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运的有序进行与新思潮的被禁
山西学运停息将近两月，阎锡山仍对学运存有顾虑。9月14日上午10时，山西省国民师范、留日预备等校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师范学生1100余人、留日预备学校学生600余人、留法预备学校学生100余人、考取技术员的100余人、教导团学员500余人、步十团普通班学生160余人，共有学生2000余人齐集文庙，各校教职员和各旅团营长、各厅道长官均参加，阎锡山借机劝阻学生不要游行、罢课，对学生讲：“各学员来此求学所费的钱，无非是取之于民，要平心静气地想人民出钱供你们是为什么？并不是为你们没好衣穿，没好饭吃，反拿出钱来养活你们，实在是要求你们爱国不至于跟着作奴隶，办事的人设立学校也就是这番意旨，所以你们要好好地求学问，几算是爱国的真本领，如不，爱国的路径一味胡行，那就恐怕爱国反倒害了国了。”省议会议长崔廷献亦开导学生：“上课是学生分内的事，无论何事也不能比上课的事要紧，如有不得已的事只好请假，如漫然不上课就是罢课，一人罢课就一人搬出校去，一班罢课就一班搬出校去，全体罢课就全体搬出校去，学生罢课之日，即学生开除之日，亦即学校停办之日，决不稍存客气。”“此次对于学生系采自治主义，故管理学生非常宽纵，考察学生非常严密，冀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以验各学生之能否自治。”[51]在此约束下，山西学运渐趋消沉。
与学运相伴，各种社会思潮得到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品在山西市面出现，有《民声丛刊》《近世科学与无政府主义》《工人与国家新生命》《养人伊万》《兵士须知》《告下士》《工人宝鉴》等。针对此类传播新知的宣传品，国务院参陆部专电各省，要求查扣刊物、严查邮件。[52]阎锡山获悉，当即电复内务部等表明立场，山西将严防过激党利用印刷物煽惑鼓动，已下令山西内部严密查禁，发现山西并无过激印刷品。[53]新思想在山西的传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11月，福建发生日人殴伤学生案。祸端缘于国民提倡国货、抵制日货，以致日人怀恨发泄，出动军舰、水兵威胁，激起学生强烈抗议。[54]福州事件的发生再次刺激了中国民众的排日情绪，国民外交更趋高涨。福州交涉国民大会到会者达到50000多人，议定抵制日货。[55]山西响应号召，抵制日货，遭到省府镇压，政府却将责任归咎于学生不安分，非政府不支持民族主义行动。阎锡山向全省学生发出手谕，“学不下个做好人有饭吃，学个什么，诸生当以此求学，不能教人做好人、教人有饭吃，活个什么，诸生当以此立志”。[56]意思是不论学生，还是教师都应以“做好人，有饭吃”为目标而努力，不应专注其他。可这并未阻止民族主义对青年人的吸引。12月，山西学生团控告运城长官捕拿抵制日货学生，将其见报。阎锡山捏造谎言，向李庆芳解释运城中学事件非因抵制日货而引发，“运城中学事，缘有学生四人，素不安分，校长为整顿校风计，拟将该生等开除。风声先露，该生等遂借端殴打，实则学生讲演回校，始发生此事，并非校中有所阻挠，该处长官现亦无捕拿学生之事”。[57]借此巧妙地掩盖了压制学生运动的真相。
山西学运虽受到当权派的打压，但政府并不能扼制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继福州惨案后，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日货调查员在东门内魁发成洋广杂货铺调查私运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毒打，警厅非但不惩办凶手，反而于翌日出动军警殴打并逮捕马骏、马千里等20余名示威请愿学生和各界联合会代表，查封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学生团体与政府展开斗争，上海学生总会决定实行全国总罢课。[58]国务院要求各省长官“亟应设法严切取缔。除北京方面，已饬严密防范外，希即督饬所属，切实劝诫令其照常上课，一面严行防范，勿任滋扰。设有逾轨行为，即时依法制止，以重公安”。[59]阎锡山表示已令所属严密防范。[60]
政府对学运的干涉和镇压，使学生运动逐渐由外交向内政转移，由反对列强向反对北洋统治转变。上海学生会散发传单，呼吁“推翻政府，另建民国，罢市罢工，抗捐抗税”。[61]太原各校代表在总干事大学校部议决，与上海、南京采取一致行动，决定4月28日实行罢课。各校学生在是日下午1时齐集文瀛湖畔，由各校会长报告一切后，游行街衢，手执白旗，上书“反对山东直接交涉，废止军事协定”。不过游行队伍的秩序极为整肃。组织讲演队，以一校为一组，在人烟稠密处轮流讲演。同时，总干事部召集大学、法政、农业、工业、商业、师范、阳兴、明原、第一中学等9校代表会议，议决罢课。5月4日，学生罢课至下午1时，全体学生排队游行街巷，由各校军乐队引导，依次赴省署、军署、道署、各厅、各处、各会、各机关，送宣言书，请求援助游行，每人举白纸旗一面，上书“反对直接交涉，废除军事协约，宣布中日密约，热心爱国，唤醒国民奋斗救民”等字，游行结束，各归各校。[62]而国民师范、外国语学校、医学传习所等均持旁观态度，未参加游行。有些学校即使参加罢课，亦是从众心理驱使。诚如《申报》记者所言，山西的学生罢课完全出于敷衍面子，而非自动。学生罢课结束，又自觉进入学习状态，政府当局并未将此次学生罢课当回事。[63]这足以说明，山西省的学生运动受到严密控制，在政府操控范围内才能进行。这种控制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校方的压制；二是政府的严控。
学生的有序上街游行，使校方管理者觉得没有制止学运，有愧于省府，甚至担心政府问责。大学、法政、农业、工业、师范中学、阳兴、明原等校校长，以为未能制止学生罢课，即赴省署辞职。事实上，从游行队伍的秩序来看，各校校长在阻止学运方面是做了许多工作的。自学生罢课始，各校纷纷电呈教育厅长。教育厅长闻知学生罢课，随即通知各校长由教职员劝导学生上课。[64]
运城道尹马骏电阎锡山“顷据稽查员马占春报告，学生在街游行讲演，日渐激烈。有演说‘自上年五月四日以后，政府已无爱国思想；各长官脑筋中亦无国家二字；现在政府，为我国民不可信赖之政府，必须我辈爱国国民重新改造；我等以后不可信赖官厅，须要自由行动’等语。措辞激烈，骇人听闻，实属大碍秩序，有妨治安。若不取缔，后之演说，恐更有甚于此者”。“查此类讲演，实属悖谬异常，嗣后如再有类此情事者，应如何处置？乞电示遵”。[65]阎锡山未曾复电，而在观察全国学运态势，并向中央政府表明他在抵制新潮，严密防范过激主义传播；[66]要李庆芳注意北京及全国学运动态，随时通告于他。[67]据李称，靳云鹏内阁对阎锡山处理山西学运的方式没有太多批评，李劝他设法了结河东中学与女校罢课之事。[68]阎锡山当即采取措施促使学生复课。由此，山西学运在政府与学校疏导下渐趋平息。同时，阎锡山禁绝新思想传播。《平民钟周刊》原名《平民周刊》，是山西学生界的出版物，对阎锡山的政教合一、洗心自省抨击颇多，而对杜威、罗素、胡适、陈独秀诸人的著述颇有兴致，引起阎锡山反感，阎停止其邮寄权，并要求严格检查邮电，宪兵、侦探严密监视入境和出境人，在火车上盘诘甚密，在旅馆内随时严侦，使得送报人不愿代送《平民钟周刊》。[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