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社会思潮的新方向

从元后期开始，朱学被立为官学。但这恰恰抑制了朱学的发展，程朱理学逐渐成为僵化的教条，丧失了指导道德实践的意义。随着程朱理学被政治工具化而成为辞章记诵的教条，一些有志之士不得不去寻找新的思想路线。同时，士大夫阶层在元、明时期的政治地位远不如宋朝，他们眼中的客观世界不再是完美的，因而在思想上有了明显的内向化和主观化的趋势。这一变化在陈献章和王守仁身上表现得比较典型。

首先，程朱理学在宋朝时还主要是政治批判的思想资源。但元中期之后，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一跃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元、明两朝独尊理学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但其教条化、工具化的趋势是一致的。陈献章主张宗法自然，其学术性格与科举记诵之学格格不入。他一生曾四次入京求仕，但都不顺利，最终在岭南隐居授徒，终生未仕。[31]这种与教条理学的冲突，迫使一些士人不得不在新的方向上寻找思想路径。张君劢认为，宋学在元朝没有多大的变化，而明朝自陈献章起，哲学发展颇有原创性。[32]

其次，士人的政治地位是皇权专制程度的一个标志。明朝士人绝不敢有宋朝士人那种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期望。与陈献章不同，王守仁是明朝中期一位功业卓著的名臣，同时他也是一个饱受极权政治迫害的典型。王守仁的思想转变与其政治遭遇是分不开的，余英时对此有过一番考察。起初，王守仁同其他士人一样，抱有宋学一贯的“内圣外王”“得君行道”的理想。但是经龙场一难，“外王”的理想破灭了，学术只能沿着“内圣”的方向寻求出路。王守仁发现，“理”在现实世界是难以寻觅的，只能内在于“心”。在政治实践上，既然“得君行道”已经行不通，便只有向“觉民行道”转变，在“愚夫愚妇”的日用常行中实践真理。自此，王守仁极力避免谈论政治，并也以此来约束门人。[33]沟口雄三认为，良知说将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的东西视为真性，将道德判断广泛地委以个人良知从而使其不再为圣人所独占。这便空前地扩大了道德实践的主体，使理学得以从士人阶层向农工商的平民阶层扩展。王守仁所谓“心即理”“致良知”“满街圣人”“事上磨练”等命题或说法，很容易与日常生活建立紧密的联系。朱熹的“新民说”是一种由上而下的道德革新，表现了一种执政者的立场；而王守仁的“亲民说”则是从民生中引出道德性，表现了一种平民的立场。[34]

简言之，在明朝皇权专制、士人地位低落的政治环境下，原来的“修齐治平”只剩下了“修齐”，人们对“理”的追求越来越内向化。这是理学思想在明朝时期的一个重要转向。当然，沿着这条“理”的主观化之路走下去，难免会得出王守仁“无善无恶”的本体论。葛兆光认为，这种对善恶的超越给心灵的放纵留下了空间，最终瓦解了儒家的伦理底线和社会责任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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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97，第5页。

[2] 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35页。

[3]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第27～34页。

[4]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21～26页。

[5] 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234页。

[6]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赵士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65页。

[7] 参见〔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蒋国保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第10页。

[8]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第68页。

[9] 参见〔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新加坡〕王昌伟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第237页。

[10] 〔日〕岛田虔次：《朱子学与阳明学》，第9页。

[11] 参见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第280页。

[12] 参见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第281页。

[13]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元卷·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754页。

[14]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元卷·上册），第920、921页。

[15] 参见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289、290页。

[16] 参见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明卷·上册），第900、901页。

[17]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第87页。

[18] 参见（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中华书局，1981，第423页。

[19] 参见（宋）吕祖谦撰《东莱集》别集卷7，《与朱侍讲》，《四库全书》第11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33页。

[20] 参见（宋）朱熹撰，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132，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第4139页。

[21]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第7页。

[22]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册，第749～767页。

[23] 参见徐远和《理学与元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第246～251页。

[24] 参见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第436页。

[25] 参见〔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29页。

[26] 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169页。

[27] 〔美〕包弼德《历史上的理学》，第130页。

[28]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第10页。

[29] 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61～167页。

[30] 参见（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万松书院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253页。

[31] 参见毕游《陈献章的四次求仕与终隐岭南》，《紫禁城》2012年第3期。

[32] 参见张君劢《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266页。

[33] 以上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第188～197页。

[34] 参见〔日〕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第87～89、92页。

[35]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