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高空侦察的黑色预算

1951年一个雾锁烟迷的晚上，理查德·默文·比斯尔坐在自己位于华盛顿特区家中的客厅里。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门外站着的是弗兰克·威斯纳。虽然此前两人素昧平生，但是按照比斯尔的说法，威斯纳“绝对是我们的圈内人士之一”，这个圈子指的是那些外交官、政治家和特工人员。当时，比斯尔担任“马歇尔计划”的财务执行官，该计划始于1948年，为了帮助欧洲在战后经济复苏，美国为其提供了1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举措。身为财务执行官的比斯尔实际上成了该项目投资的最高决策者。对于弗兰克·威斯纳，比斯尔只知道他是新近成立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高级官员。

威斯纳曾经参加过奥运会，年轻时是一个公认的美男子。在二战期间，他是中情局前身战略服务处的一名间谍。有传言说，当时他还是罗马尼亚公主克拉德佳的情夫。但是现在，年近不惑的威斯纳不仅头发稀疏、身材走样，就连昔日英俊的外表也已经不复存在。虽然后来有人说这可能是精神疾病和长期酗酒造成的结果，但是其中的真正原因大概没有人弄得清楚。在华盛顿特区的这间客厅里，理查德·比斯尔和威斯纳坐在火炉边进行了一次长谈。很快比斯尔就得知，弗兰克·威斯纳是中情局政策协调处的负责人。因为中情局是三年半前刚刚成立的，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情报机构，很多人都不甚了了。至于神秘莫测的政策协调处，知道情况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从威斯纳隐约其辞的谈话中，比斯尔得知，政策协调处的职责是“通过地下手段打击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个看似平淡无奇的部门正是中情局所有秘密行动的权力中心，因为一切暗中的准军事行动都需要通过政策协调处运作。这个部门是美国前海军部长兼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一手建立起来的。

1951年的这天夜里大雾弥漫，威斯纳坐在客厅的火炉边告诉比斯尔，政策协调处急需资金。“他请我从‘马歇尔计划’中拨出少量现款，以支持政策协调处开展秘密行动。”比斯尔后来回忆道。比斯尔清楚，威斯纳的请求涉及灰色地带，所以他想要威斯纳解释得更加详细一些。但是威斯纳却断然回绝，并且声明能够讲的自己都已经讲过了。为了让比斯尔放心，威斯纳告诉他，埃弗里尔·哈里曼已经批准了这项申请。哈里曼不仅是著名的政治家、金融家和前任驻苏联大使，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马歇尔计划”中比斯尔的顶头上司。“如果对威斯纳的说法持有疑问，我可以向哈里曼确认。”比斯尔回忆道。但是他相信了威斯纳，并且毫不犹豫地同意从“马歇尔计划”中抽出部分资金，转入中情局的政策协调处。这笔资金成了中情局早期秘密黑色预算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幕后操纵者正是理查德·比斯尔。对于这一点，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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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报工作对美国的重要性上，理查德·莱格霍恩上校与威斯纳的见解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946年开展的模拟海上核战“十字路行动”促使莱格霍恩开始采取实际行动。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飞越苏联领空并探察其军事实力不能只停留于口头，而应该作为美国的当务之急。1946年“十字路行动”结束后，莱格霍恩立即带着自己的这份报告走进了五角大楼的大厅，并且于1948年再次将其提交国防部，结果却石沉大海，杳无音信。随后，朝鲜战争爆发。人们常说，这是一场被遗忘的战争。简而言之，这是韩国和朝鲜之间的一场战争，然而它同时也是由德国航空科学家组成的敌对双方在科技力量上进行的首次公开较量。在这些德国科学家中，一方为美国的“回形针行动”服务，另一方为苏联的秘密工程效命。朝鲜半岛上空这场喷气式飞机的混战，实际上是在美国制造的F-86“佩刀”和苏联制造的米格-15之间展开的，而这2种飞机全都出自那些曾经为阿道夫·希特勒卖命的德国人之手。

