利用公众的普遍预期和媒体想要澄清事实的欲望，让事情朝着有益自己的方向发展。公众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为中情局将那些意义重大的虚假情报传播出去。

借用中央情报局的术语来说，战略上的欺骗有2种：一种是遁词，另一种就是虚假信息。所谓遁词，就是让人们把真相当做假象；反之，虚假信息就是让人们把假象当做事实。换句话说，遁词可以用来掩盖事实，而虚假信息可以用来传达错误的情报。在需要传播虚假情报时，中情局可以故意误导媒体。当媒体大肆报道错误的讯息反而让机密隐藏得更深时，中情局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查尔斯顿峰的坠机事件造成了U-2项目最大的一次人员伤亡，但是始终不为人知。直至2002年，中央情报局才承认了这一事实，而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也才知道，自己的亲人死于中情局一个高度机密的项目。

这次坠机事件导致空军丧失了承担51区运输任务的资格。在接下来的17年中，往返于该基地的航班均来自洛克希德公司。从1972年起，中情局逐渐将51区的管辖权交给了空军部门，而进出航班的任务也开始由国防部接替。然而，国防部并没有真正向这个地下基地派出过一架军用飞机，而是雇用EG&G公司全权负责。截至1972年，EG&G公司变得位高权重，并且深得美国政府最高层的信任，就连“空军一号”的部分安全系统也出自该公司之手，因此国防部的这一举动并不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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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U-2侦察机开始飞出51区时，商务班机飞行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关于UFO的目击报告很快就在中央情报局泛滥成灾。虽然后来U-2侦察机被涂成了黑色以便在空中遮人耳目，但在当时它们的机身却是银白色的，狭长的机翼由于反射了上层空间的光线而闪闪发亮，因此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州和犹他州的居民看来，这些飞机就是一架架幽浮。此外，U-2侦察机所处的海拔也容易让人们产生误解，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商务班机的飞行高度一般在1万到2万英尺，但是U-2侦察机却可以在7万英尺的高空翱翔。此外，这种飞机奇异的外形也着实令人费解，由于机翼长度将近机身长度的2倍，整架飞机看起来就像一个由烈焰组成的十字架。

1955年，UFO现象席卷美国已经长达7年之久，而现代人对于不明飞行物的狂热正式开始于1947年6月24日。当时，一个名叫肯尼思·阿诺德的搜救飞行员正在搜寻一架失事飞机，忽然发现有9架飞碟在华盛顿州的上空疾驰而过。大约2周以后，又发生了罗斯威尔坠机事件。⑤截至当月底，新闻媒体关于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道已逾850次。有关飞碟的传闻也在国内不胫而走，公众的恐慌情绪日渐升级，人们强烈要求军方对此作出回应。

1997年，中央情报局解密了一份关于UFO的调查报告。据该报告记载，空军最初曾经部署了两项计划。其一是秘密的，开始叫做“碟子计划”（Project Saucer），尔后又更名为“痕迹计划”（Project Sign）；其二是公开的，即人称“怨恨计划”（Project Grudge）的空军公共关系运动。“怨恨计划”的目标是，“说服公众相信，UFO并不奇怪也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本着这一宗旨，一些空军军官陆续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露面，就UFO事件发布报告。这些空军军官声称，人们所看到的不明飞行物只不过是行星、流星甚至“巨大的冰雹”而已，并且断然否定它们有可能会对人类造成威胁或者来自地外文明的说法。然而，这项计划并没有平息公众的舆论。时值核军备竞赛进入高潮阶段，由于担心世界会在核武器的浩劫中毁于一旦，许多美国人的心理天平已经极度失衡，到处都是有关“善恶对决”和“世界末日”的风言风语。1951年，好莱坞制作了一部名为《地球停转之日》的影片，内容讲的就是外星人准备毁灭地球。两年以后，《世界争霸战》也被拍摄成电影，并且荣获了奥斯卡金像奖。就连名噪一时的精神病学家卡尔·荣格也趁热打铁出版了一部专著，认为UFO是民众对于核毁灭集体焦虑情绪的一种心理投射。有关不明飞行物的目击报告仍然接连不断，而空军方面和中情局也对此展开了密切关注。

