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思路

长期以来，“分野”往往被人们归入天文学史的范畴，属于科技史的研究领域，但实际上，天文分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与人们的历史活动有着密切联系。那么这就牵涉到一个应予以澄清的基本问题：科技史（或称科学史）究竟是科学还是历史？我们知道，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与人文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离趋势日益加剧，并逐渐演变成为两种相互隔绝、相互对立的文化⁽⁵⁵⁾。科技史从以历史学为代表的人文科学中分离出来，归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就是在“两种文化”日趋分裂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尽管科技史从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等方面来看，确与科学有着很高的关联度，然而归根结底，科技史离不开历史的场景，它仍依托于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一向被视为传统史学的一部分，如历代正史中的天文、律历等志就包含有许多科学史的内容。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如夏鼐、席泽宗、江晓原等多位考古学及科技史学者都倾向于认为科技史理应归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学，而非自然科学⁽⁵⁶⁾。笔者对此观点深表赞同，本书对于天文分野的研究就是要从历史学的视角着眼，将分野置于历史场境之中去加以考察。

谈到科技史的历史学研究，与之相关的一个方法论问题就是内史与外史的研究取向。所谓内史（internal history）是指以科学本身的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而不关注它与外部社会的联系，这是传统科技史的研究路数。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科技史学界开始日益显现出一种新的外史（external history）研究倾向，它将科学发展与政治、经济、宗教、思想文化等一系列外部社会因素紧密结合起来，侧重考察科技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交互影响⁽⁵⁷⁾。受此风潮之影响，80年代以后，国内的科技史研究也开始由传统的内史取向逐渐向外史转型。先是黄一农教授揭起“社会天文学史”的大旗，主张将天文学史上的问题与社会历史相联系进行综合考察，并充分运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此他做了一系列具有奠基性的个案研究⁽⁵⁸⁾。此后，江晓原教授又专门论述了外史取向之于科技史研究的重要性及其学术价值，并呼吁科技史学者转换视角，更多地注意科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影响⁽⁵⁹⁾。时至今日，外史研究取向已成为国内外科技史学界的共识与主流。近年，欧美科技史学家劳埃德（Geoffrey Lloyd）和席文（Nathan Sivin）教授提出将古代科学和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看作一个芜杂而有机的整体来加以考察的所谓“文化整体（cultural manifold）”概念⁽⁶⁰⁾，其实就是外史研究取向的一种最新表述。在笔者看来，所谓科技史的研究取向由内向外的转变，实质上就是科技史从科学回归历史的过程中在方法论层面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就天文分野研究而言，若要从历史学的视角来加以考察，就不能仅仅在科技史的领域之内谈分野，而必须调动与分野相关的历史地理、思想史、政治史、宗教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等各方面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而这正是本书的学术旨趣所在。

基于以上所述科技史研究的外史取向，本书的一个主要研究思路，便是寻求分野与各个方面的社会历史相交叉的问题。天文分野所包含的历史信息非常丰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而已往学者因受自身学科背景所限，大多只是就有关分野的某一方面问题加以探讨，而对其他维度的问题则忽焉不察。本书研究天文分野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历史学的视野之下去寻找与之相关的多样化问题。譬如，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所采用的十三国与十二州地理系统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地理格局，即是一个历史地理命题；历代分野体系所折射出来的中国古代世界观、天下观及其变迁，属于思想史、观念史的范畴；传统分野说对中古时期的王朝政治有何影响，又如何走向末路，则是一个政治文化问题；而隋唐时代源自域外的黄道十二宫与传统分野体系相结合，明清时期西方科学对分野学说的冲击，又皆属中西交通史的考察内容。由此可见，天文分野牵涉到多个史学门类的不同方面问题，有必要对它们予以通盘观照，并综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

除了研究方法之外，研究资料的拓展也是本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上文提到，历代文献有关天文分野的记载极其丰富，远远超出我们此前的了解，所以本书尤其注意发掘和利用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文献及图像资料，以求进一步深化天文分野的研究。

首先，由于分野说与传统星占学密切相关，所以各种涉及星占的天文数术类文献均有许多分野记载。笔者所说的这种天文数术类文献包含范围很广，大致有以下三部分来源：一是历代正史《天文志》《五行志》及《淮南子·天文训》等常见文献，甚至从广义上说，还可包括《周礼》《左传》《国语》中的分野星占记载，这些是早已为前人所熟知的分野史料；二是以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为代表的出土天文数术文献以及敦煌莫高窟所藏星占类文书，这些新资料除文献整理者曾有所考释之外，基本没有引起分野研究者的注意；三是历代天文数术著作，对于这一部分文献，此前学者利用较多的是李淳风《乙巳占》和瞿昙悉达《开元占经》，但其实自唐代以后此类著述数量众多，如《天地瑞祥志》《灵台秘苑》《乾象通鉴》等书多有分野记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近四十年来，随着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等一系列收录有大量天文数术类著述的丛书影印出版，为我们充分参考和利用此类文献提供了诸多便利。

其次，因天文分野是古代地理学的重要内容，故历代地理类文献中也有大量有关分野的记载。这类文献主要包括正史《地理志》，各种政书、类书的舆地部分，及宋以后修纂的各种地理总志、地方志等。其中尤以明清方志保存的分野资料数量最多，记述内容也颇为丰富，除转载各种分野说外，往往还会收录当时人对于天文分野的种种议论，有时还附有编者按语，它们是讨论明清时期分野观念变迁的重要史料。

上述天文数术类和地理类典籍是记载分野学说最为集中的两大文献系统，可谓是分野史料之渊薮。除此之外，有关分野的各种零星记载和议论还散见于经史子集各部类文献之中，如经部春秋类、史部地理类、子部兵家类、集部别集类诸书以及一些佛教、道教经典等，其分野记载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大力发掘和充分利用。

还需指出的是，已往学者比较注重与分野相关的文字记载，而较少利用分野图像资料进行研究。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历代文献所收录的分野图至少有数百幅之多，且图像形式种类繁多，既有天文图，也有舆地图，其研究价值丝毫不逊于文字著述。譬如，晚唐密教星占图《火罗图》即保存有黄道十二宫与传统分野体系相结合的最早记载，日本学者涩川春海所绘《天文分野之图》记载了一种由中国分野体系改造而来的日本分野说，明清时期的某些分野图则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和天下观，这些都是研究相关分野问题的一手材料。总之，尽量搜集各类文献所见分野记载，利用包括文字和图像在内的多样化材料以充实和深化分野研究，是本书不懈的学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