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阴阳中情局

这些空军调查员逐渐发现，许多UFO现象是可以解释得通的。被派往白沙导弹试验场，在“回形针行动”科学家住所附近霍洛曼空军基地的一组科学家认为，大多数声称看到了飞碟的目击者其实只是看见了V-2火箭尾部的飞行云，还有一些人看到的可能是流星、宇宙射线或者正在航行的飞机。另一队研究人员认为，鸟类，尤其是“一群海鸥或大雁”很容易被人们误认为飞碟。然而，有关UFO的目击报告仍然泛滥成灾。1997年，中情局解密了一份有关UFO的报告：《情报研究》。该报告记载，截至1951年，空军部门对全国境内800至1 000次目击事件进行了暗中调查。到了1952年底，这一数字攀升为1 900次。负责搜集数据的官员约见了上千名公民，并且告诉他们不要向外界透露自己曾经与军方见面的消息，然后在保密协定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长达7.4万页的调查报告始终不见天日，如果将它们堆积起来，足足有37立方英尺（1立方英尺约等于0.03立方米。——译者注）。然而，在每件可以解释的目击事件中，都存在着少数对于空军部门派出搜集数据却不具有按需知密权限的军官来说无法解释的现象，正是这种现象在这些空军调查员及某些高级官员的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后来不仅离开了政府部门，而且加入到了过去与自己势不两立的UFO研究专家队伍当中。

最终，空军部门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目击事件都与以下3种原因当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有关：集体恐慌产生的幻觉、对已知事物的错觉，或者是恶作剧”。那些用以上3种原因无法解释的目击事件被逐级提交至上级部门，然后由少数具有按需知密权限的内部人士进行解读。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群人包括在托多斯·奥达伦科手下工作的中央情报局高层精英团体，他们负责将中情局U-2侦察机的航行路线与空军部门提供的不明飞行物报告进行对比。但是，无论有多少起目击事件可以进行善意的解读，发生在罗斯威尔的恶意坠机事件始终是一切无法解释的不明飞行物现象的鼻祖。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与这架飞碟有关的一切事情必须绝对保密。如果美国民众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以及政府在应对这一事件时的所作所为，就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负责协作解决UFO问题的中情局分析师和空军方面有关人员都非常清楚：不能让公众知道UFO对政府造成的困扰。这是最高级下的命令。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级别不足以获得需知权限，而下级军官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因此，空军部门派遣“蓝皮书计划”的两名军官柯克兰上校和E. J.鲁佩尔特中尉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参加UFO会议，坐在他们身旁的人们坚信UFO来自外层空间，其中一些是来自“洛杉矶民间飞碟研究组织”国内顶尖的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

1952年4月2日，就在《生活》杂志关于UFO的独家报道发行前一周，柯克兰和鲁佩尔特与当时诸多研究UFO的知名人士一起坐在梅费尔宾馆的会议室里。这次会议吸引了大批媒体，其中包括《时代》、《生活》、《洛杉矶镜报》和《哥伦比亚画报》等。这2名空军军官说在UFO事件上这些研究专家可能过虑了，为了让他们安定下来，柯克兰和鲁佩尔特答应向他们透露内幕消息。作为回报，空军方面表示，他们需要“丢给”民间飞碟研究组织一些该组织可能“感兴趣的案件”。但当科学家们进一步施压，要求军方给予他们涉密权限以获取高度机密的资料时，空军部门则又开始支支吾吾了。“在我看来，我们没有理由不进行合作，”柯克兰开始转移话题，“如果我们不相互配合，我认为，那将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鲁佩尔特提出，为了表示诚意，空军部门将准许民间飞碟组织成员参阅军方搜集的有关情报。

1952年4月7日，《生活》杂志在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星际飞碟案件揭秘”的独家报道。在这篇长达16页的报道中，一开始就提到了空军部门。在文章的末尾，作者写道，“时至今日，空军方面才终于承认，许多飞碟和火球的目击事件仍然无法解释。在此，本文将为您提供有关科学依据，以证明星际飞碟确实存在。”这篇报道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最后得出结论，UFO很可能来自地外文明。但是，空军部门参加此次UFO会议，还存在另一个原因。中情局的心理战略委员会曾敦促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诸如洛杉矶民间飞碟研究组织的私人UFO团体进行监视”，也正因为如此，中情局才经过暗中举荐，在洛杉矶举行的UFO会议上安插了2名空军军官。

★★★

在民间飞碟研究组织中，中央情报局最感兴趣的是一位曾经参加过“回形针行动”的德国科学家，沃尔特·里德尔博士。坐在梅费尔宾馆UFO会议室前排中央的里德尔博士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当里德尔微笑时，如果凑近细看，就可以发现他的门牙是假的，他的真牙于1945年在德国斯德汀的盖世太保监狱里被踢掉了。里德尔曾经和佩内明德的火箭科学家韦纳·冯·布劳恩一起，在这座监狱里被关押了好几个星期。二战期间，里德尔是希特勒V-2导弹设计处的负责人。当陆军情报人员传来消息说，除了设计V-2以外，里德尔博士还曾为希特勒研制过细菌弹，在盖世太保监狱看守他的美国士兵便开始对他拳脚相加。在接下来进行的严刑审讯中，里德尔丢掉了自己的门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像韦纳·冯·布劳恩一样，里德尔千方百计地想要美国军方雇佣自己，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美国继续从事火箭研究。德国的军队已经土崩瓦解，更不用说火箭研究项目了，这也就意味着里德尔已经失去了工作。而苏联人对德国恨之入骨，因此对待这些从战争中掠夺过来的科学家就像奴隶一样。对于里德尔来说，如果美国能够给予自己这个工作机会，即使丢掉自己的门牙也在所不惜。

