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用历史照亮未来

2018年11月，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石美华编辑告诉我，应包政教授和张林先博士的推荐，想邀请我翻译《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我不禁想：“通用汽车已经衰败，况且这本书年代久远，为什么还要翻译它呢？”

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包政老师，他的回答言简意赅：用历史照亮未来。这句话也打开了一扇窗：这是一段怎样的历史？如何照亮未来？

组织管理的起源

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工业化基本完成，全社会财富激增的时期。由于幅员辽阔且市场巨大，美国企业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涌现出了像福特汽车、亨氏、宝洁等大批重要企业。但这一时期的美国企业并不注重组织管理，它们受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的影响，更善于通过生产作业的科学标准化来提升效率、控制成本。

与此同时，组织管理的思想开始启蒙。20世纪初，美国铁路行业开始自觉运用组织架构图。到了1909年，哈佛商学院的拉塞尔·罗布（Russell Rob）教授基于对军事组织和工业生产的研究，开始讲授有关组织学的课程。

通用汽车的创始人比利·杜兰特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不过他擅长的是资本运作而非管理。真正通过组织管理带领通用汽车一举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福特汽车，进而帮助通用汽车在之后近40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的是本书的主人公阿尔弗雷德·斯隆。

德鲁克作为当代管理的思想家，其管理思想源于对斯隆及通用汽车的实践观察。1943年对于德鲁克来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涉猎于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对工商企业鲜有研究；1943年之后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受聘为通用汽车公司的顾问。董事会的会议德鲁克悉数参加，还涉足通用汽车的决策分析、生产流程，并对斯隆本人、公司高管、部门负责人和一线工人进行了大量访谈；他基于对通用汽车的研究完成了《公司的概念》一书，并在日后的经典著作（包括《卓有成效的管理者》《管理：使命、责任、实践》《管理的实践》）中大量引用斯隆的事例，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管理主张，包括掌握时间、用人所长、贡献意识、有效决策、分权管理，以及目标、使命、责任体系等。

德鲁克从斯隆身上看到了职业经理人的风采，进而浓缩为泽被后世的经典思想。我们从《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这本书中也能找到这些思想的早年实践。

至于斯隆的思想从哪里来，他在这本书中的回答是：得益于在海厄特、联合汽车和通用汽车的工作经历。对此产业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经过对通用汽车的广泛调研证实了这一点：斯隆确实是自学成才。

本书的结构

本书基于阿尔弗雷德·斯隆的晚年回忆和通用汽车40多年的史料整理而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了从1908年到1963年，通用汽车的发展历程。斯隆在此期间经历了四个阶段：1908～1920年，斯隆将海厄特出售给杜兰特后，加入通用汽车；1921～1923年，皮埃尔·杜邦出任总裁，斯隆担任公司副总裁，进入公司执委会；1923～1946年，斯隆出任通用汽车总裁，之后兼任董事长；1946～1963年，斯隆辞去总裁一职第二部分选取了特定话题进行介绍。首先介绍了通用汽车核心产品以外的职能和事业部，比如工程、车型、技术、外观、分销、信贷、海外事业和非汽车业务。然后斯隆针对四个话题有感而发：劳动关系、薪酬激励、管理、变革。

本书的主题

本书结合通用汽车的发展历程，讲述了斯隆领导下的通用汽车是如何经营的。斯隆在引言中善意指出如下问题对通用汽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通用汽车的分权管理从何而来？如何发展？

2.通用汽车是如何管控财务的？

3.面对高度竞争的汽车市场，通用汽车采用了什么样的经营理念？

“分权管理”这个话题在本书贯穿始终，起源是1919～1920年斯隆创作的《组织研究》（在本书第3章“组织的概念”中有所描述）。从1921年开始，他将这一理念在通用汽车内进行了实践，并坚持基于现实条件，在分权与集权之间进行动态调整——其间经历了财务危机、行政指令失效、委员会的协同、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复苏。

“财务管控”在本书的第8章“财务管控的演变”中有详细描述，它是分权管理得以实现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对运营效果的客观评估，才能放手把运营的责权交给别人。这部分内容既体现了通用汽车对投资回报和风险管控的重视，也反映出股东、管理层与事业部之间的博弈。

