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严守服务道德，带头垂范，反对特殊化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37]毛泽东是我们树立良好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在井冈山时期，他时刻想着贫苦农民，在寒冷的冬天把自己的棉衣送给农民。“毛泽东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与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是格格不入的，凡是官僚主义盛行的地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定解决不好，人民群众的利益一定严重受损”。[38]在井冈山，毛泽东、朱德与红军战士同甘共苦，每天只有五分钱的伙食费，吃着红米饭，喝着南瓜汤，粮食紧张时候，还带头吃野菜。他们身先士卒，与普通战士一起参与劳动，共渡难关，极大地发扬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后来，毛泽东于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感慨地提到了当年异常艰苦的战斗环境。
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生活非常简朴。毛泽东指挥作战、率军行动的时候，与红军指战员一起爬山越岭，徒步行军，并经常将自己的坐骑让给红军伤病员用。1934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与警卫员、江西军区参谋长到长胜县做调查研究，这期间按照规定也缴纳了食宿费。几十年后，存于瑞金纪念馆的当年伙食账本上清楚地记载着：“7月18日，主席毛泽东一行四人，照章交来膳宿费壹圆捌角。经手人：陈奇涵”。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和中革军委主席，在红军队伍中一点也不特殊、不显眼，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他是红军的最高统帅。开国上将肖华参加红军后担任了红四军军委的青年委员，他回忆了当时和朱德总司令谈话的情形。“经毛主席介绍，我认识了朱总。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像一个朴实的农民，和蔼可亲”。[39]《红色中华》编辑部于1934年3月13日向全体苏区军民发出了“为四个月节省捌拾万元而斗争”的口号，一周后就收到了陈云、博古、邓颖超等二十余位从白区到苏区工作同志的联名信。他们在信中声明，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张闻天、刘少奇、项英等同志都带头艰苦朴素、廉洁奉公。
“延安时期，毛泽东布衣草履，素食茶饭，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一起吃同样的小米饭，穿同样的补丁衣服，享受同样的生活标准，并且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经常忘我地工作，警卫人员见毛泽东总是穿着打着补丁的单薄棉衣，利用雪天为其打了一些银狐，为他做了一件狐皮大衣，可毛泽东却婉言谢绝，并建议把珍贵的狐皮大衣卖到国统区，为延安换回一些紧缺的物品。周恩来和任弼时都参加了纺织生产比赛，两人还被评为纺线能手。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两袖清风，住在旧窑洞里，身体虚弱，仍拄着拐杖坚持深入农户家，嘘寒问暖、了解实情。朱德自觉参加大生产运动，经常背着粪筐拾粪积肥，驻扎到王家坪后，还开垦了3亩地，种了10余种蔬菜，种植的大南瓜还在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得到了展览，使参观者备受感动和敬佩”。[40]一位老延安人回忆道：“延安时期那么纯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其中。”[41]中国共产党人用坚强的党性塑造出了优良的党风，用“延安作风”代替了“南京作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形象！连美军观察组都发出感叹：“延安使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在进驻西柏坡时期，毛泽东亲自到田间地头指导老百姓种水稻，全国土地会议参会代表的马啃了老百姓的树皮，刘少奇亲自派人核实并予以赔偿。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不搞特殊化。“毛泽东不但不为自己搞特殊化，也同样不允许亲属、子女谋取特殊待遇。全国解放后，毛泽东的舅家文家，常有人到北京探望毛泽东，回去之后有些人则以自己是毛泽东的亲属自居，骄傲起来，不服政府管。为此，毛泽东致信地方党委、政府，强调他的亲戚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42]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七个月没有吃肉，也不喝茶。当时全国各级党的干部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影响带动下，都与群众共甘苦共患难，这种伟大的榜样力量深深地感染和教育着广大人民群众。1956年以后，刘少奇到基层视察的次数特别多，差不多一年当中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基础。每次外出，行前他总要嘱咐随行人员到外面不准向人家提要求、接受礼物，不要让人家接送。那时候，按照国家的规定，刘少奇外出要坐专列火车。每到一个地方，当地政府总是安排他住高级宾馆。但是他为了少给地方添麻烦，经常吃住都在火车上。1960年5月中旬，刘少奇视察河南、陕西、四川后，带领几名水利专家，从重庆乘“江峡”号顺江而下，考察长江流域。在刘少奇考察途中的一天傍晚，其客轮所在区域遭遇了龙卷风，一场暴雨倾盆而下。离刘少奇的客轮不远处的几条小木船跌落在浪谷里，喊救人的声音隐隐约约地传了出来。有人提议赶快救人，有人说，我们的客轮偏离航道救人的话时刻会有被大浪冲翻的危险，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刘主席的绝对安全，客轮不能轻举妄动。而此时，刘少奇正在船舱里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对船舱外发生的一切全然不知。当随行人员把情况向他报告后，刘少奇立即站起来，当机立断地说：“就是因为这是国家主席的船，更应该抢救落水群众，请船长指挥，立即行动！”说着大步走出船舱。船员们和工作人员看到刘少奇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都立即投入奋力抢险中。最终，落水者被一个个从死亡线上救了上来。1961年刘少奇去东北大小兴安岭视察林区，前后一个多月，他一直吃住在火车上。铁道部门有个规定，遇到专列通过，沿途客货车都要让路，以保证首长的行车时间和安全。刘少奇对此很注意，每次都嘱咐秘书转告有关人员，不要影响客运车辆的正常运行，以免影响群众的旅行。他总是让秘书转告铁道部门，停车要停到不用的岔道上。周恩来要求领导干部要知足常乐，他带头“过生活关”。生活关，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物质生活方面，要知足常乐，“要觉得自己的物质待遇够了，甚至于过了，觉得少一点好，人家分给我们的多了就应该居之不安。要使艰苦奋斗成为我们的美德”。[43]在实践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长期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从不追求生活上的奢华，并叮嘱自己的亲属要扎根于本职工作，一切按照原则办事，不能受到特殊对待。当他发现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开始以功劳自居，认为革命任务已经成功，可以放松警惕，降低对自身的要求，开始贪图享乐，心痛不已。他大声疾呼：“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四百零七个人应该做出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44]他强调党的干部要保持政治本色，重申干部的地位和角色，干部“如果图享受，怕艰苦，甚至走后门，特殊化”[45]，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提倡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任何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任何共产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46]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拒绝诱惑吧，那样你才有更多的机会，做出崇高的事情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建构了一个强大的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网络，从而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最为密切的联系，使党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