1947年1月，里德尔博士终于如愿以偿，加入到“回形针计划”当中。在科学的名义下，他昔日为纳粹研究化学火箭和细菌弹的不光彩经历也被洗刷得一干二净。现在，他即将面临的不再是纽伦堡的审判，而是前途一片光明的新生活，而唯一的条件就是，里德尔必须服从美国军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仅仅数年以后，里德尔就开始在UFO问题上大肆鼓弄唇舌，这无疑说明，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他才受制于“回形针计划”。这一次，里德尔又参加了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飞碟会议，意在煽动人们对于UFO的狂热情绪。他接受了《生活》杂志的采访，并且宣称自己“完全相信UFO来自地外文明”。在比德尔·史密斯看来，没有比这更能激起民众的精神恐慌了。里德尔已经不只是一个与美国最大流行杂志遥相呼应的前火箭科学家了。当记者问及他的职业时，里德尔告诉《生活》杂志，他“正在为美国政府从事秘密工作”。

众所周知，里德尔博士在美国的事业是从得克萨斯州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开始的。在那里进行了数年的V-2火箭研究后，他被政府神秘地派到北美航空公司，并且成为该公司的一名工程师。有传言说，这是因为他与白沙导弹试验场的其他“回形针计划”科学家之间产生了“过节”。当他摇身一变进入私营部门，不再需要从政府那里支领薪水后，便立即摆脱了军方的控制。显而易见，他是北美航空公司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该公司才会让他负责火箭引擎的研究工作。然而，自从里德尔脱离政府部门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中情局的眼中钉、肉中刺。飞碟会议召开1年以后，中情局的特工仍在对里德尔进行秘密监视。1953年初，特工人员尾随里德尔，来到了他在洛杉矶的课堂上。当他们获悉这位前“回形针计划”科学家及其热衷于UFO的同事“准备在洛杉矶地区上演一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以测试公众对于空中异常现象的普遍反应和可靠程度”时，不由得感到瞠目结舌。于是，这场精心策划的恶作剧立刻被逐级上报至中央情报局，为那些高层人物敲响了警钟。1993年解密的一份秘密备忘录中记载，1953年2月9日，中情局科学情报处的主管对里德尔所在公司的做法极为愤怒。但是，现在的里德尔已经不再是“回形针计划”的科学家，因此除了对他以及和他有过密切交往的那些人继续进行密切监视以外，中情局很难采取其他措施。

此外，中情局还秘密跟踪了里德尔一个名叫乔治·P.萨顿的同事。⑦萨顿既是北美航空公司的一位火箭科学家，也是一名UFO研究者。有一次，萨顿进行了一次题为“‘铁幕’后的火箭研究”的演讲，中情局发现这个飞碟研究团体对于苏联境内的UFO目击事件比所有专门负责监视类似情报的特工人员掌握的信息还要多，这让他们大为震惊。

自从1950年比德尔·史密斯就任中情局局长之际，他就发现关于苏联UFO的情报少之又少，并且因此大感懊丧。斯大林似乎将一切媒体都阻挡在了有关UFO的信息之外。在1947年至1952年间，中情局的分析人员检索了所有的苏联媒体，仅发现了一处相关内容，一篇社论中一带而过地提到了美国的UFO。那么为什么关于苏联UFO的情报，里德尔的飞碟组织比中情局知道得还多？

这件事情引起了中情局的高度关注，比德尔授意“回形针计划”中里德尔的上级设法让里德尔规矩一些。这位上级“客客气气地向里德尔博士间接暗示，要他与民间飞碟研究组织的正式成员脱离关系”。但是，这位固执己见的科学家却拒绝停止自己正在从事的活动。谁也不清楚他后来的下场如何。至于里德尔和他那些热衷于UFO的同事是否成功地实施了这场恶作剧，以及他们是如何不受约束地搜集“铁幕”后苏联UFO和火箭有关信息的，都被封存进了“回形针计划”里德尔的档案中，其中大多数资料在事隔50余载后仍然没有解密。

1957年，根据中情局一本名为《中央情报局在UFO研究中的作用》的专著记载，美国本土发生的UFO目击事件，半数以上都与U-2侦察机有关。奥达伦科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将UFO的责任推卸出去，但是却无功而返，而且不得不开始着手制定中情局应对UFO的政策。奥达伦科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上阐述了在他看来中情局应该如何对待有关UFO报道的态度，并且将其转交给了科学情报处的主管：

