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彦成与固原城①——兼论《重修固原州城碑记》的文献与文学艺术价值

刘衍青②

摘 要：固原古城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历史遗存，同时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在固原城的修筑史上，留下了许多历史人物与有关这座城的故事，清代大学士阿桂之孙那彦成便是其中之一。那氏在嘉庆十四年第二次出任陕甘总督时，不顾有司反对，“以工代赈”重修固原城，后因此事而“论大辟”，表现出他为官特立独行的风格，也反映出他立足国统大体而看待“城”之尊严的原则。他撰写的《重修固原州城碑记》疏笔勾勒出固原城的修筑史，成为珍贵的文献资料。碑记文字洗练、结构整饬，碑刻秀隽匀整，刀工遒劲流畅，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鉴赏价值。

关键词：那彦成 固原城《重修固原州城碑记》文献 文学艺术

固原是陆上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镇，也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城墙、关隘、墓地、石窟等。除此之外，“固原方碑圆碣，难以缕数”（《民国固原县志·凡例》），碑碣也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其文字与雕刻具有文学和文献双重价值，而碑碣作者与固原在历史长河中的偶然交汇，又生成了鲜活的历史记忆。据《宣统固原州志·艺文志》所录，明清两朝固原历经天灾人祸，幸存的重要碑碣文就有70多篇（则），实际数字应远不止于此。其中，那彦成撰的《重修固原州城碑记》（以下简称为碑记）具有多重价值，它既是固原筑城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又反映出那彦成为官的风格，且碑记的行文与碑刻又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鉴赏价值。

一、那彦成与固原城之渊源

那彦成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字韶九，一字东甫，号绎堂。他出身显贵，满洲正白旗人，是大学士阿桂之孙。乾隆五十四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直南书房，四迁至内阁学士。嘉庆三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后迁工部侍郎，调户部，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擢工部尚书，兼都统、内务府大臣。表面上看，那彦成官运亨通，手握权柄，然而风光的官衔背后却是险恶的政治，最终他以“误国肇衅，褫职”结束了仕途。两年后，即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彦成抱恨而卒。死后，清宣宗追念那彦成在西北平定少数民族叛乱时有功，“赐尚书衔，依例赐恤，谥文毅”。

那彦成曾于嘉庆九年、嘉庆十四年、道光二年，三次赴任陕甘总督，任期内为陕甘百姓办了不少实事。《重修固原州城碑记》是他第二次任陕甘总督时，主持重修固原州城后所作。据碑记载：“嘉庆庚午（1810年，作者注），余奉命再莅总制任。”此时的固原正遭受亢旱之灾。那彦成一面“颁章程，赐赈弊，俾饥民沾实惠，顾敢用民力修作致重困”，一面在思虑重修固原州城之事，“既而思之，城工事固不可缓”①。由这段回忆可知，那彦成初莅固原，虽然为抗旱赈灾而焦思，但他仍执著地认为修城之事不可延缓。一方面，这可能缘于他对固原城池现状的实地考察，即他在碑记中所述：“（固原城，作者注）岁久日倾圮。”已经到了不得不修的地步。另一方面，也缘于他对“有司屡议修而未果”的不满。因此，甫一上任，他便想促成修城的计划。那氏重修州城的提议遭到了其他官员的反对，他在碑记中记道：“方余之议重修也，或疑为不急之务。谓是州之建在明，时套虏窥伺，率由此入。惟恃一城以为守御。州境延袤千里，北接花马池，迤西徐斌水诸处，又与敌共险，无时不告警。当时之民惫甚，故城守不可不讲。若我国家中外一统，边民安享太平之福百有余年，城之修不修似非所急。”①由此可看出，清嘉庆朝的官员沉浸于“太平之福”中，认为固原城防御外敌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修不修无所谓。但那彦成力排众议，想出“以工代赈”的两全之策，解决了赈灾与修城之矛盾，并立即付诸行动：“以十六年闰三月兴工，次年秋工竣。计是役募夫近万人，用帑五万余金，民乐受雇而勤于役。”②那彦成“以工代赈”表现出他一贯的为官风格：勇于创新、敢作敢为。而他也因为有为，令当朝皇帝头疼。他第一次出任陕甘总督时，皇帝就手诏戒曰：“汝诚柱石之臣，有为有守，惟自恃聪明，不求谋议，务资兼听并观之益，勿存五日京兆之见。”③但他并不以为然，在随后任两广总督时，以“兵不足用”为由，招抚广东土匪头领黄正嵩、李崇玉，使盗匪五千余人先后投降，并给投降者奖以官衔和银币等。皇帝原本派他去治理土匪与海寇，他却赏盗，因此遭到巡抚孙玉庭的弹劾而被降蓝翎侍卫，充伊犁领队大臣。④

