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政治对理学发展的需求及理学的工具化

（一）从秩序重建到政治实用主义

唐末五代至北宋立国的二百多年里，战乱不息，天下无序。摆在北宋士人面前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如何重整天下秩序。在对汉唐历史的反思中，士人们发现道德是政治兴亡的关键，天下秩序的根本在于道德秩序。张立文说：“唐末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乱时期，社会无序，道德生活混乱，政治腐败，价值理想迷失。宋朝建国，道德文化与学术思想当务之急，是重新构建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重新确立儒家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17]而以往的传注经学已经不能满足士人对道德问题越来越深入的思考。在佛道思想的长期浸染下，思辨的性理之学便成为道德重建的学术取向。

北宋初，胡瑗施“苏湖教法”，分“经术”和“治事”两斋，这似乎概括了当时学术的两大方向。大致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学术上更重“治事”。但是王安石变法似乎给理学家们留下了这样一个教训：政事的成败取决于人事。例如程颢说，王安石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但王安石以君子“不通世务”，罢去不用；而以小人“有才知通变”，委以重任。结果小人们争权夺利，为害天下。[18]到北宋末年，民族矛盾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皇朝政权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但即便如此，理学家们仍然坚持人的道德问题是政治问题的根本所在。例如吕祖谦说，经济的或财政的各种措施，都是行政手段。施政应有先后次序。当务之急，是明主心、尊道德、树君子。只有统一了思想，行政措施才有可能顺利施行；否则，难免“众口哗然，终见沮格”[19]。又有一次，某人问朱熹：“陈亮可用否？”朱熹回答说，如陈亮、辛弃疾这样的人确有帅才，但只有在朝廷赏罚严明的前提下才能使用。因为这样的人一旦放纵起来，便无人能控制。[20]

总的来说，南宋理学的发展并未因政治上排挤而放慢脚步，反而借民间广布的书院在士人中间广为传播。尽管理学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不能成为主流的官方思想，但成为士人阶层进行政治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理学的产生及在北宋的初步发展

从远期看，随着玄学与佛学的兴起，儒家思想在六朝、隋唐时期丧失了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在与佛道思想长期共存的过程中，双方一方面互相斗争，另一方面也互相渗透。从六朝时期到北宋初年，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七百多年的思辨哲学的训练。最后，儒家思想终于与佛道思想相融合，形成了或被称为“新儒学”的理学。如果说儒学在两汉时期呈现的是一种神学形态，那么宋明理学则是一种哲学形态的儒学。尽管大多数理学家都严厉抨击佛道思想，但是佛道思想对理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种贡献不仅在范畴和命题方面，更在于对这些范畴和命题进行思辨的能力方面。

北宋时期，王安石的新学、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三苏的蜀学并起，思想界颇为繁荣。南渡之后，新学、蜀学、朔学逐渐衰落，洛学成为学术的重心，谈性论理成为士大夫阶层的风尚。但这一风气也遭到了另外一些士人的反对。例如陈亮、叶适的浙东事功学派，他们不满朱熹等人高谈性理、排斥功利，主张国家与个人追求事功的正当性。

理学的主要范畴和命题大多是在北宋时期形成的，例如周敦颐的太极论和宇宙生成论，张载的气论、气质之性说和心统性情说，二程以“理”“性”等范畴为核心的形而上学以及格物致知的工夫论，还有邵雍的象数学等等。但是，这些范畴和命题之间不乏抵牾，尚未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亟待系统化的整理工作。于是，“集大成”的朱学应运而生，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工作。换句话说，朱学的出现是理学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与系统化相反，理学在南宋的发展还呈现了另一个相反的趋势，即简约化。理学在形成时本以内圣外王、整顿道德秩序为初衷；但是随着性理之学的日益繁芜，越来越远离政治实践，于是引出了陆九渊的简易心学。陆九渊自称直接孟子，直求本心，最大限度地简化了宇宙之理对人生与政治发挥指导作用的机制。

从理论上讲，朱学对理学的总结是系统、全面的，是理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高峰。

（三）元代程朱理学被工具化

尽管汉族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处于政治边缘，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却在元朝中期随着科举制的恢复，被定为官方思想。虽然源于汉族儒家文化的理学在一个异族政权中获得了独尊地位，但这并不能说明元朝政府对理学思想有所独钟。实际上，理学在南宋时期大部分时间里虽未成为官方思想，但成为士人阶层的思想主流。元灭宋，南宋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也随之覆灭。当元朝政府希望借助汉族士人阶层的思想资源时，他们所能接触的更多是始终在民间流行的理学思想。因此，元朝独尊理学的情形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情形是不同的。此外，从总体上看，元朝统治阶级对思想文化始终是不重视的。因此，尽管程朱理学在元朝中期得到了独尊地位，但其在整体意识形态中仍是非主流的。[21]

元代理学的特点，一是朱陆合流，这一点在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中有着充分论述。[22]二是不得不与元代的政治环境相适应。徐远和认为，元代理学有推行汉法、重视践履、强调经世致用的特点。[23]三是朱学走向教条化。张立文认为，宋代理学原有的批判性和创造性逐渐丧失，程朱理学变成了猎取功名的手段和僵死的教条。[24]

（四）明代程朱理学进一步被工具化

程朱理学在明初就获得了独尊地位，官方还组织编写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全”。但实际上，明朝皇帝对理学思想并不信从，对儒家先贤也并不尊重。包弼德注意到，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君权是至高无上的，这与理学家的政治思想并不相符。同时，尊崇孔孟等于承认了只有学者才拥有道德权威，而且孔孟之说也有贬低君主权威的嫌疑。因此朱元璋曾经试图取消对孔孟的祭祀，并命令删除《孟子》的某些段落。不过，这些后来又陆续被恢复了。[25]余英时也发现，明太祖对孔子既无尊意，也无恶感，彻头彻尾都是政治运用；但对孟子则是“终身切齿”[26]。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改变了父亲的策略，转而在表面上对理学大为尊崇，“他对宋代理学大师学术权威的肯定远比他那作为开国君主的父亲热烈”[27]。朱棣组织编修三部“大全”，近乎仓促而成[28]，显然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学术举措，朱棣把自己打扮成了传说中的道德圣人，努力将政统上的皇帝身份和道统上的圣人身份合而为一，以成为士俗两界的双料领袖。如果说西方政治上有政教合一的现象，那么朱棣所追求的，可称作一种“政德合一”。

当然，朱棣的“成圣”措施终归是表面上的，他对官僚士人的残酷并不亚于其父。如果说宋朝有不杀大臣的家法，那么明朝则有“廷杖”大臣的规矩。“廷杖”不仅是对大臣的一种刑法，更是一种羞辱。王守仁便是受此刑辱的官员之一。[29]此外，明朝的厂卫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专门针对官僚大臣的。简言之，明朝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地位已经远不及宋朝，皇帝的高度集权是明朝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

同时，理学不仅被统治者视为工具，在士大夫阶层那里同样也成为登上仕途的工具。理学本是有关道德信条的学问，以道德践履为目的；但是随着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心性伦理变成了死记硬背的教条，“学问”本身丧失了指导人们道德践履的意义，大凡正直有识的士人对此深为不满。王守仁说，自科举之业兴盛以来，士人们都驰驱于记诵辞章，计较于功利得失。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不再有彰明伦理的意图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