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综述

自近代以来，中外学者有关天文分野的研究论述数量颇多，但迄今为止尚无专著问世。回顾这一领域的学术史，大致可以将其分为起步期、沉寂期和繁盛期三个发展阶段。

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分野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分野专论，仅有学者在讨论二十八宿、十二辰之起源以及《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的成书年代时，附带谈及天文分野的起源时代问题。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关于二十八宿、十二辰等中国传统天文学概念究竟是“中源”还是“西源”的问题，一直是中外科技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大焦点。因传统分野说的天文系统为二十八宿或十二次（包含十二辰），故有学者也捎带对分野之缘起加以论证，并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据笔者所见，晚清来华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于1890年发表的《论二十八宿五行星》一文，最早谈到分野起源问题。他认为二十八宿分野说以角、亢为郑之分野，是因为周宣王封其弟友为郑伯时岁在角、亢，故分野当起源于周宣王时⁽⁹⁾。而郭沫若作于1929年的《释支干》主张分野西源说，谓分野之说最初创制于古巴比伦，后与十二辰一同传入中国⁽¹⁰⁾。1947年，科技史学家钱宝琮所撰《论二十八宿之来历》则又称“十二次分野为春秋时期之术数”⁽¹¹⁾。

除以上诸说之外，还有学者从讨论《周礼》《左传》《国语》成书年代的角度，对分野起源问题提出了不同见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学派为鼓吹维新变法、宣扬托古改制，否定儒家经典的神圣性，康氏刊于1891年的《新学伪经考》将《周礼》《左传》《国语》等早期文献均指为西汉刘歆伪造，故称散见于这些书中的分野记载皆出于刘歆之杜撰，遂得出“歆造分野之说”的结论⁽¹²⁾。康氏之说在清末民初影响较大，如今文学家崔适即信从其说，并为之做了补充论证⁽¹³⁾；日本学者饭岛忠夫亦在康说基础之上，进一步论证《左传》《国语》中的所有岁星记事内容皆系刘歆伪造⁽¹⁴⁾。至1910年代末，天文史学家新城新藏在讨论《左传》《国语》的成书年代问题时，对上述说法予以驳斥，他经过对文献记载的仔细辨析和岁星运行周期的科学推算，证明两书有关岁星纪年的记载皆是以公元前365年左右所观测的天象为依据推演出来的，那么书中所见以岁星所行十二次为天文系统的分野学说也应产生于战国时代⁽¹⁵⁾，后来新城氏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赞同。

晚清民国学者论及天文分野，主要是出于研究其他问题的需要而关注分野之起源，几乎无人对分野进行专门研究⁽¹⁶⁾，这种状况的出现应与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氛围有关。清末至民国，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当时的社会思潮以“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为标帜，学术研究以“经世致用”为导向，而天文分野恰恰属于传统文化中的“迷信”、糟粕内容，故为世人所鄙夷。如民国《景县志》称“近自科学发明，志疆域者皆不谈星野，为其杳无足据也”⁽¹⁷⁾，竺可桢谓“星野之说，求之科学，全属诞妄”⁽¹⁸⁾。甚至连民国年间的通俗小说也有类似说法：“古人说什么这是某分野的星，那又是某分野的星，如何有风，如何有雨，都是些迷信之谈，何足凭信？”⁽¹⁹⁾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之下，中国学者对分野之说不屑一顾，毫无研究兴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小岛祐马于1936年发表专文《分野説と古代支那人の信仰》，对中国传统分野学说的文献记载情况做了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之上论证中国古代帝祭与星辰信仰之间的关系⁽²⁰⁾。就笔者所知，这是20世纪上半叶惟一一篇以分野为主题的研究论文。

上世纪50至70年代是分野研究的沉寂期。这一阶段基本上没有什么与天文分野相关的论著，就连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天文学卷亦对分野不着一词。惟天文史学家陈遵妫所著《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在介绍“十二次”概念时，略带谈及分野之起源，其观点大体因袭新城新藏之说，仅将十二次分野的产生年代修正为公元前350年前后⁽²¹⁾。