那彦成于嘉庆十八年第二次离任陕甘总督。据《清史稿》记载，嘉庆二十一年，“（那彦成，作者注）坐前在陕甘移赈银津贴脚价，褫职逮问，论大辟；缴完赔银，改戍伊犁。会丁母忧，诏援滑县功，免发遣”①。“移赈银津贴脚价”与“以工代赈”重修固原州城、兰州城有关，这次的确是惹怒了皇帝，以“论大辟”治罪，倘若不是缴完赔银，恐将性命不保。那彦成当初没有听取有司的意见而坚持动工修城，并将赈灾与修城合而为一，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但他依然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事，保持了为官的务实与锐气，并不是顾忌官位而不作为，这一为官风格也是他多次被弹劾的主要原因。《清史稿·那彦成传》中对其盖棺定论的评价为：“那彦成遇事有为，工文翰，好士，虽屡起屡踬，中外想望风采。”②其中“遇事有为”四个字的评价也很中肯，而“屡起屡踬”则是他官场生涯的真实写照。那彦成虽然出身显贵，但却难逃政治人的命运，可贵的是他在被拨转着东奔西颠时，保持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卓尔不群的个性，从官方为他撰写的传记看，他的政治生涯中败笔甚多，却依然令“中外想望风采”，不禁让人钦佩、感叹！

那彦成第二次任陕甘总督时，不仅重筑固原州城，而且修了兰州城，撰有《重修兰州城碑记》，现存于西安碑林。从这两篇碑记可看出那彦成目光远大的筑城观念。他认为“城郭之设，金汤之固，本以卫民，体制宜然。犹人居室，势不能无门户”③。他立足城墙对城池的护卫作用，认为重筑、修补城墙是国家体统使然，并将城墙比作普通人家的门户，绝对不可以没有，指出地方官员有责任也有义务护持好一座城的城墙：“守土者安可视同传舍，任其毁败，致他日所费滋多。”④从那彦成的论述可看出，他对一座城市的“城”十分看重，绝对不允许城墙破敝而失去固城之功能，这也是他初莅固原，看到固原城“岁久日倾圮”，便极力促成修城之事，从而使失修多年的固原州城“倾者整，圯者新，垣墉屹然，完固如初”⑤的原因从碑记的文字我们能够感受到那彦成面对旧城换新颜的自豪与满足之情。

那彦成不仅将“城”看作守护城池的“门户”，而且将“城”视为一座城市对外交流的窗口，这也是他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固原城与兰州城修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重修固原州城碑记》的结尾，他回顾自己“救荒之策既行，设险之谋亦备”的创举，无比欣慰地抒发情怀道：“从此往来陇西者，登六盘而北眺，谓坚城在望，形势良不虚称矣。”而在《重修兰州城之碑记》一文中，那彦成更是多次强调“城”之壮观、雄固的重要性。篇首即云：“国家建中立极，法度修明，所在郡邑城郭例得以时葺治，省会之区金汤尤重。所以慎封守、隆体统也。”①接着阐明兰州“是陕甘督臣驻节之所，面山为城，倚河为津，形势最要”，以突出筑城的必要性，继而详细列出经由兰州入觐的各少数民族的名称，强调兰州城“其所系于观瞻者尤不同。都会名区曾堙周郭，允宜完缮，以崇体制”。那彦成将“城”之形貌与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相提并论，“城”之观瞻犹如国之体统，不可任其破败而不管，足可见他对“城”之认识的高远。在这篇重修兰州城碑记的结尾，那氏登城远眺，自豪感由衷而发：“临于其上，俯瞰洪流，远连紫塞。不独郡人士喜新斯城，谓言言仡仡与古金城名实相副；即凡重译远来，襁属戾止者，获观城之高、池之深、军旅之壮盛、闾阎之富庶，莫不怀诚归命，欣欣然向慕而肃敬。是郡城之雄峙维新，因西域往来者之一钜观矣！”②可见，“城”还以壁坚垒崇的雄伟之态，传达出国富民强的盛世之音，承担有说服其他民族归顺的历史使命。那彦成的这篇碑记与《重修固原州城碑记》撰写时间同为嘉庆十七年，二者对读，更加清晰地反映出那彦成立足高远的城建观念。

