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乐园追忆(8)
“你父亲去世多久了？”艾拉问我。“一九六九年，二十六年前。很久了。”我回答道。“对谁？对他而言？我不那样认为。对死去的人来说，微不足道。”这时，我听到就在我身后，门蒂·格里克对人讲：“你把谁搞了？”“洛雷勒。”另一人答道。“是啊，每个人都搞了她，我也是。还有谁？”门蒂说。“黛安娜。”“对，黛安娜。没错。还有谁？”“瑟尔玛。”“瑟尔玛？我没想到。”门蒂说，“听到这些我很吃惊。不，我从未想搞瑟尔玛，太矮。就我来说，军乐队的女领队最好。放学后看她们在运动场训练，然后回家手淫。涂了粉饼，可可粉色的粉饼，在她们的大腿上，那使我发狂。你们注意了吗？小伙子总的说来还不错，很多人有成就。但姑娘们，你们看……不，第四十五次聚会不是来看臀部的最好时间。”“真的，真的。”另一位说道。这人讲话很轻，似乎没有在此发现门蒂那种任意发泄的怀旧情感。“时间对女人很残酷。”“知道谁死了？伯特和尤迪。”门蒂说，“前列腺癌。到了脊骨，扩散了。将他们消耗光了。两个都一样。感谢上帝，我去检查过。你们检查了吗？”“什么检查？”另一个问道。“该死！你没检查？”“跳级生，梅斯纳没有检查！”门蒂说道，把我从艾拉身边拖开。
梅斯纳现在已是梅斯纳先生了。阿贝·梅斯纳，矮个子、肤色黝黑、体格魁伟、伸颈屈背，是梅斯纳清洁公司的老板——“五小时清洁服务”的招牌挂在政府大街上，一边是修鞋店，那里总播放着意大利电台的节目，人们坐在半高的旋转门后面等拉尔夫修鞋跟；另一边是洛琳的美容院，我母亲曾从那里带回一本《银幕》杂志，我在上面读到一篇题为《乔治·拉夫特是个孤独的人》的文章，令我非常惊讶。梅斯纳夫人，像她丈夫一样是个体格健壮、普普通通的矮个子，和丈夫一起打点公司的事务，有一年曾和我母亲在政府大街上一个售货亭卖战争债券和邮票。他们的儿子阿伦和我从幼儿园开始就一同上学，跟我一样在小学里跳级。阿伦·梅斯纳和我常被老师扔进同一个房间，遇到重大节日的集会需要演戏时就叫我们拿点节目出来，好像我们俩是乔治·考夫曼和摩西·哈特[11]一样。战后有好几个赛季，梅斯纳先生——奇迹般地——成了纽瓦克熊队和扬基3A乡村队的干洗匠。有一年夏天，在一个伟大的日子里，我被阿伦招去帮他把为熊队干洗好的队服送走，换了三次公交车，穿过威尔逊大街，来到拉贝特体育馆的俱乐部。
“阿伦，天哪，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我还能是谁？”他答道，捧着我的脸吻了一下。“阿尔，”门蒂嚷道，“告诉跳级生，你听到希里马跟他妻子说的什么。跳级生，希里马娶了个新妻子，有六英尺高。三年前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他很沮丧。心理医生对他讲：‘我让你想像一下你妻子的身体时，你会怎么想？’希里马说：‘我想我会割开自己的喉咙。’所以他就离婚了，然后娶了这个非犹太人秘书，六英尺高，三十五岁，大腿长得不得了。阿尔，告诉跳级生她说些什么，这长腿子。”我们俩这么笑着紧抓住对方肌肉减少的手臂，阿伦说道：“她说：‘为什么他们都叫马迪、犹迪、杜迪和图迪？若他的名字是查尔斯，为什么要叫图迪？’希里马对她说：‘我真不该带你来，我知道不应该。我也解释不清。没有谁能够解释，这不能解释，就那么回事。’”
那么，阿伦现在怎么样？由干洗匠养大，放学后为干洗匠干活，他本人也恰似一个干洗匠，现在却成了帕萨迪纳高等法院的法官。在他父亲的袖珍清洁器商店里，有一幅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加框凹版相片挂在熨烫机上方，旁边是市长梅耶·艾伦斯坦的亲笔签名照片。阿伦告诉我他曾两次担任共和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总统选举大会时，我想起了这些照片。当门蒂问阿伦是否能给他几张玫瑰碗球场的票，我常和阿伦到布鲁克林去看道奇队星期天的两场连赛，那一年罗宾逊登场。我早上八点出发，就在街角乘车到宾夕法尼亚车站，转地铁到纽约，再转地铁到布鲁克林，来到艾比茨运动场，从午餐包里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时人们还未开始击球练习。球赛一开始——阿伦就用他持续高亢的嗓音对联赛进行全程讲解，把我们周围的人都逼疯了——还是这个阿伦·梅斯纳，从夹克里掏出小笔记本仔细记录。我从他后面瞥了一眼，只见他写下：“为门蒂·G搞玫瑰碗的票。”