不过分权管理和财务管控毕竟只是通用汽车的管理手段，它们只有统一于斯隆提到的第三条——通用汽车的经营理念的时候才能彰显威力。事实上很多学者都已指出，斯隆在分权管理和财务管控的实施过程中绝非按图索骥，他常常基于经营的现实做出调整；德鲁克当年在对通用汽车进行研究时也发现，有些大事业部（比如雪佛兰）完全是通过中央集权的方式来管控。所以，理解斯隆的经营理念变成了前提。

通用汽车赢的道理

在通用汽车打败福特T型汽车的经典战役中，核心的经营理念（或者说赢的道理）是以营销创新为龙头，通过分权管理和财务管控实现技术、产品、市场的协同。

1916年，斯隆刚进入通用汽车时，看到公司内部各自为战、缺乏监管。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于1919～1920年形成了《组织研究》报告，但疏于管理的杜兰特对此并未采纳。

1921年皮埃尔·杜邦上任公司总裁后，聘请斯隆主抓公司运营。斯隆的《组织研究》报告随即被采纳，其核心内容就是协同控制下的分权管理。

接下来斯隆对产品线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关心的不仅是整体销量，更重要的是每款产品在各档市场上的经营状况。进而他发现了两个关键挑战：在潜力巨大的低端市场上，通用汽车的竞争力不足；产品线的分布有待整合与协同。随后斯隆向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产品政策报告，核心建议可以概括为两点：

1.通过营销的创新来打败对手。当时的杜邦和技术天才凯特灵都希望通过“造出比福特更好的车”（比如研发铜冷发动机）来打败福特。斯隆分析了现实的资金压力和开发的不确定性后提醒他们，“公司的主要目的是挣钱，而不仅仅是制造汽车”，进而冷静地提出：未必要在产品工艺上实现超越，可以通过营销的创新打败对手。此后，通用汽车的营销创新不断深化，包括产品价格区间的设计、产品定位的规划。再后来又提出了新的消费理念和通用汽车的销售四原则：分期付款、年年换代、密封车身、旧车折价。

2.实现分权管理与价值链的协同。

斯隆在《组织研究》中还提出：“集团公司的未来及其盈利能力，将取决于是否能够以最低成本，设计并批量生产出最高效用的轿车。”为此，总部职能需要与各事业部进行协同，技术研发与生产管理也需要与市场端协同。接下来斯隆又借助于邀请相关人员参加讨论的方式，不断形成共识……

1957年，《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创作团队在整理史料时，找到了斯隆1921年起草的“产品政策”报告。时隔36年之后，斯隆看到这份报告激动不已。他仍然对报告中的内容感到骄傲，并且表示：正是它给了通用汽车发展动力。这份产品政策报告在本书的第4章“产品政策和它的起源”中有描述，我们可以通过仔细阅读这一章，领悟斯隆当年赢的道理。

德鲁克的忠告

本书蕴含的经典思想远不止这些，至少德鲁克是这么认为的。他在1978年出版的《旁观者》，以及1990年再版的《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推荐序中都强调：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点是职业经理人，“只可惜斯隆交代得不够具体”。德鲁克的这番话含义颇丰，也可以看作是他的忠告。

首先，作为斯隆时代的经营旁观者，德鲁克深刻地看到通用汽车的成功不只是由于战略和结构，还因为有以斯隆为首的一批职业经理人。

其次，德鲁克深谙这批经理人的专业精神和能力，可惜斯隆在这本书里没有把这部分内容表现出来。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出版后不久，德鲁克于1966年出版了他非常自豪的一部作品——《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在书中多次援引斯隆的做法。

最后，《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的首次发行距离德鲁克在1978年和1990年对它的评价分别过去了十几年、几十年。这几十年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纷纷被日系和德系汽车赶超。事实上，从斯隆退休后的20世纪60年代起，通用汽车就逐渐显露败象。而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品（有的作者是通用汽车的离职高管，有的作者是产业记者和管理学者）公开指责后斯隆时代的公司管理混乱，包括组织结构臃肿，作风官僚，对外部市场的变化视而不见，完全背离了斯隆当年倡导的原则。因此，德鲁克的这条忠告十分中肯——他不仅解读了通用汽车成功的原因，也暗示了这家公司失败的导火索。