二、《重修固原州城碑记》的文献价值

那彦成的《重修固原州城碑记》是固原城建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那氏在碑记之首，从固原险要的地理位置入手展开叙述：“兰郡迤东，形势莫如陇；陇之险莫若六盘，六盘当陇道之冲，蜿蜒而北折，有坚城焉，是为固原州治。”他用“坚城”二字，既表明固原城重要的军事价值，又说明固原城池之坚固。在述及固原城修筑的时间时，他用语谨慎：“州本汉高平地，即史所称高平第一者也。”①那氏的这句叙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固原何时设郡，二是固原何时筑城。《后汉书·郡国志》载：“安平郡，武帝置。高平有第一城。”②《通鉴辑鉴注》曰：“今甘肃平凉府固原州是。”由此可知，固原在汉代即设置了郡治，而古代设险守国，城治为重，应该在汉代就筑有城墙。在那氏看来，固原（高平）既然是汉代安定郡治，又有高平第一城，郡治与城池自然同时存在，所以不必赘述。

《宣统固原州志》在“城池·固原州城”条目下，按时间顺序，回顾了固原城的修筑历史：“北周始筑城，明景泰时重修，成化时增设堞楼，弘治时挑成壕堑。万历三年，总督石茂华以土筑不能垂远，乃甃以砖。”③此处的“北周始筑城”应指较有规模地修筑固原城，倘若固原城的修筑始于北周，那么就意味着，汉置高平城至北周700多年的历史中，固原的郡县设置始终存在，却无城池护持，而固原是军事重镇，这是不合情理的。《民国固原县志》对《宣统固原州志》的这一记述提出了质疑：“汉后历魏、晋、周、隋，郡县异名，所治不废时，其启闭岂无阇闉。且如姚石生之请都高平，萧宝寅之据于高平，宇文泰之行原州事，谓无陴橹之足恃乎？惟其或圯或缮，未得其详。”④此时，距离编修《宣统固原州志》已经过去了整整39年。而高平第一城修筑的情形确实因时间久远，在没有发现新的考古文物或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将成为未知。幸运的是， 1982年在现固原二中考古出土的汉代高平城的文物中，有曲尺形灰陶水管，五角形陶水管，陶漏斗，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瓦当，铺地花纹方砖等重要文物，2003年又出土了回纹空心陶砖等。出土文物可以说明高平城的城市排水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格局。因此，学者通过史料与出土文物互证，得出结论：“高平城的修筑，成为固原城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①如今看来，那彦成关于固原城的筑城史从高平城开始追溯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那彦成的《重修固原城碑记》对固原城的修筑与修葺做了疏笔勾勒：“北魏于此置原州，以其地险固，因名固原城。建自宋咸平中。明景泰三年重筑，疑就高平第一旧址为之，今年远不可考。……国初特设重镇。康熙庚寅，乾隆己卯，修葺者再。”②那氏对明景泰年重筑固原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明成化五年、弘治十五年、万历三年曾多次修缮固原城，那彦成都略而不记，唯独对明景泰年重筑后的固原城有具体述评：“观其城内外两重，内周九里，外周十三里许，规模宏阔，甲于他郡。”文字虽简略，却突出了新修固原城之宏伟。而“甲于他郡”的对比显现出固原城卓然独立之雄姿。碑记中将修筑时间记为明景泰三年（1451年），实际应为明景泰二年。1979年，在固原县（今宁夏固原原州区）城墙内出土了《重修镇戎城碑记》铭文砖一块，上面记载：“忽有达贼入境，将各处人口杀死，掳去官私头畜，家财尽行抢掠，不下万计，军民惊散，苦不胜言。”因此，“申奏朝廷”，动用五千余人，“于景泰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兴工重行修补。……景泰二年八月终工完”③。据这篇铭文记载，在这次修城时，还“掘出方砖一块，上刻大金兴定三年六月十八日巳时地动，将镇戎城屋宇摧塌。兴定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差军民夫二万余人兴工修筑，五月十五日工毕”①。可知，1219年3月固原发生了大地震，城墙遭到毁坏，当年四月开始修补，近一月后完工。那彦成的碑记追踪了两块铭文砖及其砖记，使固原城墙修筑的历史更加生动而完整。

