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运在山西的发生与政府的干涉
对热血青年而言，争取外交主权是学运的目标。单纯的学生根本不清楚政治斗争会交织于学运，当学生得知蔡元培被逼辞去北大校长职务时，他们继续上街游行，进行抗议。由此，学运向全国迅速蔓延，政治秩序较为稳定的山西亦受影响。早在北京学生运动爆发时，山西学界就开始响应。5月4日学生运动爆发，山西大学学生率先成立学生会，推举法律系学生张搢祚担任会长。接着山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山西省法政、工业、农业、商业等专门学校以及山西省立第一中学、阳兴中学相继成立学生会。在山西大学学生会的联络和组织下，成立了以山西大学为骨干的山西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会设于山西大学校内，会长由山西大学学生贾超孟担任。学生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响应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号召，表示拥护和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15]5月7日下午5时左右，太原各校学生2000余人聚集海子边陈列所，每人执小旗一面，上书“救国”“爱国”等字，更有书“不为五分钟的热心”及“爱国要有忍耐及决心”等口号，整队游行至督军署面见阎锡山。阎锡山正在军署大讲堂为育才馆学生上课，由值日副官禀报，阎以为是留法学生来署辞行。因留法学生将于当日起程赴京，阎锡山令政务厅长或秘书长代见。学生推举代表16人进署，余者在衙门外大照壁前等候。政务厅长贾景德接见学生，学生表达三层意思：①电致北京政府力争青岛；②不承认田赋抵押大借款；③致电政府释放被捕学生。贾劝告学生求学时勿干预政治，政府理解学生游行，但对于外交，政府自有主张，学生不必过问，至于北京被捕学生，法庭必有解决办法，田赋抵押借款一事并不存在。学生如有意见，可依正当手续，尽情陈述，不可有越轨之举。对此，学生深表抗议。[16]随之他们至省议会请愿，手持白旗，上写“人心不死，男儿救国”等字，情势愤激，并议决三项：①青岛誓死力争；②善后借款以地丁作抵，誓不承认；③联合全国学界一致行动。[17]省议会议长崔廷献慑于学生压力，答应将致电北京政府转达学生要求，认为“查该生等此番举动，秩序严整，言词沉痛，纯粹出于爱国之热忱，别无其他之意思。”[18]8日，山西大学全体学生函电北京学界，表示全力支持北京学运，营救被捕学生。[19]山西教育会亦主张巴黎和会上中国应拒绝签字，“青岛问题关系至巨，噩耗传来群情悲愤，恳饬巴黎专使誓死力争，以维国命”。[20]
不过，因安福系在中央政府的强势，5月9日和10日政府加强了对学运的干涉和压制。11日，两名正在街头演讲的清华学校学生被政府逮捕。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对局势感到失望，加之军事实力派的威胁，傅于当晚逃往西山，坚持辞职。北京政府意想委任安福系人员田应璜接替傅增湘出任教育总长。[21]田任职消息传开，11日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田应璜执掌教育之事，认为田不足以表率群伦，应采取一致行动反对。12日，北京学界举行罢课。显然，这次罢课除外争国权外，反对田应璜掌控教育是主要原因。北京政府注意到学生抗议田应璜执掌教育的动向后，与众议院商议，决定撤回原咨，稍缓再行提出，但众议院秘书长王印川藏起咨文，对政府言“不能起灭自由”，何况不日将列入日程投同意票。他的执意妄为导致学界风潮日烈。[22]北京政府撤回田应璜掌控教育案，安福系却不肯示弱。[23]于是学运由外交争端转向派系之争，转变为反对安福系的斗争，学运性质发生变化。特别是受社会主义等思潮影响，学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新趋向，反军阀斗争成为学运的一项主要内容。清华学生露天演说，上海学界尤为激昂，聚众游行，要求政府惩办段祺瑞、靳云鹏、曹汝霖和徐树铮。[24]
