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乐园追忆(7)

到WAAT电台比尔·库克的工作室去时，我们乘14路车到市里，几分钟后便像上教堂的人一样，静静地坐在他玻璃隔间外面的椅子上，比尔·库克将离开麦克风出来见我们。唱片机上放着“黑人音乐”，此时听众们正悠闲在家，库克诚挚地与两个瘦高的白人机灵鬼握手，他们身着从亚美利加商店买来的单排扣西装和从专卖店买来的衬衣，大翻领。（我身上穿的是专为这晚上的活动而从门蒂那里借来的衣服。）“我将为你们放点什么？”库克优雅地向我们问道，那种圆润共振的嗓音是门蒂在电话里和我闲聊时总爱模仿的。我点的是那种音调优美的东西，如戴纳·华盛顿“小姐”、萨万娜·邱吉尔“小姐”等——在当时音乐主持人放的这些性感“小姐”音乐是多么吸引人啊——而门蒂的口味要求更刺激，欣赏水平在种族上要权威得多，他点的音乐家则是通俗沙龙钢琴手罗斯福·塞克斯、艾伟里·乔·亨特（“当我失去心爱的……我几……乎发疯”）等。门蒂似乎特别喜爱一个四人乐团，叫做“雷—奥—沃克斯”，特别加重第一个音节，完全就像来自南方、放学后为门蒂父亲商店送货的黑人小伙子梅尔威·史密斯那样发音。（门蒂和他兄弟在星期六送货。）门蒂有天晚上大胆地陪梅尔威·史密斯到灯塔街保龄球馆上面的俱乐部——利洛伊德馆里听比博普爵士乐现场演奏，白人很少到那里去，只有音乐家无畏的苔丝狄蒙娜[10]才会去冒这个险。也是门蒂·格里克带我第一次到市街的电台录音棚，从十九美分的柜子里挑选便宜的唱片，并在隔间里试听后再买。战争期间为了鼓舞国内战线的士气，七、八月份每周一个晚上在政府大街广场举行舞会，社区的大人小孩和学童们玩到深夜，围绕我们在夏天没完没了地打棒球的油漆过的白色垒座欢笑着来回奔跑，门蒂常常到热情高涨的人群里乱窜，鼓动那些愿意听没有格伦·米勒和汤米·道尔西那么出名的音乐的人到学校后面昏暗的泛光灯下跳舞。也不管插满旗子的台上正演奏着曲子，门蒂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奔忙，嘴里唱道：“卡尔多尼亚，卡尔多尼亚，是什么让你的大脑袋如此坚硬？岩石！”他一边唱，一边欢快地宣布“免费”，就像路易斯·乔丹和他的鼓吹五人组乐队的音乐一样狂热。不管哪个敢死队员只要想听这类音乐，不论何时，或因何种怪异的原因（玩小赌注的七张牌游戏，无数次地看他抽屉里廉价“色情连环画”中的画片，或偶尔围成圆圈手淫比赛时），他都乐于分享。没其他人在家时，我们便钻进他那邪恶的卧室。

门蒂曾是威克瓦西最聪明的男孩，差不多是众人仰慕的孩子榜样，性格游离于轻微的令人讨厌的肤浅平庸与大胆的让人羡慕的离经叛道之间。现在还是这个门蒂，到了一九九五年，忽然回来却举止无礼，既引起大家的注意又在不断冒犯他人。这个矮小机灵、肮脏龌龊、疯狂愚蠢的门蒂·格里克还是来了，并没有待在牢里。（他曾劝我们在他卧室地板上坐成一个圈，四五个敢死队员褪下裤子，为赢得放在中央罐子里的几美元，比赛看谁先“射精”。那时我就认为他最终肯定会被关进去。）他也没下地狱。（当他在利洛伊德馆差点被一个有色人小子刺死时，我认为他肯定会到那里去。那小子“大麻烟抽多了”，或其他原因，反正都一样。）门蒂只是个退休的餐馆老板，他有三家名叫加尔斯格里尔的牛排餐厅在长岛的郊区，没有比第四十五次高中班同学聚会更让他声名狼藉的地方了。

“门蒂，你不必担心。你身体还是不错的，容貌依旧，真令人惊奇，看起来很好。”

他确实这样。他经常晒日光浴，身材修长，是高个脸窄的慢跑者，身着黑色鳄鱼皮长靴和黑色真丝衬衫，外套绿色羊绒夹克。只是长满银白色头发的脑袋看上去不太像他的，似乎是一个讨厌鬼因曾经那样生活过而遭到的报应。