美国宣布参战后，莱格霍恩上校被召回部队。作为俄亥俄州代顿莱特航空发展中心侦察队的指挥官，莱格霍恩负责为美国飞行员制订行动计划，飞越朝鲜和满洲里敌占区的上空，以拍摄对方的武器库和导弹发射地点。虽然每架美国侦察机都有战斗机护航，但还是有些被敌军的米格喷气式战斗机击落。对于失事战机的具体数目，军方始终秘而不宣。在遭受了如此惨重的损失以后，莱格霍恩认为，自己关于高空侦察的设想出现了一丝转机。当时米格战斗机的最高飞行高度只有4.5万英尺。这就是说，如果美国能够发明一种在6万英尺以上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敌人就会束手无策。1953年，韩国和朝鲜签署停火协议后，莱格霍恩立即返回华盛顿，第三次向空军部门提交了自己关于高空侦察的设想。

莱格霍恩需要首先说服一个人，即唐纳德·L.普特中将。二战结束前，作为美国陆军的一名指挥官，他在“健将行动”（Operation Lusty）中率部一举攻克了赫尔曼·戈林在福尔肯罗德建造的飞机制造厂。此外，普特还曾将最早为纳粹服务的一批德国科学家偷运出境，带往美国，其中包括V-2火箭专家韦纳·冯·布劳恩和埃内斯特·斯坦霍夫。现在，普特正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审查着这些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不仅是五角大楼研究和发展部的副主管，而且作为一位三星将军，完全有权力游说美国军界考虑空中侦察的方案。但是，在听过莱格霍恩关于侦察机的汇报后，普特立即表示他对此毫无兴趣，并且认为美国空军没有必要制造同时配备摄像机和武器的两用飞机。此外，由于空军飞机都带有装甲，普特说，因此机身十分沉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类重型战斗机的飞行高度不可能超过6万英尺。

但是，理查德·莱格霍恩却不肯善罢甘休。他索性跳过普特，直接找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也就是那位在“十字路行动”中素来与自己不睦的柯蒂斯·李梅将军。1954年冬，李梅观看了莱格霍恩提供的第一份草图，这份高空侦察机的图纸是由洛克希德公司设计的。对于莱格霍恩的这一设想，普特只是漠然置之，李梅更是表现得异常反感。他一边大步走出会议室外，一边声明整个高空侦察的方案纯粹是在浪费时间。

艾森豪威尔总统之所以能够耳听八方，离不开顾问团里经过精挑细选的那些科学家，其中就有理查德·莱格霍恩上校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和同事。一个是该校的校长詹姆斯·R.小基利安，另一个是发明了波拉德一次成影照相机和即显胶片的行为古怪的百万富翁埃德温·H.兰德。对于莱格霍恩的设想，总统的科学顾问想出了一个主意。别管空军了，那些将军个个缺乏创见，他们只不过是一群抱残守缺的官僚而已。为什么不去中央情报局试试看呢？特工人员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间谍活动，他们一定会对高空侦察的想法感兴趣的。与空军部门不同的是，基利安和兰德推测，中情局有机会接触到总统的秘密储备资金。事实上，高空侦察项目缺少的就是一个领头人或守护神。至于这个人究竟应该是谁，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人选。1954年2月，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马歇尔计划”的财务执行官作为局长艾伦·杜勒斯的特别助理加入了中情局。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比斯尔，他理所当然地成了高空侦察项目的不二人选。

理查德·比斯尔的祖上就有人做过间谍。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丹尼尔·比斯尔中士曾经为乔治·华盛顿将军执行间谍任务。100多年后，也就是1910年9月18日，理查德·比斯尔出生于康涅狄格州一个贵族家庭。由于天生内斜眼，在8岁那年，比斯尔接受了一次手术，虽然险些为此丢掉了性命，但是终于能够看清书上的字迹了。在此之前，一直是妈妈为他读书。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喜欢听历史和战争的故事。比斯尔10岁时，父母带他来到了法国北部的战场上。比斯尔凝望着大片遭受狂轰滥炸后荒无人烟的土地，这一景象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心灵。直至后来，他始终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尽管出身优越，无论是在格罗顿寄宿学校还是在耶鲁大学，青少年时期的比斯尔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是隐藏在这种自卑后面的是他无比坚毅的性格。从21岁起，比斯尔一改往常，开始变得自信起来。一个周末，他和家人与朋友一起到康涅狄格州的一处滩头堡平纳克尔岩旅行。在攀登过程中，他一不小心跌下了高达70英尺的悬崖。从医院醒来后，他患上了轻微的失忆症。几个月后，当他能够行动自如时，比斯尔只身悄悄来到上次的出事地点，成功地登上了这个悬崖。“我的双手不停地颤抖，”比斯尔在谈起自己第二次攀登的经历时说，“但是一想到自己终于做到了，而且再也不用回到那里时，我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高兴。”正是这次死里逃生的坠崖事故，让比斯尔从自我怀疑变得信心倍增。1932年大学毕业后，比斯尔又前往英国的伦敦经济学院就读，并拿到了硕士学位。随后，他再次返回耶鲁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他以每天20页的惊人速度完成了许多复杂的金融条款。对于比斯尔取得的成就，他的同事纷纷表示赞叹，认为他简直就是一个“人体计算机”。他的大脑，这些人说，工作起来“就像是一台机器”。很快，比斯尔的课堂上就变得人满为患。