此外，那氏在叙及明景泰二年的重筑时，疑其是在高平第一城旧址上所为，但由于没有史料可以佐证，便慎重地指出“今年久远不可考”。那彦成的碑记留给我们一个疑问：如果明景泰年的重修是在高平第一城旧址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古老的高平城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毁的呢？又毁于什么时候呢？这两个疑问，在清嘉庆十六年尚是待考之谜。《民国固原县志》给出了一个简略的答案：“唐初，此城（高平城，作者注）当经一度之毁弃。”②因何毁弃却语焉不详。如今随着学者对固原城建史挖掘之深入，这两个疑问已经迎刃而解。“元代的数十年，固原古城被废弃；唐代吐蕃陷原州期间，也有数十年的荒芜。这两个时段，是固原历史上地方政权建制在固原城的空缺时空。”③唐代虽然没有大规模重修固原城，但有人高度重视固原城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这个人便是宰相元载。唐大历八年，元载曾奏请皇帝重筑原州城。他曾任西州刺史，“知河西、陇右之要领”，乃向代宗极力建议道：

国家西境极于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草藨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坦墉，弃之不居。其右则监牧叛地，巨堑长濠，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不可艺，而有平凉在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徙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作，二旬可讫，贮粟一岁。④

元载画好地图，“使吏间入原州度水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具”。但由于田神功的阻挠，代宗犹疑不决。而大历十二年，元载被杀，筑城之事被搁置。《新唐书》和《旧唐书》关于元载欲筑原州城的记载基本相同，但《新唐书》更强调原州地理位置之重要，有“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①的记载。“西塞之口”即通向国家西边境的关口，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后杨炎秉政，欲行遗策，将要筑城时，却又因为刘文善据泾州作乱而没有实行。一直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吐蕃攻陷连云堡后，才在此筑城并屯之。那彦成的碑记将固原城修建的重要时间节点联系在一起，使后世人能够较完整地了解这座城市的修筑历史。