“我注意身体，那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给笨狗打过电话。”马迪·“笨狗”·谢福是我们三人在玩棒球时组成的敢死队里的明星侧掷球投手。从这次聚会的名册看，他注明的是“金融顾问”（这似乎与我记得的不同，当年他特别怕见女孩，这个娃娃脸的笨狗曾把朝着墙壁扔硬币的游戏当做青春期的主要消遣），他已有三个孩子，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四岁和三十一岁，有两个孙辈，分别为两岁和一岁。门蒂说：“我告诉笨狗，如果他不坐在我旁边，我也不来。在我干的这一行，我不得不和真的笨狗打交道，应付该死的暴徒。但这次我从一开始就应付不了。跳级生，不止两次，而是三次，我不得不停车去方便。”

“是啊，”我说，“多年来我们尽量将自己涂抹得让人看不透，而这恰恰把我们直接拉回一眼就能被人看穿的年代。”

“是吗？”

“可能吧。天晓得。”

“我们班上有二十个死了。”他给我看小册子后面标题为“纪念”的那一页。“有十一个男生死了，两个是敢死队的，伯特·贝格曼和尤迪·奥伦斯坦。”尤迪是笨狗的棒球搭档，伯特是二垒球员。“他们俩都死于前列腺癌，又都在这三年里。我常查血。自从听到尤迪的事后，我每六个月查一次。你检查过吗？”

“我查过。”当然，我再也不会去查了，因为已经没有前列腺了。

“多久一次？”

“每年。”

“那不够，要每六个月一次。”

“好吧。我一定去。”

“你还是不错吧？”他抓住我的肩问道。

“我身体很好。”

“嗨，我教你手淫，还记得？”

“我记得你干过，门德尔。我自己想干之前三四个月你就随时要我干，你常使我那样。”

“是我。”他承认，并大声地笑，“是我教跳级生祖克曼手淫的。这份荣耀属于我。”我们这日益缩小的敢死队运动俱乐部的秃顶一垒手和白发左边外野手拥抱在一起。透过他的衣服我触摸到的身躯证明了他将自己保护得多么好。

他高兴地说：“五十年过去了，我还在保持敢死队里的纪录。”

“别太自信，问问笨狗。”

“听说你患过心脏病。”他说。

“没有，不过是心脏分流术，几年前的事了。”

“讨厌的分流术，他们将管子插进喉咙，是吗？”

“是。”

“我见过妻弟插着喉管的样子。我也最想来这么一下！”门蒂说，“我不想以最糟糕的方式来这里，但笨狗老是打电话说‘你不可能永远活下去’，我一再告诉他‘我一定能，笨狗，我不得不！’我真蠢，还是来了，翻开小册子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讣告。”

趁门蒂去拿饮料和找笨狗时，我在手册上看到他的名字，下面写着：“退休餐馆老板，孩子有三个，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三岁和二十八岁，孙辈有六个，分别为十四岁、十二岁、九岁、五岁、五岁和三岁。”六个孙辈中有两个好像是双胞胎，也许是他们使得门蒂如此惧怕死亡，或者还有其他原因，如依旧到妓院狂欢和穿时髦服装。我当时该问问他。

那天下午我应该问大家许多问题。尽管有点遗憾，但我也知道对于我的那些总是以“不管怎样……”开头的问题，他们的答案也不会让我明白为什么自己有那种离奇的感觉：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和亲眼目睹的一个样。只需一个姑娘在拍全班合影时对摄影师说“注意别拍下皱纹”，只需和其他人一道对恰如其分的俏皮话开怀大笑，就能感觉到命运这个文明世界最古老的谜，也是大学一年级的希腊罗马神话课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当时我写的是“命运是被称做莫依雷的三个女神，克洛托纺制生命之线，拉刻西斯掌握生命长短，阿特罗波斯剪断生命之线”。命运变得完全可以理解，平常的事情却变得不可思议，比如照相时我站在倒数第三排，一只手搭在马歇尔·哥尔德斯泰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七岁，有两个孙辈，分别为八岁和六岁”），另一只搭在斯坦利·威利科夫的肩上（“有两个孩子，分别为三十九岁和三十八岁，有三个孙辈，分别为五岁、二岁和八个月”）的这种情形。

纽约大学有一个名叫乔丹·维萨的年轻的学拍电影的学生，他是后卫弥尔顿·维森贝格的孙子，和弥尔顿一道来拍一部我们聚会的纪录片用来交某个课程的作业。当我不时地在房间里四下转悠，以自己过时的方法记录下发生的一切时，我听到乔丹正用摄影机采访他人。六十三岁的马里琳·克普里卡告诉他：“这不像其他学校，孩子们不错，老师也很好，我们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只是嚼口香糖……”六十三岁的乔治·克斯岑鲍姆也说：“是这周围最好的学校，有最好的教师，最好的孩子……”也是六十三岁的里翁·古特曼插话道：“说心里话，这是我相处过的最聪明的一伙人……”“学校在那时完全不同。”同样年龄的劳娜·瑟格拉说。“一九五〇年？只不过才过了几年时间，乔丹。”对另一问题，劳娜这么笑着回答，但笑容里没有太多的欢乐。