他在经济方面的才华最终引起了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安的注意，并且聘请比斯尔到学院执教。就在弗兰克·威斯纳和理查德·比斯尔炉边谈话数年之后，即1954年，当詹姆斯·基利安准备再次聘用比斯尔时，他已经成了中情局历史上最具野心也是最为秘密的一个项目的负责人。这就是代号“感光板计划”（Project Aquatone）的U-2侦察机项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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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冬，理查德·比斯尔与中情局的同事、研究苏联核武器的专家赫伯特·米勒乘坐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豪客比奇V-35活塞式单引擎螺旋桨飞机飞越美国西部，开始为中情局在国内的唯一一处秘密试验场选址。至于他们究竟意欲何为，只有少数中情局官员和一个绰号“奥齐”的空军上校奥斯蒙德·里奇兰德略知一二。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接授命比斯尔，责成他寻找一处秘密基地，用于测试中央情报局为刺探苏联尚在萌芽之中核武器项目而设计的新型侦察机。与中情局官员一道前往的，还有洛克希德公司负责设计和建造这种新型飞机的航空动力学顶尖专家、绰号“凯利”的克拉伦斯·约翰逊。

约翰逊坐在比奇飞机的后排，在膝盖上摊开了一幅地质勘测图。他们从加利福尼亚州的伯班克出发，途经莫哈韦沙漠，然后来到内华达州。他们正在寻找内华达试验场外一个叫做格鲁姆湖的干涸湖床。早在1950年7月，高度机密的“豆蔻计划”（Project Nutmeg）开展时，霍姆斯-纳尔维尔公司就已经确立了这里的边界，从而使得内华达州成了美国洲际原子弹的试射基地。驾驶这架小型飞机的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飞行员及试飞员托尼·勒维耶。至于他们的目的地是哪里，勒维耶只知道一个大概。数周以前，他在洛克希德公司的同事、试飞员雷·古迪曾带他到过格鲁姆湖，对这里进行了一次提前侦察。有时候，古迪还会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试验场之间，负责运送那些原子弹科学家。有一次，他甚至可以把飞机停在格鲁姆湖，然后在那里享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午餐。

“我们降低飞行高度俯瞰，可以隐约看见一条临时的起落跑道，”比斯尔后来回忆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类型的跑道遍布美国境内，以便那些正在训练之中的飞行员进行紧急迫降。”这个干涸的巨大盐窝无异于一条完美的天然跑道，因此勒维耶毫不费力地停稳了飞机。他们走了出来，然后开始四处查看，一边讨论这个区域是否足够平整，一边踢开那些像石头一样的炮弹壳。北部高高矗立的秃岭和西南部绵延不绝的帕普斯峰在谷地边缘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按照比斯尔的说法，“事实证明，格鲁姆湖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比斯尔非常清楚，作为政府的原子弹试验基地，格鲁姆湖已经开始日渐式微。虽然这意味着从保密方面来看也许不尽如人意，但是比起这里，美国大陆上没有什么地方更适合中情局开始侦察机项目并从事地下活动了。“我向艾森豪威尔建议，把包括格鲁姆湖在内的邻近区域也加入到原子能委员会在内华达州的试验场。”比斯尔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理查德·比斯尔、赫伯特·米勒、凯利·约翰逊和托尼·勒维耶来到格鲁姆湖4个月后，51区的第一批居民开始进驻此地。其中包括4名洛克希德公司的试飞员、24名洛克希德公司的机械师和工程师、数名负责安防工作的中情局官员，还有空军中校里奇兰德及其部下。这里的第一个夏天奇热无比，因此那些机械师们经常把鸡蛋摊在金属的表面上，用不了多久就煎熟了，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西部牛仔的故乡。

