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写作过程

历史的邂逅

1948年的一天，一位名叫约翰·麦克唐纳的《财富》杂志作家给通用汽车打来电话，希望能就通用汽车的柴油机业务采访一下董事长阿尔弗雷德·斯隆。斯隆接受了请求。两人在纽约洛克菲勒广场斯隆的私人会客厅里见了面。这次会面为他们日后十多年的工作往来，包括《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本书的出版，打下了基础。麦克唐纳很清楚，眼前这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于商业记者来说价值不菲。而斯隆也很欣赏麦克唐纳，因为他不仅才华横溢，而且善于和各行各业的大人物打交道，很多大人物似乎也很喜欢麦克唐纳。

1949年，麦克唐纳再次对斯隆进行了采访。这次他们探讨的话题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这个话题恰逢其时，因为当时的通用汽车已经是全美第一大实业公司，在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第一。尽管斯隆是一名自由经济支持者，但他很清楚：像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其一举一动必然会对公众造成影响，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政治异见，对此他不得不权衡考虑。斯隆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通用汽车的快速成长与反托拉斯法之间的潜在矛盾。在这次采访中他表示，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汽车市场出现了全面复兴，但他认为“通用汽车的市场份额回落一些无妨，保持在战前水准（40%～50%）即可”。他设想的是，即便通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见顶，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事实证明斯隆的判断是正确的），公司的经营绩效也会增长。

精明的麦克唐纳随即劝说斯隆：“应该把你经营大企业的经验写出来。”对此斯隆表示认可，因为当时的他已经不再担任通用汽车总裁了，只是保留了董事长和财务委员会的职务，因此能够腾出时间来做这件事。

1950年5月26日，斯隆在给麦克唐纳的回信中写道：“我愿意以通用汽车的经营为例，来阐述大企业的有效性这个话题……”不过斯隆同时表示，鉴于美国司法部正在对通用汽车展开反垄断调查，因此他的文章必须得到通用汽车法律部门的认可。

于是两人达成了初步协议：斯隆写一篇有关大企业经营的文章，然后交给麦克唐纳审校，再刊登到《财富》杂志上。

麦克唐纳其人

麦克唐纳是一名博学多才的记者和作家。他善于和各行各业的大人物打交道。这其中既有像斯隆这样的商业教父，也有像托洛茨基这样的政坛要人（在托洛茨基遭遇刺杀前，麦克唐纳曾专门跑到墨西哥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和诗人、小说家罗伯特·佩恩·沃伦是好友；和数学家、博弈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是好朋友；和地产经理人威廉·泽肯道夫是好朋友；和摄影师沃克·埃文斯是好朋友；和戏剧制片人罗格·史蒂文斯是好朋友……

麦克唐纳喜欢计谋游戏和博彩，而这在严肃记者中很少有。他尤其热爱赛马——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下注各项赛马活动。在没有赛马的日子里，他会下注赛狗，或者参加扑克大赛。他还邀请过去接受过他采访的一些名人一起打扑克，并最终和他们成了朋友。

麦克唐纳对于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尤其坚持，并且都做得很好：受妻子多萝西·艾斯纳和女儿琼·麦克唐纳·米勒的影响（两人都是画家），麦克唐纳爱上了现代派画作，并对此进行过不懈的宣传推广。受小女儿克里斯蒂·麦克唐纳（哈佛大学文学系教授）的影响，他对法国文学和哲学书籍有过深入研究。他写过有关飞蝇钓起源的学术著作。他曾为《财富》杂志撰写过有关扑克的文章，为此他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去研究诺依曼和摩根施特恩的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此后十年他迷上了博弈论，并在这一领域建树颇丰。他曾出版过一部重要著作《商业博弈》（The Game of Business），书中他运用博弈论分析了迪士尼等公司的战略问题。他还写过一本小册子，名为《扑克、商业和战争中的战略》。事实上，麦克唐纳曾不无得意地说，为了让《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本书读起来更精彩，他在内容的编排上也运用了博弈论：“要把企业故事讲好，就要特别关注企业所处的战略情境，关注情境中的人物、机构和团体如何思考及互动——这些往往是经典经济理论和决策理论所忽略的。战略的概念来自博弈论。”

麦克唐纳性格直率，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多次对斯隆提出过批评。他与人沟通坦诚直接，甚至不留情面，有几次差点与斯隆分道扬镳，但两人的惺惺相惜最终成就了这部经典。