没什么意思？不精彩？无重大事情发生？是啊，你怎么理解得看你是在哪里长大的，以及你面临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阿伦·梅斯纳不能说是来自默默无闻的家庭，但一想起他像个乡下佬似的在艾比茨运动场不停地叫喊，想起他在冬天临近黄昏时，光着脑袋、身穿短呢大衣，在我们那些街道上运送干洗衣物，人们自然会认为他注定不能享受玫瑰联赛这类事物。
很少有谁能坐在一个地方吃鸡肉饭吃这么久，差不多过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大家享用了果馅卷和咖啡后，宴会才算结束。来自梅普尔的孩子们登上演奏台唱起梅普尔大街校歌，一拨又一拨的同学再到麦克风前说上几句，如“这一生值得”或者“为你们大家感到自豪”，人们相互拍拍肩，搂在一起，组织聚会的十人委员会在舞池里列队举起手来，单人乐队奏起鲍勃·霍普主演电影的主题歌《感谢记忆》，我们为他们的辛勤劳动鼓掌致谢。马文·勒博，这个“撒一次尿都比我对自己的两次婚姻更深谋远虑的家伙”，给我讲了他付离婚赡养费的烦恼。他父亲曾把一辆庞蒂克汽车卖给我父亲，以前我们去叫马文出来玩时，他都给我们这些孩子每人一支大雪茄。以前对人最和蔼的朱里尔斯·平卡斯，因移植手术后的长期恢复吃了不少环孢素，现在颤抖得很厉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验光配镜业。他平静克制地告诉我他是怎样带着一只新换的肾前来聚会：“若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在去年十月死于脑出血，我现在也活不了。”希里马身材高大的年轻妻子对我说：“你是这班上的作家，也许你能解释这些。为什么他们都叫犹迪、杜迪、马迪和图迪？”谢利·明斯科夫，敢死队的另一位球员问我：“你在麦克风前讲你没有孩子，这是真的？”我点了点头，他大吃一惊。他抓住我的手说：“可怜的跳级生。”只是在所有这些都结束后我才发现杰里·利沃夫就在我们中间，他迟到了。
03
我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找他。我从瑞典佬那里得知杰里住在佛罗里达，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他一直是个孤僻的家伙，除了他自己那些令人费解的兴趣外，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似乎他现在也不太可能有比过去更多的心思来忍受同班同学的才智。谢利·明斯科夫刚和我告别几分钟，杰里就大步走过来了，身穿和我一样的蓝色双排扣休闲西装，胸部像个大鸟笼，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一束绳样的白发罩在脑门上。他的体型真的有些古怪：尽管宽大的上半身替代了笨拙少年擀面杖似的胸部，但他移动身躯时支撑他的还是那长梯样的双腿，丝毫不比卡通片《大力水手》里的奥丽弗·奥尔的那双长腿粗一点或好看一点，还在学校时这种步态就显得极为笨拙。我一眼就认出那张脸，在那么多的下午，当时我自己的脸成了他仇恨聚集的焦点，我总看见他这张脸在乒乓球台上疯狂的舞动，只因争强好胜、总想置人于死地的秉性而呈深红色——是啊，这张脸的特征我永远不会忘记，四肢颀长的杰里的疙疙瘩瘩小脸，是一种四处觅食的野兽固有的面具，让你不得安宁，直到被他从巢穴里驱赶出来。这张雪貂脸明显地表示：“别和我谈妥协！我根本不知什么叫妥协！”现在这脸上具有的只是他一生的固执，总想将球抽向另一家伙的咽喉。可以想像，杰里采取了与他哥哥不同的方法使自己在众人面前也显得极不平常。
“我没料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杰里说。
“我也没料到。”
“我原以为这种场合还不够让你大驾光临。”他笑着说，“我敢肯定你会觉得这种多愁善感有些多余。”
“这正是我认为你会有的想法。”
“你是那种从生活中驱除了所有多余情感的人，毫无回家之类的愚蠢的渴望。对虚幻的东西也不再具有耐心，只会将时光花在不可或缺的事情上。不管怎么说，他们坐在一块，对这些东西称什么‘过去’，其实它们连过去的碎片之碎片都算不上。这是一种没有被引爆的过去，没什么真的能被挽回，空洞无物只剩乡愁，大家废话连篇。”