有人对我说：“当人们问我是否和你一道上过学，我常告诉他们你怎样在威拉克的课上为我写那篇作文，《红色英勇勋章》。”“但我没有。”“你有过。”“我对《红色英勇勋章》知道什么？直到上大学我才读过这书。”“不，你替我写了关于《红色英勇勋章》的作文，我得了个优加。我晚了一个星期才交上去，威拉克对我说：‘值得等这么久。’”

和我讲话的这人，小个头，神情阴郁，白胡子修剪得很短，一只眼睛下有道吓人的伤痕，两耳都戴着助听器。时间在每个人身上下了一番工夫，而在一些人的身上下的工夫更多。那天下午我见到很少几位这样的人，而他就是其中之一。他走起路来有点跛，拄着拐杖和我说话，呼吸沉重。我没认出他，离他多近我也认不出，即使从戴着的姓名牌上知道他叫艾拉·珀斯勒，我也想不起。谁是艾拉·珀斯勒？特别是我根本就不行，为什么要那样帮他？我真为艾拉写过那篇作文却连那本书都不屑于读一读？艾拉说：“你父亲对我很好。”“是吗？”“我的一生中和他待在一起的那几次使我对自己更满意，比和我自己的父亲度过的整个生命都好些。”“我不知道这些。”“我父亲在我的一生中是个非常边缘的人物。”“他干什么的？给我点提示。”“他靠擦地板为生，一生都在擦地板。你父亲总是鼓励你好好学习，我父亲要我干的事，是给我买一套擦鞋工具在报摊前挣点钱。那就是他要我毕业后干的。蠢极了！在那种家庭真叫受罪。真正愚蠢的家庭。和这些人在一起，我生活在黑暗之中。你会被自己的父亲踢到一边，内森，会最终变成脾气暴躁的家伙。我有个兄弟，我们不得不把他放进精神病院，你不知道这些，谁也不知道。我们连提到他的名字都不允许。他叫艾迪。比我大四岁，常常暴怒，将自己的手咬得鲜血直流。他叫起来像只郊狼，直到父母亲使他安定下来。在学校，当人们问我是否有兄弟或姐妹，我就写‘一个也没有’。我在大学时，父母给精神病院签了许可书，让他们给艾迪做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之后他就陷入昏迷，最后死去。你想像得到吗？让我到市街法院外面去擦鞋——这就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忠告。”“那你干什么？”“我是个心理医生。我是从你父亲那里得来的鼓舞。他是医生。”“不准确。他穿着白大褂，但只是个看脚的医生。”“每次和伙伴们到你家去，你母亲总端上一碗水果，你父亲常对我说：‘艾拉，对这事你怎么看？艾拉，那件事你是怎么想的？’有桃子、李子、油桃和葡萄。我家里从未见过一个苹果。我母亲已九十七岁了，我现在给了她一个家。她坐在椅子上整天哭泣，说实话，我认为她并没有在我小的时候那么伤心。我猜你父亲去世了吧？”“是啊，你的呢？”“我的那位等不及想死。他把失败真的看得很重。”而我仍搞不清艾拉是谁或他谈了些什么，因为就我所记得的而言，那一天也同所有经历过的每天一样，超出可以回想的范围，也许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哪怕有许多个艾拉·珀斯勒和我面对面站着相互作证。我最多能猜到的是，当艾拉在我家受父亲鼓励的时候，我还未出生。有关父亲问艾拉的看法，以及他吃着我家水果的情形，我绞尽脑汁也没有一丁点印象。有些事从你大脑里慢慢消失，直到完全遗忘，只因它们不够重要。它就属于那一类。而我所完全遗忘的东西却在艾拉身上扎下根来，改变了他的生活。

所以你不必非要看得比艾拉和我远，才懂得为什么我们这一生总认为除了我们自己，大家都错了。我们忘记事情不只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当它们太重要了，也会忘记，因为我们每个人记忆和忘却的模式像迷宫一样绕来绕去，成为和指纹一样独特的身份印记。难怪现实的碎片被有的人像传记那样看重，而对其他人，比如说在同一个餐桌上吃过成千上万次饭的人，只不过像任意渲染的虚构物。但没人会交上五十美元来参加高中同学聚会，只为了对另一个人固有的看法表示抗议。真正重要的事情、那天下午最大的快乐其实很简单，就是看到自己还未被登在“纪念”那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