70年代末以后至今是分野研究的繁盛期。不仅有关天文分野的研究论述日益增多，而且所涉及的问题亦大为扩展。概括起来，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通论性研究。在70年代以前，学者们对于天文分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起源时代这一个问题，缺乏全面性的探讨。然而自80年代开始，有关分野的通论性研究日渐增多。1980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专列“分野”一条，解释分野的定义及其理论模式，虽叙述非常简略，但却引起了当代学者对分野问题的关注，此后各种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及星占学的著作大多会专辟章节谈及天文分野。如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江晓原《天学真原》《历史上的星占学》及《星占学与传统文化》，陈美东《中国科学技术史·天文学卷》及《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卢央《中国古代星占学》，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等书，均有专论分野的篇章⁽²²⁾，主要涉及分野的定义、起源、理论体系、文献记载及其在传统星占学中的应用等内容。

除上述专著之外，还有一些通论分野的单篇论文。如李勇《中国古代的分野观》谈及分野的起源、社会意义及其产生背景，并将历代分野说概括为三种学说、八种模式，且对各种分野模式的文献记载情况做了初步梳理⁽²³⁾。其后，徐传武《“分野”略说》及崔振华《分野说探源》两文亦论述了分野的定义、起源、理论体系等内容，并对历代分野学说做出不同于李文的分类：崔文所总结的五种分野类型是二十八宿分野、十二次分野、北斗七星分野、五星分野及“九野”分配法，而徐文则在这五种理论之外，又列出天干分野和散星分野两说⁽²⁴⁾。王颋《躔次十二——分星与明中期以前的分野划分》一文又对分野学说的文献记载源流进行了简要梳理，并指出不同时代分野说设定分野区域之间的差异，此外王文还谈到宋代以后学者对分野说的质疑以及分野说在文人作品中的引用情况⁽²⁵⁾。

虽然以上关于分野的研究论著数量较多，但基本上都属于通论性质的梳理，对天文分野诸问题的研究深度略显不足，且其观点亦多有可商之处。不过尽管如此，上述论著对于天文分野研究的开拓性贡献仍需给予充分肯定。可以说，今天人们对古代分野学说基本面貌的了解，即得益于这些通论性的著述。

第二，分野文献研究。自70年代末以来，学者们对若干分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在传世文献方面，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最早对纬书中记载的多种分野学说做了辑佚和校勘工作，并将其与正史所记分野理论加以比较，考察其体系之异同⁽²⁶⁾。暨南大学硕士研究生韩道英专门对明初所编《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进行考释。此书虽是一部明代地理总志，但其编纂宗旨却是要将明朝疆域纳入传统分野体系之中，并明确记有各府州卫所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故亦属分野文献。韩文对该书的成书情况、编纂体例、史料来源等问题均有论证⁽²⁷⁾。后张兆裕又撰文进一步讨论《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的纂修过程及其部分史源⁽²⁸⁾。近来，曾广敏论及两唐书《天文志》所载十二次分野的来源问题，并指出二者文本记载中的若干谬误⁽²⁹⁾。

在出土文献方面，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刑德》中有一段与二十八宿分野相关的记载。刘乐贤在整理校正这段文字的基础之上，对其所记分野说的形成年代做了考证，判定它大约产生于公元前304年—前284年之间，是一种“比较原始或未经整齐划一过的早期分野学说”⁽³⁰⁾。陈松长也曾对帛书《刑德》分野记载的内容做过仔细辨析，但他认为这是汉初的分野文献资料⁽³¹⁾。根据笔者的研究来看，刘乐贤的判断无误，当可信从。除马王堆帛书之外，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占书》残简也记有天文分野的内容，陈乃华对其文字记载做了初步分析，并将这一分野说与传世文献所见分野体系进行比较研究，指出它应是战国时期未经系统整理的分野学说⁽³²⁾。后连劲名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份分野资料当出自秦人之手⁽³³⁾。据笔者判断，以上两说均属误解，其实银雀山汉简所记乃是西汉前期的一种二十八宿分野说（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尽管前人有关分野文献研究的某些论断未必妥当，但它们在整理原始文献、发掘史料价值方面做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

