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媒介中的五四学运和政争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的传播和影响，中国的社会交往发生了巨大变化，媒介的作用十分突出。其中，电报作为一种新型媒介，是政府信息流通的重要手段。巴黎和会期间，阎锡山获取的信息，就主要来源于晋籍在京官员的函电。这些函电是阎锡山了解中央政治的可靠信息源，亦是晋籍官员向他转达时政动态的重要渠道。通过函电，阎锡山了解到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交涉和中国政府的态度。即中国代表提出中国伸展国力的障碍是日本，请与会代表讨论。日本觉得受辱，通知中国政府：中国代表立即取消提议，发言受日本代表指挥，否则日本将对中国宣战，永久占领山东全省。^[5]更为过分的是，日使要求撤回中国代表顾维钧和王正廷。^[6]北京政府极力抗议，嘱咐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相机提出与日秘密外交。^[7]

阎锡山获悉中央政府的立场，急电晋籍在京官员葛敬猷，“前因改籍敌侨及在晋敌国教士应否分别留遣，三电请内部核示，迄未得覆。遣期迫近，望速到部探听，并设法催促为要。”^[8]可见，他准备对山西的日本侨民采取行动，以配合中国外交。但他的请求函电并未获北京政府答复，只好让葛敬猷亲自去外交部探问。

面对日本的强权外交，巴黎和会主席团对日妥协退让，牺牲中国利益，要求中国代表在和约上签字。北京学生得知，纷纷上街游行，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国民外交兴起。面对激昂的学生运动，北京政府恐慌，一面抚慰学生，一面指示各地抑制学运。5月7日，北京市政公所督办吴炳湘致电阎锡山，详陈学生捣毁曹汝霖宅，殴打章宗祥，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北京各校均已照常上课等时讯，要求山西加强防范，警惕学运。^[9]阎锡山怀疑吴炳湘函电的真实性。为获确切消息，再电葛敬猷等人，“北京学生团殴打章公使（宗祥）被捕后，近两日举动若何？有无罢课、开会情形？政府若何措置，各省有无响应？”^[10]晋籍在京官员李庆芳当即电告阎，“被捕学生，已一律释放。元首（徐世昌）曾派袁绍明面嘱吴总监（炳湘），不可操切；又有熊希龄保释；曹、陆、章亦不欲重办学生，暂以法厅起诉，作一结束。各省以文电响应者颇多，尚无暴动。京城由警备司令暂行戒严”。研究系与安福系斗争激烈，研究系指控徐树铮有焚杀大学之谋，安福系指控熊希龄、汪大燮、林长民“卖国”。^[11]

为进一步获得可靠信息，阎锡山还向晋籍安福系人员田应璜打探北京的学运和政局动态。^[12]田称：“学生风潮，近稍平静，章公使（宗祥）无性命之忧。五、六两日，大学罢课。七日，外交协会召集各界开会，为警厅所制止，遂将学生保放，可望和平。此事主动为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等，欲以外交失败之罪加诸曹、章，以牵动合肥（段祺瑞），用意至为深险。”^[13]总统徐世昌与总理钱能训针对捕放学生存有分歧，徐主张完全释放被捕学生，钱却认为当时就不应捕拿学生，既以为之，就应先追究主使，可借此收场。况且被打的章宗祥病情仍危，颇难措置。^[14]由此可知，五四运动的发生，直接缘于研究系和安福系的政争，研究系的外交人员林长民等人借中国外交失利，鼓动学生游行，攻击中央政府。学生运动发生后，中央政府在对待学运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府院交恶激烈。

北京学生积极声援外交的行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支持，甚至引起政府当局一些政要的同情，但学运背后的政治斗争，仍旧逃不出中国政治博弈的怪圈，某些政治集团借学运，进行派系斗争。在权力的诱惑下，他们混淆国家利益与集团利益的轻重关系，更多考虑自身集团的利益。难怪北洋时期的派系斗争风气日盛，甚而演变成军阀间的战争。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竞逐，不免影响到整个民国政治的良性运转，不仅使学运在外争国权的斗争中偏离主题，而且使北京政府的派系斗争及中央与地方的政争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