不合格的初稿

在约稿后的两年时间里，斯隆迟迟不能完稿。一方面，斯隆的工作态度十分认真，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轻易下笔；另一方面，尽管此时的他已经卸任通用汽车总裁，但仍然非常繁忙。他曾多次恳请麦克唐纳“再多给一个月的时间”，并为此多次表达过歉意。他在1951年6月29日给麦克唐纳的一封信中是这样说的：

“我无法按期在你们9月份的杂志上发表文章了。尽管这件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我近来公务缠身，再加上素材的获取也不及时，这都导致了写作的延误。我准备7月下旬去温泉度假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旅游胜地）待上一个月，到时候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

1953年春天，斯隆终于完成了文章的初稿，取名为《商业的规模化及规模化的效率》（Business Bigness and Bigness Efficiency）。但麦克唐纳看完这份稿件后并不满意，他在6月29日给斯隆写了一封信，对这份稿件提出了批评：

“内容太抽象、太平淡了。不够具体，不够生动，人物性格也缺乏温度，没有反映出您在通用汽车的亲身经历……您应该讲述一段伟大的故事，讲述通用汽车的发展之道，以及这家公司面临过的主要挑战……”斯隆虚心接受了麦克唐纳的反馈意见，同时表达了继续做这件事的决心。

主题的确定

此后，斯隆和麦克唐纳两人又花了半年时间来探讨究竟写什么题目为好。斯隆先后提出过两个选项，但都被麦克唐纳否决了。一个选项是在“商业的规模化及规模化的效率”这个主题下增加一个小标题“给通用汽车股东的建议”。麦克唐纳认为，这样一来这篇文章就变成了一篇阐明公司立场的论文，难以让读者产生兴趣。另一个选项是“优秀管理者的特质”。麦克唐纳对这一选项也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尽管斯隆有资格做这个课题，但“理论研究对斯隆先生来说并非一碟小菜”，他的思想只有跟自身经历相结合才会熠熠生辉。对于麦克唐纳的这两项建议，斯隆都接受了。

1954年年初，两人终于就写作主题达成了共识，于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摆在了斯隆的面前：回顾自己在汽车行业近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阐明通用汽车的管理之道。

三人主创团队

1954年春季，斯隆主动给麦克唐纳打电话。他说仅靠自己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希望能有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进来。麦克唐纳对此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而斯隆也诚意邀请他。两人一拍即合，并进行了分工：斯隆负责讲述自己的经历，而麦克唐纳负责把这段历史写清楚、编辑好。在版税收入方面，两人约定五五分成。此后，麦克唐纳在斯隆的帮助下，向《财富》杂志提交了停职申请，专心参与本书的创作。对此，《财富》杂志欣然同意。

1954年秋季，他们从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院招募到了一位兼职学生凯瑟琳·史蒂文斯。三个人的分工是这样的：斯隆口述内容并用录音机录下来；其间他会暂停，然后和麦克唐纳交流商讨，这时候录音机会被关闭；当斯隆继续讲述的时候，录音机再打开；接下来，麦克唐纳把录音记录交给史蒂文斯进行整理；史蒂文斯整理完毕后，再交给麦克唐纳进行编辑。斯隆、麦克唐纳和史蒂文斯组成了这本书的主创团队，这一点从英文原书的署名（作者——斯隆，编辑——麦克唐纳、史蒂文斯）和斯隆在本书的前言中均可得到佐证。斯隆在前言里首先感谢的人是麦克唐纳，说“正是他跟我一起紧密合作，构思了这本书。他帮我将我所知道的通用汽车整理成文。我还得说，其实这里面还包括多年前刚启动这个项目时，我所不知道的或已经忘记的一些事”。接下来斯隆感谢了史蒂文斯，称赞她“从一开始就是我和麦克唐纳先生的亲密伙伴。她精神十足、聪明伶俐，并在组织和管理这样一个庞大复杂的项目中展现出了多方面的才华”。事实上，随着项目的进行，史蒂文斯不仅要负责文字的整理，还成为整个项目的项目经理，负责日常的待人接物、项目计划、调研安排、文档管理。当斯隆和麦克唐纳发生冲突（有时还很激烈）时，史蒂文斯则是两人之间的黏合剂。斯隆对史蒂文斯非常信任。斯隆曾说，史蒂文斯是他见过的所有人中，做这一岗位的最佳人选。他还把属于自己的30%的版税收入给了史蒂文斯，自己只留20%。项目结束后，史蒂文斯成为斯隆的私人助理，她也是为数不多可以对斯隆直呼其名的人（斯隆的做派很保守严谨，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大多数人都只是叫他的姓，称他为“斯隆先生”，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直呼其名，叫他“阿尔弗雷德”，而史蒂文斯就是其中之一）。