这寥寥数语使我知道自己是谁，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不只说明了他为什么娶四个妻子，就是娶八个、十个或十六个也不难理解。每个人在重逢时都不免陷入深深的自我陶醉，但这是另一种宣泄。杰里的身躯可以被分为瘦骨嶙峋的孩子和体格高大的男人两种，但他的性格始终如一，冷漠地习惯于让人洗耳恭听。这是怎样的一种进化！从行为古怪少年成长为自信男人。先前那种笨拙的冲动似乎被改造成极具智慧和决心的某种混合体。其结果是他不仅成为只知发号施令而从未想过要按他人意见行事的那种人，还成为了你可以指望他搞点事情的那种人。这似乎比我们在孩童时代更符合实情，一旦杰里脑袋里有了什么主意，不管多么不切实际，最终结果都不坏。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在孩提时期对他那么入迷，第一次意识到对他的迷恋不仅因为他是瑞典佬的弟弟，更因为他作为瑞典佬的弟弟的那种决然的与众不同，他与那个三项运动全能的人相比尚未完美顺应社会规范的阳刚之气。
“你为什么来了？”杰里问。
关于前一年对癌症的恐惧和前列腺手术后泌尿系统的功能影响，我没有直接讲什么。更确切地说，只是说了些该说的东西。这并不全是为我自己，我答道：“因为我已六十二了，我想在所有那些乡愁的废话形式中，这种最不可能缺乏使人不安的惊奇。”
他欣赏这种说法。“你喜欢使人不安的惊奇？”
“也许吧。那你为什么来了？”
“我碰巧要来这里。反正周末我不得不来，所以就先来了。”他笑着对我说，“我认为他们没想到他们的作家这么简洁，这么谦虚。”当我在用餐接近尾声、被主持人请到麦克风前时，心里对这种场合该讲的话早有准备。（主持人是艾文·勒威因，有孩子四个，分别为四十三岁、四十一岁、三十八岁和三十一岁，孙辈五个，分别为九岁、八岁、三岁、一岁和六个月。）我只是讲道：“我叫内森·祖克曼，是四年级第二学期班会的副主席和班级舞会小组的成员。我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孙辈，但十年前做过一次五倍分流手术，这使我感到自豪。谢谢大家。”这就是我给他们的自述，多少如同要求的那样，要么关于医疗，要么让大家有点好笑，说完便坐下。
“你想听什么？”我问杰里。
“就那些，正是你讲的那些，不用装腔作势。威克瓦西的普通人。还能有别的？你的行为总与他们的期待相反，你甚至孩提时候就那样，总能找到可行的办法来确保自己的自由。”
“我想那更适合用来描述你，杰尔[12]。”
“不，不。我找到的是不切实际的办法。个性轻率，小鲁莽先生，每当事情不顺我马上就会发疯，开始高声大叫起来。你才是那种对事情有大局观的人，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条理。就是在以前你也对什么都爱动动脑筋、估计形势、做出结论什么的。对自己也很在意，满脑子里是稀奇古怪的东西，真是个敏感的男孩。不，这一点不像我。”
“是啊，为了做个好人，我们可是花了血本。”我说。
“对，做坏事对我来说是不可容忍的，绝对不可容忍。”杰里说道。
“现在容易些了？”
“不用担心，手术室使你成为绝不会出错的人了。就像写作一样。”
“写作使你成为常出错的人。你曾以为有的幻觉是对的，实际上却是一种使你无法自拔的保守。还能是别的？作为一种病态，它并不完全毁掉你的生活。”
“你生活得怎样？住在哪里？我在哪里，在某本书的封底上，读到过你和一位贵族住在英格兰。”
“我是住在英格兰，但没有什么贵族。”
“那么是和谁？”
“没有谁。”
“不可能。你要和谁共进晚餐怎么办？”
“我不用晚餐。”
“只是目前。分流术带来的智慧。但我的经验是：个人哲理的保质期只有大约两个星期。事物总在变。”
“看，这就说明了生活已离我而去。我很少见到其他人。我住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小地方，那里到处是丘陵，我与开综合商店的家伙和邮局的那位夫人交谈。那夫人是邮局的局长。就这些。”
“小镇叫什么？”
“你不会知道。在森林里。离一座叫雅典娜的大学城大约十英里。我刚开始时就在那里遇见一位著名的作家，没有谁还在意他，他的有关美德的看法已不适合现在的读者了，但在以前人们都敬重他。他现在像个隐士，离群索居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太苛刻，他却坚持认为这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也正在解决我的问题。”
“什么问题？”
“某些问题从我的生活中溜走了，这就是问题。在商店里谈波士顿红袜队，在邮局里谈天气，就这些，这是我的社交话语。我们是否值得有那样的天气。当我来取邮件时，外面阳光灿烂，女局长对我说：‘我们不值得有这种天气。’毫无疑问。”
“女人呢？”
“完了。生活中没有晚餐，也没有女人。”
“你是谁，苏格拉底？我不这么认为。纯粹是个作家，一心只想当个作家，没有别的。”
“一直没有别的，我让自己少受了很多日常生活的罪，我就是靠这个才免于沾上那狗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