最初，这里只有一个飞机库和几座防水帐篷，帐篷的底座是木制的，上面盖着一层帆布。每逢大风天气，这些帐篷就会被刮跑，而当暴风雨来临时，湖床里就会积起约1英寸的雨水，因此什么也做不了。可是太阳一出来，积水就会迅速蒸发掉，试飞员们就可以再次起航了。这里唯一的供电设备就是一台柴油发电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厨师和一个临时搭建的肮脏不堪的餐厅。1个月后，基地里终于建起了差强人意的淋浴。即使是在埃及或者印度的前哨站服役，也要比这里舒适得多。

每一个人都配有工作靴，以防响尾蛇侵袭，还要戴上头顶带灯的帽子，用于夜间照明。黄昏将至，夕阳西斜，天空逐渐从紫色变成灰色，然后又很快从灰色变成一团漆黑。夜幕降临后，除了蟋蟀的鸣声、郊狼的嗥叫和断断续续的广播外，什么声音都没有，更没有电视。距离此地最近的城市也有75英里，那就是仅有3.5万名居民的拉斯韦加斯。每到深夜，仰头望去，51区的夜空中到处都是闪烁的星星。

尽管51区地处西部原野，从表面上看一派荒凉，但是其幕后的操纵者却是华盛顿政府。U-2侦察机是美国总统暗中下令开展的一个高度机密项目。1955年，该项目的预算高达2 200万美元，约相当于2011年的1. 8亿美元。

每一架U-2侦察机都是被拆解后藏在C-124运输机中，从洛克希德公司位于伯班克的工厂暗中运往51区的。无论是尖窄的机身还是狭长的机翼，都盖上了白色的单子，任何人都没有机会看清里面的东西。“一开始，我们把刚刚造好的2架飞机都放进了机库，在进行试飞之前，谁也不会看到。”基地上洛克希德公司一个名叫鲍勃·墨菲的机械师回忆道。从开始在格鲁姆湖启动这个项目的那一刻起，中情局就严格按照“按需知密”的原则进行管理。与该项目相关的一切内容都被划分为敏感分类处理信息，即SCI。“在U-2侦察机飞过我的头顶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负责安防的理查德·明格斯回忆说。

对于试飞员雷·古迪来说，能够对U-2侦察机进行测试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情。“还没有学会开车的时候，我就会开飞机了。”古迪解释道。十二三岁时，古迪就加入了萨米·梅森大名鼎鼎的“飞行团”，开始进行飞行表演。二战结束后，他又参加了一支名为“好莱坞之鹰”的飞行敢死队，因为擅长进行抗离心力的外滚特技飞行，一时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1955年，33岁的古迪打算像常人那样安顿下来。

对古迪这样的飞行员来说，为中情局测试U-2侦察机算不上一项可怕的任务。但是这种机型却非同寻常，由于机翼狭长，当停在格鲁姆湖的碎石沥青路面上时，其末端会有所下垂。开始起飞时，装满燃油的机翼会左右摆动，因此机械师们不得不在扬沙遮天蔽日的跑道两侧跟着飞机奔跑。铝制的机身像纸一样，厚度只有0.02英寸，这就意味着，这种飞机不仅在地面上容易受损，在空中飞行时更要加倍小心。如果U-2飞行员的速度过慢，飞机就会中途熄火。然而，让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同样的速度在某个高度可能太慢，而在另一个高度也许太快。此外，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后，由于燃油不断减少，机身的重量也随之变轻，这又是一个可能引起变化的因素。鉴于上述原因，最初进行试飞时，U-2侦察机的飞行范围被限制在以格鲁姆湖为中心、半径为200英里的区域内。一旦发生坠机事故，中情局必须确保不能让任何残骸落入他人之手。

“一开始，我们的任务除了试飞还是试飞，”古迪回忆说，在51区内，“我们就只是睡觉、起床、吃饭，还有试飞。”没过多久，这个基地开始扩充地盘，而且又增加了100多人。这里多了一些活动房屋，还开掘了两口水井。指挥官鲍勃·扬西从拉斯韦加斯带来了一桌台球和一部电影放映机。现在，除了仰望星空以外，这群人终于有了一些娱乐活动。截至9月，51区的总人数达到了200，他们分别来自3个不同的机构：1/3来自中央情报局，1/3来自空军，另外1/3来自洛克希德公司。所有人都怀着同一个目标，那就是让U-2飞上7万英尺的高空。这是一道来自美国最高层的命令，也是一个迄今为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完成的使命。