从基于回忆到基于事实

1954年12月初，三人主创团队合力工作两个月后，创作出了第一份样稿。麦克唐纳针对这份样稿提出了反馈意见。他对工作成果大加赞赏之后指出，仅凭斯隆对早期经历的回忆是不够的，因为每个人都会抱有偏见，而这种偏见容易导致选择性偏差。麦克唐纳觉得斯隆在回忆1918～1920年这段经历时，对威廉·杜兰特的评价有失偏颇：斯隆认为他“不过就是一名投机者”，而斯隆本人是很反对投机的，他笃信企业应该思考如何创造实际价值。这也使得斯隆最初对杜兰特的回忆囿于“投机分子”。当麦克唐纳指出这一点后，斯隆意识到了自己的偏见，随即改进了工作方法。麦克唐纳在反馈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我想特别谈一下有关杜兰特的那部分内容。诚然杜兰特善于投机，但也正是由于他的整合，通用汽车才得以创建。早期的整合其动机源于金融投机，其方法粗放简陋，导致很多业务胎死腹中，最终不了了之。但这是通用汽车的早期阶段，此后才有您（和杜邦资本一起）从1921年开始执掌大局，让通用汽车走上了组织管理和业务发展的道路，为公司做出了杰出贡献。事实上，业务整合和组织管理正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企业界的两大主题。您是站在原有基础之上，创建了现代企业……我认为，您在1920年提交给杜兰特的那份《组织研究》是本书的基础。”

这份1920年撰写的报告总共有28页，堪称当代组织设计中有关“协同控制下的分权管理”的奠基之作。有意思的是，这些保密资料的公开得益于司法部当时对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的反垄断调查——调查使得庭审记录得以公开，其中就涉及这份报告的内容。

改进工作方法

斯隆在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后，大刀阔斧地改进了工作方法。1954年12月15日，斯隆给通用汽车的17位时任和离任高管，以及各事业部和职能部门的时任负责人写了信，说明了自己写书的意图，并希望他们“能开放公司史料，提供相关事实，包括各个历史阶段的文档、观点、评论、故事等”。同时，斯隆也向他们保证，本书出版前会首先寻求公司高管、律师以及相关部门的认可。通用汽车的同事对此给予了积极的配合与响应。

1955年全年，斯隆、麦克唐纳和史蒂文斯三人都在忙于收集、整理通用汽车的素材，以及对部分管理者进行采访。随着调研的深入，斯隆发现这个项目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说，都要远远超过先前的预期。这已经不是回忆一段经历那么简单的事情了，需要的是更加大量、深入的研究。此时的斯隆感慨：“我头一回知道，原来写书竟是这样的。”

1956年2月，斯隆经历了丧妻之痛。这件事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他旋即辞去了通用汽车董事长的职务。写书成了斯隆的慰藉。他曾在庆祝自己80岁生日时这样说：“对我来说，往前看的事情不多了，但回头看的事情还不少。这也是值得欣慰的。”

斯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继续写书。此时他很想知道，读者和出版商会如何评价这本书。于是主创团队整理了一套样稿，其中包括目录、本书的前三章内容，以及《组织研究》的框架，总共约100页。他们制作了100份样稿并分发了出去——给先前接洽过的通用汽车高管和出版界的同人，以寻求反馈意见。反馈之热烈出乎意料：《时代》《财富》等杂志，以及多家知名出版社纷纷来函，竞相要求出版或连载这本书。这既给斯隆吃了一颗定心丸，也让他意识到：要想把如此浩大的项目做好，仅靠三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还需要聘请更多训练有素的人才。

在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莫里斯·阿德尔曼的引荐下，斯隆在1956年的年中聘请了产业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当时钱德勒还没有获得普利策奖），由他来负责对通用汽车过去三四十年的封存史料进行梳理。事实证明，这些历史文档对于本书的价值非常大，其中很多都是斯隆当年亲自撰写或者参与策划的政策备忘录、会议决议。由于时间相隔太长，很多事情斯隆自己都忘了。经过钱德勒的梳理，创作团队不仅在书中增补了若干重要话题（包括“铜冷”发动机、政策的制定这些章节），而且让斯隆的管理箴言——协同控制下的分权管理，有了坚实的事实依据。