三、碑记的文学艺术价值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篇碑记笔墨洗练，结构整饬，以叙述为主，偶有议论，却不失点睛之笔——既阐明自己重修固原州城之经过，又表明修城之缘由。全文分为五个部分，每一部分功能明确。第一部分为碑记文体之常备的说明文字，说明撰、书碑记者的姓名及官职。第二部分是全文笔墨至为优美的部分，以游记散文的笔法开头，突出了固原州在历史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意义。接着，极其简要地点明了几次重要的修筑时间节点，言简意赅、详略有序。第三部分叙述修城之经过，对筑城所耗费的人工、银两及时间等详细记录。第四部分篇幅最长，作者将叙述、议论、抒情揉为一体，具体阐述其城建理念，运用比喻修辞的手法，强调修城的重要性，使单一的论述形象生动，即使普通读者亦能明晓其主旨。但通俗易懂并不意味着缺少文采，在这一部分，作者巧妙地利用修饰词，使起承转合衔接紧密而自然流畅，如作者在阐明修城之必要性后，又以假设句式，既强调自己主张修城的一片苦心，又表明皇帝体恤民情，将那彦成身为地方官想有所作为，又不得不处处谨慎行事的心理表露无遗：“使其可已，余曷敢妄为此议。况地方每遇灾祲，仰蒙圣天子轸念痌瘝，有可便吾民者入告，辄报可，立见施行。”此段用“使”“妄”“每”“轸”“辄”“立”等修饰副词，使文字感情浓郁而富有动作感，加强了碑记的情感色彩。紧随其后的“救荒之策既行，设险之谋亦备”句，对仗工整，可谓此一部分的绾结之语。而“从此往来陇西者，登六极而北眺”句跳出叙述，直抒胸臆，使新修之“坚城”呈现于读者眼前，也使碑记在开阔的境界中收尾。第五部分标明写作的时间：“嘉庆十七年岁在壬申秋七月朔日”，即1812年农历七月初一。刻石者为富平仇文发。

据说此碑记勒石刻成后，立于固原州城武庙前台阶下的北侧，民国时期拓展街面，移于院内，碑身毁于“文化大革命”。现仅有碑头、残片和民国时期的一张碑刻拓片藏于固原博物馆。文物研究者从存留的碑头及残片推断，碑为陕西富平青石所制，“碑首高82厘米，宽82厘米，厚13.5厘米。碑身长方形，通高为192厘米……阴刻楷书碑文17行，满行48字”①。由于碑身被毁，《重修固原州城碑记》的拓片成为难得的珍品，1986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另有一本拓片裱成的字帖，藏于固原原州区图书馆。

碑头呈圭形，碑额题“重修固原州城碑记”八个大字，为竖行两排阴刻小篆。碑额两侧各线刻游龙一条，二龙首攒集于额顶，共拱一颗火珠，即二龙戏珠图案，象征吉祥安泰、辟邪免灾。碑额下部饰水波纹，水波纹是中国传统雕刻中常见的修饰花纹，由水波抽象、变形而来，给人流动而富有生机之感，其表层寓意美好，如财源滚滚、吉祥如意等，深层则蕴含着博大的哲学内涵，如老子对水之至柔本性的推崇：“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若水。”碑首游龙旁饰有流云纹，疏密有致，刀法清晰而有力度。从碑首的书法与刀功可看出书写者与篆刻者的深厚功力。从拓片来看，碑文为行楷体，字体隽秀匀整，笔法劲健流畅，全文700多字，气韵流动自然、一气呵成，赏心悦目。

历史的偶然使那彦成停驻固原，重修州城，留下了《重修固原州城碑记》，距今已有200多年。此后，固原城又经历了多次修葺。至迟在1933年，中央陆军第17师49旅补充团还对雉堞、女垣、炮台、敌楼等做了修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疏于管理，砖石包砌的瓮城多刓剥陷落。1948年，叶超在编写固原县志时痛心地说：“膺司土者，触目惊心，欲施修浚，先宜加护焉。”①这一段话，如今读来依然令人警醒——城墙的保护比修建更重要！然而，令人痛心的是，1971年，固原古城墙不但没有得到保护，还被彻底毁弃，“砖包城”外面的古城砖被强行剥离，城砖用于修建防空洞。如今，古城墙只存有靖朔门内的一角——位于固原旧城西北角，此处城墙原在一看守所内，故幸免于难。2015年，固原城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令人欣慰的是，国家与地方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固原秦长城、旧城墙等古建筑的历史与人文价值，围绕着古城、古墙遗迹，秦长城遗址公园、城墙公园等建设规划正在实施，古迹的保护与利用终于完美融合。未来的日子里，固原人将可以在残缺而古朴的城墙下散步、休闲，充分享受历史与时代的赐予。这次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与古迹保护将会载入固原城建史。这段仅存的古城墙中浓缩着固原跌宕起伏的历史，也凝聚着历朝历代知名或不知名的“固原人”的功绩，其中，有那彦成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