第三，若干专题性研究。近四十年来，就天文分野的某些问题进行专门探讨或深入研究的作品不断增多，是这一时期分野研究持续升温的另一重要表征。在有关天文分野诸问题中，学界讨论最多的主要有两大问题。一是传统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体系星土对应关系的成因。对此先后有多位科技史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例如郑文光主张“族星说”⁽³⁴⁾，陈久金提出“图腾崇拜说”⁽³⁵⁾，刘俊男则持“旋转对应说”等⁽³⁶⁾。二是天文分野与传统星占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如李勇撰文指出分野学说作为星占理论基础的重要性⁽³⁷⁾。美国科技史学家班大为（David W. Pankenier）称中国古代星占学为“分野星占学”，并论证了这类星占学说的基本特征及其在先秦时代的具体应用情况⁽³⁸⁾。近年来，随着数术研究逐渐成为一大学术热点，中外学者关于中国传统星占学的论著大量涌现，其中亦不乏谈及分野者⁽³⁹⁾，兹不赘述。

除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对与分野相关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譬如，邢庆鹤、唐晓峰先后对唐代一行分野学说的体系内容及其体现出来的地理观念做了分析探讨⁽⁴⁰⁾。吕季明《“分野”考辨》《<“分野”考辨>续》两文考察“分野”一词的文献源流⁽⁴¹⁾。王胜利论述楚地分野与楚人星神崇拜之间的关系⁽⁴²⁾。李勇将传统分野学说与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式盘相结合进行类比研究，论证此物实为一种分野式盘⁽⁴³⁾。孙家洲从区域地理观念的角度，谈及《汉书·地理志》所记十三分野区域对汉武帝设置十三刺史部的影响⁽⁴⁴⁾。宋京生简要介绍了各地方志记述分野的基本情况，并指明其所反映出来的地理文化观念⁽⁴⁵⁾。李智君《分野的虚实之辨》一文以天、地、人信仰秩序系统为分野之实，以各种具体的星土对应形式为分野之虚，并论述两者之间的分合关系⁽⁴⁶⁾。乔治忠、崔岩撰文揭示清高宗所作《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诗在摒弃传统分野说、接受西方测绘学方面的学术意义，及其对清代地理学发展的重要影响⁽⁴⁷⁾。王玉民着重对传统二十八宿分野体系所呈现的地理空间位置加以辨析⁽⁴⁸⁾。曾蓝莹就新疆尼雅遗址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织锦所涉及的星占分野问题做了专门讨论⁽⁴⁹⁾。孟凡松、田天则分别以明清时期贵州和山东方志中的分野记载为中心，指出不同时期分野叙述内容的变化，进而考察时人政区认同、知识体系以及观念、信仰之变迁⁽⁵⁰⁾。陈万成注意到元代日用类书《事林广记》收录有一幅《十二宫分野所属图》，并对其加以考释⁽⁵¹⁾。周亮、李勇采用科学推算的方法，对历代分野学说分星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⁵²⁾。陈鹏则对《史记·天官书》所记“辰星四仲躔宿分野”说做了专题研究⁽⁵³⁾。陈研介绍了明闵齐伋版刻《会真图》中的分野内容，并指出星象分野在传统文学、艺术中的表现⁽⁵⁴⁾。以上这些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天文分野的认识。

回顾以上学术史，百余年来，前人对于天文分野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涌现出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的天文分野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其一，天文分野的研究领域及学术视角需要进一步拓宽。长期以来，从事天文分野研究的主要是科技史及历史地理学家，而少有历史学者参与。科技史学者大多是从天文学史的角度，关注分野的起源、星土对应关系的形成、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差异及其与传统星占学的关系等问题，而历史地理学者则注重探讨分野学说所反映出来的地理学思想。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分野归根结底应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从历史学的视角去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隐伏于分野背后的更多面相。

其二，研究深度还有很大的开掘余地。上文指出，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许多仍属于通论性的梳理，显得不够深入。例如，传统分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分野说，自战国至隋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就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自宋代以降，天文分野如何走向消亡，在思想史上也是一个饶有兴趣的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关注。

其三，有关天文分野的各种史料还有很大发掘空间。已往学者不管是通论天文分野，还是进行专题研究，所依据的史料主要局限于《周礼》《左传》《国语》《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地理志》《晋书·天文志》以及《乙巳占》《开元占经》等传世文献中的分野记载，资料来源稍嫌单一。其实，各类传世及出土文献有关天文分野的文字记载和图像材料极为丰富，如能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史料，不仅有助于深化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可发现更多有价值的问题。

总而言之，尽管前辈学者已对天文分野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但我们仍可从以上三个方面进一步开拓天文分野研究的空间。本书即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天文分野的历史进行一番系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