保存现有的UFO档案，“维持现有对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的了解”。

否认中情局保存了有关UFO的现有档案，并宣称“该项目从未启动”。

分清可以通过U-2解释的UFO现象与无法解释的UFO现象，“将那些可以辨识以及可以解释的现象同那些真正属于‘不明飞行物’范畴的现象分离开来”。

在UFO的问题上，中情局煞费苦心地想要在国会和公众的眼皮底下瞒天过海。10年后，这一做法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情局的信任危机。“中情局掩盖了自己对UFO的兴趣，这正是后来导致人们指控其居心叵测、混淆视听的主要原因。”杰拉尔德·K.海恩斯写道。海恩斯不仅是国家侦察局的一位历史学家，也是众所周知的中情局UFO问题专家。为了将UFO这个麻烦的差事推掉，艾伦·杜勒斯亲自发起了“攻心战术”。当有民众写信对自己看到UFO表示忧心忡忡时，中情局采取的策略是置之不理。当有UFO团体写信来进行探讨时，中情局采取的策略是对该团体中的每一个人进行监视。当有众议员或参议员写信表达关注时，比如1955年9月，俄亥俄州众议员戈登·谢勒曾经致函杜勒斯，中情局采取的策略是由杜勒斯局长亲笔书写了一张措辞客气的便条，解释UFO属于执法问题，而这是中情局不便干涉的领域。毫无疑问，这张便条将艾伦·杜勒斯盛气凌人的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却被UFO的爱好者们视作珍宝。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正是中情局试图掩盖外星飞碟存在的罪证。无论中情局的上述策略是真是假，事实证明，公众对于UFO的痴迷程度远比中情局预想的要强大得多。对于这些在天空中疾驰而过的神秘物体，普通民众远远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随着他们了解的信息越多，他们的好奇心变得越发强烈，而他们不解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很快，美国民众就开始相信，中央情报局一定在隐瞒着什么事情，而这种猜测当然不是无中生有。

本章注释

受访者：理沃纳上校，T.D.巴恩斯，罗杰·安德森中校，米勒·梅尔迪克，鲍勃·默菲，雷·古迪，托尼·贝瓦夸中校，爱德华·洛维克，阿尔弗雷德·奥登纳，吉姆·弗里德曼，韦恩·彭德尔顿。

①参见佩德罗和维曾巴赫，《中央情报局》，第16页。比斯尔虽然在1954年1月底就加入了中情局，但是直到1953年作为一名承包人，他才真正与中情局发生联系。1954年7月26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授权基利安召集一个专家小组，就U-2飞机可能取得的成就进行研究。该专家组被命名为“技术能力组”。同年8月，基利安将这一设想告诉了比斯尔。

②语出基利安，《科学家和艾森豪威尔》，第82页。基利安写道：“艾森豪威尔同意发展U-2项目，但前提是必须通过非传统手段开展，从而避免受到国防部官僚的纠缠，或者其他部门竞争的干扰。”亦可参见比斯尔，《一名冷酷勇士的反思》，第95页。

③语出比斯尔，《一名冷酷勇士的反思》，第105页。比斯尔写道：“艾森豪威尔和艾伦·杜勒斯坚持要求做到保守秘密、迅速高效，为了保证这一点，我提议将U-2项目从中情局的组织机构中去掉，成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其结果是，整个项目几乎是在完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开展的。”

④“我希望这件事情是一次民间行动，”总统写道，“如果飞越苏联领空的是身着制服的美国军方人员，从法律上来看，这就是一种战争行为，而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参见佩德罗和维曾巴赫，《中央情报局》，第60页。

⑤随后本书中提到的“罗斯威尔事件”均是指飞机坠毁，而不是热气球坠毁。1947年夏，虽然白沙试验场正在开展热气球雷达反射器研究项目，但这并不是在罗斯威尔坠毁的物体。更多有关详情可参见赛勒、齐格尔和莫尔的著作《罗斯威尔的UFO坠毁事件》。

⑥语出佩德罗和维曾巴赫，《中央情报局》，第17页。“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并不符合艾伦·杜勒斯对情报机构应有作用的看法。他更加倾向于那种依赖特工人员而不是科学技术的传统间谍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回形针行动”文件的逐渐解密，艾伦·杜勒斯有关于与前纳粹分子共事的预言变得越发明显和令人不安。在中情局杜勒斯长达三页的个人简历“秘密安全信息：艾伦·W.杜勒斯7/2-127”中，最后一行写道：“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杜勒斯先生对美国战后的对德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直接影响。他对德国人的信任，较之于其他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和意大利，要大得多。”

⑦令人咄咄称奇的是，中情局在文件中把乔治·萨顿称为雷德尔的同事和不明飞行物研究专家。根据史密斯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的记载，“乔治·保罗·萨顿（1920～）是一位航空工程师和管理者。在洛杉矶城市大学和加利福尼亚技术学院获得学位后，他前往北美航空公司火箭部担任研发工程师，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此期间，他还兼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教授、高级研究计划署首席科学家以及国防部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离开火箭部后，他加入了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技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