在51区，U-2侦察机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误认为UFO，分析家们虽然不以为然，但是却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然而，中情局的官员普遍认为，较之于应对公众对于空中某种奇怪物体的狂热情绪，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在他们看来，关于UFO的报告显然更适合那些整日坐在办公桌前的空军军官们进行处理。尽管百般无奈，中情局还是设立了一个专门搜集不明飞行物数据的秘密部门。鉴于该部门的分析人员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准接触U-2侦察机的有关情报，设立这一部门也就不足为奇。他们认为，中情局不应该纡尊降贵，去处理诸如UFO目击事件之类的街谈巷议。这种态度在局里可谓上行下效、蔚然成风。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不仅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精英主义者，而且还是出身于二战期间陆军间谍部门战略服务处的老牌谍报人员。杜勒斯倾向于那种绅士作风的间谍手段，对高科技的东西不太感冒，⑥而这也正是他从一开始就指派理查德·比斯尔掌管U-2侦察机有关事宜的原因所在。至于UFO的问题，杜勒斯委任自己过去在战略服务处的同事托多斯·M.奥达伦科进行处理，并且将UFO部设在奥达伦科执掌的物理部之下。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根据1997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专题报告显示，奥达伦科就“开始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部门摆脱调查有关UFO报告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中情局来说，UFO事关国家安全，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艾伦·杜勒斯手头有关不明飞行物的档案是从中情局前任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那里继承过来的。这些档案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中情局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高度机密之一。因为这些档案至今仍未解密，对于比德尔·史密斯究竟向自己的继任者吐露了多少实情，人们无从得知。但是比德尔·史密斯极有可能根据按需知密权获准了解到陆军情报部门某些最为机密的计划，而其中也可能包括军方在罗斯威尔搜索飞碟的内幕。在“骚扰行动”（Operation Harass）对霍顿兄弟展开搜寻期间，比德尔·史密斯时任纽约州总督岛第一军军长，而那里正是军方对“回形针计划”（Project Paperclip）的科学家们进行监控、评估以及他们从事研究和建造工程的所在地。当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遗留的残骸被运往内华达州的沙漠地带时，比德尔·史密斯已经成了中情局的局长。至于当时有关此类秘密项目他究竟获准了解多少，时至今日仍然是51区最大的一个谜团。

1950年至1953年，比德尔·史密斯出任中情局局长，是哈里·杜鲁门总统和陆军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绝无仅有的几名心腹之一。数年前，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欧洲最高统帅，而他的参谋长正是比德尔·史密斯。史密斯的几位挚友经常熟不拘礼地称他为“甲壳虫”，但是大多数人都把他视作艾森豪威尔的“打手”敬而远之。由于比德尔·史密斯雷厉风行，有一次乔治·S.巴顿需要整肃军纪，这个责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比德尔·史密斯的肩上。当纳粹在盟军的包围圈中四面楚歌时，也是比德尔·史密斯受命为最终协议措辞。

在冷战刚刚拉开序幕时，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从美国权力最核心的地带对苏联进行打击。从1946年到1948年，他代表杜鲁门总统出任驻苏联大使，这一经历让他成了中情局第二任局长的不二人选。在冷战初期，有关苏联的情报是中情局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于苏联人的一举一动，凡是美国政府获悉的情报，比德尔·史密斯可谓无不知情。1950年8月21日，史密斯接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但是关于不明飞行物他根据“按需知密”权究竟了解多少内幕，几乎无人知晓，这更让他在人们的眼里变得深不可测。从业已解密的文件中来看，比德尔·史密斯要求所有手下必须接受自己从应对苏联人和所谓UFO的个人经历中得到的教训：只有那些惊慌失措、精神失常的人们才会妄想UFO来自其他星球。史密斯将军断然否认UFO来自地外文明，并且据此制定了中情局的有关政策。“这简直是无稽之谈，”1952年，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与杜勒斯不同的是，比德尔·史密斯独具慧眼，早就看到了UFO对于中情局在国家安全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

对于一个像史密斯将军这样的理性主义者来说，“早在几百年前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天空中曾经飞过一些奇形怪状的东西”这话倒也不错，因为不明飞行物的历史至少和《圣经》一样古老。在《旧约全书》的几种译本中，都提到了一个碟子形状的“以西结之轮”（Ezekiel’s wheel）在空中飞驰而过。在中世纪，飞碟也曾以包括油画和马赛克镶嵌画在内的不同艺术形式出现过。UFO研究者们最喜欢引用的一个例子就是，据英国1783年以来的油墨印件记载，有2名国王剧团的成员在位于伦敦温莎城堡的台阶上亲眼目睹，幕后曾经飞过几个小型的飞碟，不过研究人员无法确认他们所说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史密斯表示，“对于人们在空中看到的种种物体”，他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喷火战斗机“在二战期间的飞行员看来就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些现象，史密斯解释说，其实就是“像圣艾尔摩之火那样的……一道道光弧”（圣艾尔摩之火，St. Elmo’s fire，是一种由于雷雨中强大电场造成场内空气离子化在船只桅杆顶端等尖状物体上产生的蓝白色闪光。——译者注）。

和总统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一样，中情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最担心的也是政府部门对事态的控制能力。为此，他责成中情局就民众对UFO的狂热情绪采取果断措施。根据业已解密的文件，在比德尔·史密斯的任期内，中情局认定，苏联正在酝酿一个极为恶毒的计划，而该计划已经在罗斯威尔事件中初露端倪。幸运的是，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仅用一个气象探测气球的故事掩盖了全部事实。但是，敌人的暗中宣传很可能再次出现，而一场巨大的飞碟骗局会让美国的早期防空预警系统陷入瘫痪，届时苏联一旦发动空袭，美国就会变得岌岌可危。“如果任由这些与敌对势力无关的低级报道充斥于信息渠道，有朝一日民众的恐惧也许就会弄假成真。”史密斯不无忧虑地警告国家安全委员会说。现在，全国境内有关UFO的目击报道源源不断，这就像有人在喊“狼来了”一样，中情局局长提醒道。