此时，阎锡山注意到学运中的政争，担心学运会被利用甚至危及国家利益，决定约束山西学运，5月15日电赵戴文，“鄙意诚恐自此以往，如研究系者不知凡几，均将起而利用时机，做题外之文章。学生无知无识为人利用，固然可惜，而诚恐愈演愈烈，成爱莫能助之势，则国家危矣。予近日对人以‘爱国固好，度德量力亦要紧’十一字，奉劝大家，山西或不至逾越范围”。[25]由阎的言论再结合前文可知，阎锡山对山西学运中的民族情绪有一定认同，同意学运在政府许可范围内进行，当学运性质变化时，阎表示要规范学生运动。实际上，之后山西的学生运动完全是在阎锡山政权的引导与控制之中进行的。
随着以学生为主角的国民外交的迅猛推进，国内排日风潮愈演愈烈。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向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稍后，武汉与山西亦有继起之说。[26]北京政府担心学运扩大化，会影响政府的对外事宜和政局稳定，尤为担心地方学运会对国家外务处理造成干扰。教育部于19日专电阎锡山，“青岛问题政府现接陆专使（征祥）电告，六日正式抗议反对和约草案，所拟办法会长已允列入纪录，尚可更谋修正，此时振作民气以为外交之后盾，自属要图。惟学界人员为国民之优秀份子，中外视线尤所专注，务当保持秩序，共矢真诚，举动文明，以资倡率。万不可有妨碍邦交，排斥外人之激烈言动，致国际上多所窒碍。应请严密饬知各校校长及教职各员，对于诸生觊切告诫，妥为注意”。[27]函电在30日到达太原。其实，阎锡山从李庆芳等人那里早已获知日本向外交部抗议排日风潮，北京政府对日态度渐有转变，逐步限制学生活动，逮捕《五七报》学生成员4名，严禁发行该报并派武装警察监视大学，禁止集会和演说等。《国民公报》和《晨报》亦受到警官检查，《益世报》遭查封。[28]
面对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和国民外交的高涨，北京政府担心学运会对外交造成困扰，要求各地打压学运。5月24日，段祺瑞电曹锟、阎锡山等，认为学生有爱国心应当以鼎新政治、工商、实业为重，以强国本，否则受人愚弄徒长嚣张之气反而误己误国。对于青岛问题，日本与中国政府已有接洽，日本答应归还。欧约如不签字，国际联盟便不能加入，所得有利条件则需放弃。[29]获此电讯，阎锡山于5月26日分别函电国务院和段祺瑞，表示服从中央统筹安排，山西较为安谧，自当维持秩序，以保治安。[30]
从上述可见，阎锡山对学运的态度已很明确，要求学生有序地对欧约签字一事进行民族情感的表达和宣泄，并要受政府指导和制约。山西省垣各校学生因“国家外交紧急时局杌陧，而一般人民未明真相，醉生梦死者尚居多数，是惄焉忧之，各于课暇组织讲演团，分莅各繁盛市街空阔场所，宣讲时局现状，期于激发人民救国热忱，而政界各长官、教育界各校校长职教各员为保持秩序，勉励学生为轨道内之行动，计亦曾连日竭力抚慰，并随时将时局真相在各校分别宣布，冀祛误会，而学生诸君亦颇富于自治力，连日行动极有秩序，最近更以京津学生界因外交紧迫，欲图挽救为政府复盾计，已经暂行停课，上书陈情遂决议采一致行动。自5月26日起一律暂停上课，并一直处于停课状态”。[31]26日黎明，各校编印罢课宣言书，召开学生全体大会，宣告罢课，欢声雷动。参加罢课的学校有山西大学，法政、商业、农业各专门学校，以及一中、一师、甲种、工业、阳兴、明原商业传习所十校共2000余人。罢课后，为维持秩序，特添设秩序干事一股，[32]可见学生在罢课游行中较守规矩，自觉维护游行秩序，并未出现过激行为。此种有序游行的出现，与阎锡山的社会治理或社会教化密不可分。他自1917年兼任山西省长，就推行“用民政治”，经常对各类学校学员和社会民众进行教化。[33]对于山西学运，阎锡山虽未强行压制，却以官方名义进行了疏导，将其纳入秩序轨道。尤其是阎锡山为获得中央信任及对其治理能力的认可，向中央谎报山西学界尚无何种风潮，学生在课余时间讲演晋省所编《人民须知》，秩序毫不紊乱，唯一担心之事是流氓聚众滋事，政府已严加防范。[34]