此后，斯隆团队又先后向20多名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人才寻求了帮助，斯隆在书的前言中对他们一一表示了感谢。

1958年11月，本书的初稿完成了。创作团队准备了25份样稿，并再次发给双日出版社，以及《财富》《时代》等杂志，还有通用汽车和杜邦公司的同事，以及斯隆的一些朋友。反响依然好评如潮，出版商对这本书的兴趣也变得更加强烈。经过一番磋商后，斯隆于1959年1月跟双日出版社达成了出版的口头意向。但这时候，通用汽车法律部门的阻挠让本书的出版又推迟了四年。

推迟的出版

1959年3月，就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初稿完成后不久，通用汽车的顾问机构克拉瓦斯律师事务所（Cravath，全球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告诉斯隆，这本书不能出版，否则“会毁了公司”。因为20世纪50年代的通用汽车其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50%，这导致自1954年以来，美国司法部一直在针对通用汽车进行反垄断调查，并且要求通用汽车提供自1929年以来的历史档案。克拉瓦斯担心，这本书会让美国司法部抓住公司的“把柄”——本书的出版会让司法部门掌握通用汽车过去几十年攫取市场份额的更多细节，进而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斯隆做出了一个决定。1959年6月，他在给麦克唐纳的一封信中说：

“或许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就能对调查案有更多了解了。如果届时我还健在，我会强烈建议公司的法律部门对本书进行审查，哪怕这意味着延期出版。或许我们还要对某些内容进行删减，毕竟其中的风险不可小觑。”

此后主创团队的工作暂停。史蒂文斯留下来成为斯隆的私人助理，而麦克唐纳则于当年9月回到《财富》杂志。

之后的近三年，出版的事情毫无进展，而司法部对通用汽车的调查也没有音信。在此期间，麦克唐纳的律师朋友告诉他：“这本书能毁掉通用汽车”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它或许只是通用汽车及其律师团队为了规避风险，不想让这本书出版的由头。1962年2月，麦克唐纳起诉通用汽车，理由是“压制斯隆先生的书出版发行”。对于这场纠纷，斯隆介入不多。但他表态：只有在麦克唐纳和通用汽车协商一致的情况下，他才会同意出版此书。经过长时间的谈判以及对原稿的修订，最终通用汽车于1963年5月同意了本书的出版。

1964年1月，《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刚一问世即反响热烈，连续6个月排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单上。

《写手回忆录》

1990年4月23日，双日出版社再版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并新增了德鲁克的一篇推荐序。麦克唐纳看到这篇序言后，立即写信给双日出版社的编辑，询问为何不请他对这篇序言把关，并且指出了序言中的三处错误。

1.德鲁克认为，斯隆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反驳他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麦克唐纳对此并不认同，他说斯隆原本只是想通过文章连载的方式阐述有关管理的基本原则。但随着采访的深入，项目边界不断扩大，最终斯隆和麦克唐纳共同决定出一本书。这本书的目的并非在于反驳德鲁克或任何人的观点，它只想把斯隆在通用汽车的经营策略详细地记录下来。

2.德鲁克对一些事实的记忆有错误。德鲁克在序言中提到，斯隆的弟弟雷蒙德的去世对斯隆造成了沉重打击。而事实上雷蒙德是1983年去世的，比斯隆还晚17年。

3.最大的争议在于，德鲁克称“这本书在1954年就大致完稿，但直到10年以后才发行，因为只要书中提到的通用汽车员工还健在，斯隆就拒绝出版这本书”。对此麦克唐纳进行了反驳：

首先，《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创作直到1959年才结束（到1956年的时候只写完了三章），之后由于通用汽车的阻挠，导致该书直到1964年年初才宣告面世。

其次，斯隆在书中对通用汽车的同事多是褒奖。斯隆本人在前言部分还对当时健在的14位通用汽车同事表达了感激——这些都和德鲁克的描述有事实上的出入。

但麦克唐纳的这封信石沉大海，他没有收到双日出版社的任何回复。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来回忆当初他与斯隆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由来以及出版前的逸事。1998年12月，麦克唐纳去世，享年92岁。他的两个女儿继续对该书进行了编辑和整理。2002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发行了该书——《写手回忆录》，也揭秘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创作历程。

[1] 本文由孙伟参照约翰·麦克唐纳的《写手回忆录》编写而成，克里斯蒂·麦克唐纳为本文提供了授权，并做了适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