1952年，为了应对民众对UFO的狂热情绪，比德尔·史密斯在中情局内部建立起“心理战略委员会”，并指示其成员集思广益，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高政策制定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有关不明飞行物问题”的建议。比德尔·史密斯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成员认为，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美国民众极易受到“集体狂热行为”的影响。此外，该委员会声称，民众轻信UFO的存在，已经对国家安全构成了日渐严重的威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民众易于受到蛊惑，有可能“危及当局”，甚至动摇中央政府的地位。如果斯大林发动飞碟骗局，美国国内就会再次出现广播剧《世界争霸战》播出后所导致的混乱局面。

鉴于上述原因，比德尔·史密斯授意中央情报局转告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当从官方来对所谓飞碟的真实性表示质疑。据1993年解密的有关文件显示，中情局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揭秘”行动，以减少公众对于飞碟的兴趣。唯一与比德尔·史密斯的想法背道而驰的，是苏联方面进行的“狡诈的敌对宣传”，因此中央情报局需要采取相应的秘密措施。中情局建议，可以联合“包括电视、动画和流行文化等在内的大众媒体”，在民众中开展一场教育行动。此外，中情局还提议，可以通过广告机构、商务会所甚至“迪士尼公司”，将这一讯息传遍全国。其中一个计划就是在电视上播放UFO事件的真实记录，然后证明它是错的。“借助这些迷惑视听的手段，”心理战略委员会解释说，就像魔术师的把戏被揭开后人们不再相信魔力了一样，“揭秘行动会使公众对飞碟的兴趣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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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中情局究竟采取了哪些实际行动，直到2011年仍然没有解密，但是让比德尔·史密斯始料未及的是，对于中情局的设想，媒体表现得毫无兴趣，因为它们有自己的计划，UFO的故事可以让报纸的销量大增。1952年，《生活》杂志的出版商准备发布一篇关于UFO的大型独家报道。该杂志的记者不知从何处获悉，美国空军一面对飞碟的档案秘而不宣，一面极力向公众否认这一事实。这可是一则大新闻，届时一定会让《生活》杂志变得炙手可热。就在该杂志出版前一周，空军部门听到了有关这则报道的风声。为了减轻报道可能造成的巨大影响，军方决定改变过去5年中否认自己正在对飞碟进行积极调查的做法，并且主动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召开的一次UFO会议。

要想知道空军对这个奇异圆形飞行物的态度，就必须首先了解过去5年中军方开展的2项自相矛盾的行动：其一是“痕迹计划”，旨在对空军关注的UFO问题进行调查；其二是“怨恨计划”，旨在向公众表明，空军并没有对UFO现象感到担忧。1947年7月，在“飞碟热”开始的1个月内，媒体上共有850起关于UFO的目击报道，其中至少有150起引起了军方情报人员的关注，他们曾经就此撰写报告，并且将其递交莱特空军基地的技术情报处进行分析。6个月后，即1948年1月，美国空军技术服务指挥部的主管内森·特文宁将军发起了始称“碟子计划”的“痕迹计划”，并且在空军内部建立了第一个研究UFO的秘密组织。在这次行动中，空军部门一面坚持否认自己正着手调查飞碟现象，一面派遣数百人对成千上万起UFO目击事件进行搜集、研究和分析。

在暗地里，空军部门的圈内人士十分清楚，正是美国军界对UFO表现出的兴趣，煽动了民众的狂热情绪，因此官方需要结束这项名为“怨恨计划”的公共关系运动。1949年12月27日，空军方面对外界宣布，鉴于没有必要继续进行UFO调查，现在正式终止这项计划。与此同时，UFO的秘密研究项目仍在暗中展开。1952年，美国空军建立了另一个更为机密的UFO调查组织，即“蓝皮书计划”（Project Blue Book）。对于军方正在从事的UFO研究活动，空军部门向公众隐瞒了全部实情，而这一事件成了后来那些相信飞碟来自地球以外的研究专家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UFO的目击报道似乎源源不断。在这些报道中，人们除了认为自己看到过飞碟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声称，他们在天空中看到了一些明亮的绿色光线。这些报道引起了空军的格外关注，因为大多数目击事件发生在新墨西哥州包括洛斯阿拉莫斯、桑迪亚和白沙试验场军事敏感区域的附近。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关于“绿色球状发光体”的报道就不绝于耳，其目击者中甚至包括一些声名卓著的科学家和天文学家。在空军部门的档案里，这些目击报告被列入“绿色火球”的类别下。1949年，空军地球物理研究部启动了“闪烁计划”（Project Twinkle），对上述与光有联系的现象进行专门调查。这些物理学家在美国多处空军基地建立观测点，并采用陆军通信工程试验设备对其电磁频率进行测量。空军部门为国内的所有空中交通管制员秘密配备了绰号“维睹”（vidoon）的35毫米照相机，要求他们拍下任何异常的现象。这项计划是在严格的保密程序下进行操作的，而当事人均受到了警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公众得知军方正在对UFO进行调查。但是，随着“闪烁计划”和“蓝皮书计划”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一些国会议员开始心生好奇。而对他们，空军官员则反复重申，根本不存在此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