其实，就在阎锡山刚向北京政府上报山西学生秩序井然后，太原大中学校学生6000多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前往省议会和督军府请愿，重申“二十一”条和查禁日货等。学生行至督军府时，阎锡山设置三道防线恫吓学生，一是皮带队，二是矛子队，三是盒子炮队。学生毫无惧色，情绪十分激动。阎不得已只好派贾景德接见学生代表，答应将向北京政府转呈学生要求及其请愿书。暗中命令各校校长强迫学生尽快复课，声称如哪一学校先复课，就给哪个学校校长记大功。可这些举措并未发挥多大作用，学生爱国情绪仍很高涨，并得商界支持。[35]于是，阎锡山加强对舆论和信件的严密监视。据报载，阎锡山不允许在省报登载反对他的论调，不允许发行对他不满的新闻，不许京津沪各大报有山西特约通信员，并派专人严格检查书信和报纸，凡有诋毁阎政者一律没收。[36]这种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立即见效。5月28日以后，山西学生与京津的消息完全中断，去函问询亦无复书，往来函多被政府扣留或隔离。[37]
山西学生掌握全国学运动态的途径虽受限制，但他们爱国心的表达并未受影响。5月29日，山西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山西学生罢课宣言》，抗议政府在欧约上签字，声称“民国四年五月七日之条约，强权威胁，隐忍构成，竟能发生效力，今日山东青岛交涉，公法昭昭，人曲我直，由复归于失败亡国，道线日迫一日，凡我国民谁不痛心。更可痛者留日学员以爱国举动被拘被殴，备遭奇辱，我政府亦未严重交涉，以鼓士气而振国威，此关于国耻不得不暂行休业，策励挽救外交者”。[38]
6月3日，北京政府大肆逮捕学生，引发上海、厦门、芜湖、南京等地纷纷罢市。[39]面对蓬勃发展的民众运动，曹汝霖被免职，总统徐世昌和军警向学生团道歉，学生游行讲演日增，军警不敢过问，上海罢工风潮更剧。[40]5日，山西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号召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营救被捕学生，决定以大规模的行动声援北京学运。随之，太原大中学校学生数千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许多市民、店员和工人加入游行队伍。[41]五四运动扩展，引起政府高度警惕。田应璜电函阎锡山，防止袁希涛[42]入晋，担心袁煽动学生，会使山西出现犹如上海的罢课风潮，致使晋省政治有“面蝇白璧之污”之象。[43]获讯后，阎锡山加强戒备，劝导学生理性爱国。对6月的全省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训话时，称“人之言动举止必须适时，不论先时后时，皆无益而有害。应抱持现在该怎样就尽力于怎样，不可以不适时的言行，自误误人，甚至误国”。[44]言下之意是作为学校毕业生，要清楚自己的角色，适宜适时地做力所能及的事，而不要盲目从众。但山西学生的罢课请愿未顺从阎意，一直持续到暑假。其时中国代表团未在和约上签字，全国学运始趋低落。然国务院不知从何处得到传闻：山西陆军各学堂学生三四百人，因青岛问题，拟带全副武装进京请愿，并将此电告阎锡山。[45]正定守备队队长亦称“奉曹督军（锟）急电云，有山西学生二百余名武装来石，如此项学生到时，务必止其北上”。奉军驻石家庄第一团团部亦接到陆军部同样电文。[46]田应璜听到这些谣传，当即派人四处查访，得知山西学生进京纯系他人鼓动，并无其事。[47]
但是，阎锡山相当重视学运，担心会危及他的当政地位，积极劝谕民众。他觉得五四运动中国民外交如此高涨，而列强忽视中国权益，根本问题是“弱国无外交”。因此，他提出要救国只有自强，中国应在发奋图强上下功夫。[48]劝导各校学生要“自知自能”。“若不了解何谓爱国，如何爱国，国何以立，何以亡，则名为爱之，实足以误之，良可慨也，当深思之”。[49]“爱自己兼爱国家”，“救国家须从根本上努力，如名气表现固可为外交之后盾，然罢课旷时，是以假误真，适足误国，非真爱国。对山西人民之安宁，余必尽力维持，望诸位助余培养民德、民智、民财，作为生存之根本”。[50]可见，他觉得爱国首要做好本分，发奋图强、增强实力是爱国的有效办法。在他心中，秩序至关重要，只有维持治安，民众才能生存，有了生存才能增强实力。增强实力需通过民德、民智、民财的培育。只有国人实力增强，国家实力才能强大，外交权益才能获得。阎锡山的论断看似不无道理，然在其时列强环伺、武人纷争、派系政争的政治实态中，民众都如阎锡山一般，只看重集团利益和自身权位，国家的救亡之路将会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