让思想照亮未来

1990年，比尔·盖茨在《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再版时，称赞它“可能是最好的一本商业图书”。他认为书中有关“组织与考核、管理者的工作，以及如何应对风险”等方面的内容值得借鉴。盖茨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过一场磨难：美国司法部针对微软公司试图谋求浏览器统治地位的做法展开了反垄断调查。无独有偶，20世纪50年代，美国司法部同样针对通用汽车一家独大的问题展开了反垄断调查，进而引发大企业纷纷采取多元化策略进入非相关领域以调整组织结构。我想盖茨在读到本书有关变革这一章时，一定心有戚戚焉。

2011年，谷歌公司的CEO埃里克·施密特在接受《麦肯锡季刊》的采访时表示，德鲁克的管理思想对于谷歌文化影响深远，因为它阐述了如何管理知识工作者，进而帮助谷歌对人才的招募进行了反思。施密特的这句话与德鲁克的如下阐述异曲同工：“组织中没有什么决策能够比有关人的决策更重要了。”后面德鲁克又加了一句：这一点是自己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知识工作者”这个概念还未出现的时候——从斯隆那里学到的。斯隆的原话是：“某个事业部哪怕再小，如果它的助理总经理不作为，那我们这些高管纵有奇思妙想，也不会产生成果。”由此管理思想的火种跨越历史，延续并交汇。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首次发行距今已经过去了57年。今天的通用汽车已经褪去光环，书中的很多场景也已物是人非。但斯隆在叙事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强大思想仍然值得我们挖掘、咀嚼、批判，只是“我们在解读西方作品时，切忌照搬照抄”。对此斯隆在本书的最后也给出了善意的忠告：每一代的新任管理者都必须面对变化……对现在的管理层而言，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们遇到的问题中，有些和我当年的经历相似，还有一些问题则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的。创造性的工作还在继续。

翻译感悟

翻译这本书的难度不小：有些地方难以理解，有些地方难以直译，有些地方感觉说不清，更多内容则是由于年代久远，不得不查找资料。

理解原文，查找资料，转化为易读的中文，这些花了不少时间。不过这有助于在翻译之余“顺藤摸瓜”，因此也乐在其中。比如在阅读斯隆先生的前言时，我注意到他特别感谢英文原书的编辑约翰·麦克唐纳。我想了解其中的奥秘，于是找到了《写手回忆录》这本书，发现该书揭秘了《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写作过程。沿着《写手回忆录》顺藤摸瓜，我了解到《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一书格外注重史料，因此翻译时对信函、会议纪要和备忘录的处理尽力小心。当翻译到“‘铜冷’发动机”一章斯隆给凯特灵的信时，我发现斯隆在信中的态度之诚恳出乎意料。于是寻找缘由，发现凯特灵并非一般意义的技术天才，而是不世出的技术天才。所以斯隆才会在文中写道：“有些组织为了发挥某个天才员工的潜力，会围绕他来构建部门、量体裁衣。通用汽车总体来说不是这样的，当然凯特灵先生是个例外。”而这背后又体现出斯隆在分权管理的过程中，既运筹帷幄，又审时度势；既有原则，又能妥协；既对事，也对人。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一直得到包政教授的鼓励和包子堂同事的支持。在编写《〈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的写作过程》一文时，得到了克里斯蒂·麦克唐纳教授的内容授权、修正、确认。在翻译专业术语时请教过吴磊、付翔、石俊杰、麦克·克莱恩（Mike Klein）的意见。在统稿过程中得到过华章公司冯小妹及石美华编辑的指正。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书内容宏大，本人水平有限，虽已尽力但偏差谬误难免，敬请读者对不当之处海涵，也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孙伟

[1] Stuart Crainer. Organizing Sloan[EB/OL]. https://www.pioneeringminds. com/alfred-sloanorganizing-corporation/.

[2]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战略与结构[M].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江南天慧经济研究有限公司，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 德鲁克.旁观者[M].廖月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4] 包政.营销的本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5] John McDonald. A Ghost’s Memoir: The Making of Alfred P. Sloan’s My Years with General Motors [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6] https://www.drucker.institute/thedx/where-schmidt-meets-slo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