每逢周一，雷·古迪的飞机就会带着洛克希德公司干劲十足的年轻机械师鲍勃·墨菲，一起从伯班克飞往格鲁姆湖。接下来的几天里，当墨菲研究U-2飞机的引擎时，古迪就会和其他试飞员朝着更高的海拔不断推进。特别设计的飞行服可以起到局部减压的作用，就像潜水服一样又紧又窄，大部分管子都露在外面。只有在2名航空军医的帮助下，试飞员才能顺利地穿上这种飞行服。在进行试飞之前，他们必须躺在椅子上，吸入2个小时的纯氧，去除血液中的氮，以降低由于高空减压而感到不适的风险。

这就是51区最早期开展的活动，人们最终打破了纪录，并且创造了历史。“我是第一个上升到6.5万英尺高空的人，但这个人本来不该是我，”古迪回忆说，“按照原定计划，鲍勃·梅特应该在这个高度进行第一次试飞，但是他的耳朵突然出了毛病。所以我才能够代他飞行。”最终，古迪成为首个抵达这一高度的飞行员，并且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洛克希德公司将其在记录簿上记了下来，但是直至1998年，当U-2侦察机项目大白于天下时，这一事实才终获解密。“当时我正在内华达州的上空，”从6.5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下去，古迪解释说，“我甚至可以看到300英里以外的太平洋。”

此外，雷·古迪还是全世界第一个在6.4万英尺遭遇引擎失灵的飞行员。这种状况极为危险，因为U-2飞机只有一部引擎，如果这部引擎失灵，飞机就会熄火。但是，古迪设法向下滑翔了4 000英尺左右，并且利用风力重新发动了引擎。“接着，引擎又熄火了。”古迪说。这一次，他下降了3万英尺，约合5英里还多。来到低空后，古迪重新发动了引擎，而且没有再熄火。古迪的飞机刚刚着陆，鲍勃·墨菲就开始查找引擎故障的原因。当然，在1955年，世界上还没有哪位机械师能够解决引擎在6.4万英尺的高空意外熄火的问题。

25岁的试飞机械师鲍勃·墨菲总是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没有什么飞机引擎故障能够难得住他。1956年冬，他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负责引擎机械的主管。“我之所以会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凡事你都可以亲手去做，”在回忆起格鲁姆湖早年的岁月时，墨菲说，“而绝对不用担心政府部门的干预，所以我们才能最终完成任务。”负责对51区进行严密监视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理查德·比斯尔，这里的人们都把他称作“比先生”。比斯尔的大部分职责就是保证51区能够正常运转，正如他本人所言，“处理好与这种激进新型飞机有关的政策问题。”比斯尔经常往返于华盛顿和51区之间，并且对自己统治下的这个基地感到十分满意。“他总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这里来回走动。”鲍勃·墨菲回忆道。“有时候，他会突然出现在湖床上，向飞行员和机械师问好，然后看着U-2飞上天空，”墨菲说，“对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比先生总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很快，他就会乘坐一架没有任何标志的飞机，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墨菲来说，他很少去担心自己的“客户”（这是洛克希德公司称呼中情局的代号）。墨菲总是忙着试飞，有时候每天要负责2至3架U-2的飞行。“我的职责就是帮助飞行员检查飞行设备，设法让飞机上升到7万英尺的高空并在那里飞行9至10个小时，然后开始拍摄照片。从来不会没有事情可做。我喜欢这份工作，这就是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

洛克希德公司试飞员的任务就是尽快完成U-2飞机的试飞工作，然后交给中情局的飞行教官汉克·梅尔迪克，再由他教给中情局从全国各大空军基地招聘来的飞行员如何驾驶这种飞机。比斯尔雄心勃勃地表示，要在1年之内飞越苏联的领空。对于共产党在氢弹和远程导弹上取得的进展，中情局表示高度关注，因此才在仓促之间决定对苏联进行高空侦察，结果导致一架U-2在西部地区坠毁。当时，“铁幕”之后的人工情报工作陷入了空前的低谷。但是对于中央情报局来说，好消息是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的铜墙铁壁，只有继续进行高空侦察，才能确保美国的安全。U-2飞机无疑是中情局获取苏联重要情报的最佳选择，因为只要能够拍摄到一张照片，就相当于1万名地面特工人员提供的所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