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裴矩
【资治通鉴·唐纪八】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裴矩,字弘大,原名裴世矩,主动“去世”是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新唐书·裴矩传》说,裴矩尚在襁褓里就没了爹娘,由伯父抚养。裴矩的伯父裴让之、裴诹之皆为南北朝名臣,有诗文传世。
在吾国历史上,有关裴矩的评价说法不一,普遍认可的标签是“佞于隋而诤于唐”。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分析道:“君明臣直,裴矩并非天生变色龙,而是臣子随皇帝轮换而变。”
司马光也是做臣子的,以人臣角度做出判断可以理解,但多少有为裴矩撇清之嫌。照他所说,一个官员好坏与否,要视其上级好恶而定。那么官吏就是向日葵一样的植物,不需要长脑子,不需要有什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跟着上峰摇头晃脑就是了。我知道这有跟古人抬杠之嫌,所以就此打住,不如从身世的角度揣测一下裴矩的处世之道。一个失怙的小不点,虽然抚养者是他亲大爷,可毕竟不如亲爹亲娘,侍宠撒娇的机会不多,看大人眼色行事的本领必然见长。这种环境下生长的孩子,成人后多半会成为人精。
裴矩,人中之精也。历仕北齐、北周、隋、唐,鼎革的间隙还任过宇文化及与窦建德的伪职。这份复杂的履历,换了别人换了朝代都可能是被“咔嚓”的命,好在裴矩生在一个“士无特操”的乱世,做人的标准不高,“叛国”被目为正常,跟五代时冯道的换东家如更衣差可拟,后人真不好指摘。仕隋时,裴矩算是佞迹斑斑,譬如大业六年(610年),杨广召集藩属开了个G27峰会,主持人裴矩摇身变成总导演,把峰会硬是弄成了世博会兼春晚。当时整个大隋的演艺界明星都麇集洛阳,“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不遗余力地给二十七国“外宾”表演。胡人有生意头脑,上书杨广要求再开个集贸市场,“帝许之”,于是洛阳又成了“广交会”,胡商们赚得盆满钵满。最令外宾满意的是吃饭喝酒都免单,有好事者问,裴矩的组委会工作人员就自豪地回答:“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作者注:直通“值”)。”这个惯例到了大清被慈禧发扬光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了某年被某奥组委继承,凡归属官方新闻中心的外邦记者,均免费胡吃海塞。
那次盛会之盛,还有一例可举。为彰显大隋之富饶,连树上都缠了真丝绸缎。有别有用心的外邦反隋人士问裴矩的新闻发言人,说我见到贵国衣不蔽体的百姓不少,何不把这绸子给他们做衣服,缠树上干吗?发言人惭不能答。以上盛景,花的是大隋的国帑、大隋的民脂民膏,而创意,是裴矩的。
隋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九年(613年),裴矩几次到张掖、敦煌招商,一时间贸易频仍,商贾往来络绎。金发碧眼的白人和通体如墨的黑人都来西域做生意,隋朝GDP大涨。《新唐书》中有载,“矩知帝好远略”,就帮杨广把西域贸易市场开放搞活,经营得繁茂无匹,还时常请胡商到府上做客,把各国山川地理风物服饰都记录下来,出了本《西域图记》,共收入四十四国,可惜散佚。假如传到今天,这将是一本价值连城的史料,裴钜的历史地位或可能超过张骞。
隋朝末年,杨广“昏奢愈甚”,裴矩“无所诤谏,但悦媚取容而已”。对这样的裴矩,杨广当然喜欢得不得了,常跟其他臣子说,我想到啥裴钜就提前帮我做了那啥,要不是忠心为国谁能做到呢!裴矩最擅读心,对隋炀帝的了解远胜同僚,因此杨广诛杀敢言的大臣,不谏;杨广南下旅游,不谏;杨广为开疆拓土横征暴敛,不谏——等到李渊起兵,这回裴矩觉得有必要说说了,结果正玩得高兴的杨广根本不听,还派他回京师接见外宾,裴矩多贼啊,称病不去。
为数不多的一次直谏失败,裴矩就此死心,为了避免将来可能的祸端,从此缄口不语,对手下的仆从杂役也和蔼可亲,一点架子没有。然而隋亡之前,这位裴大人还是干了件龌龊事。当时烽烟四起,随驾的御林军军心涣散,每天都有逃跑的。裴矩就怂恿杨广把逃难妇女中有姿色者配给骁果(作者注:隋御林军)将士为妻妾为营妓,连尼姑也不放过,妇女们的亲人恨得切齿。骁果军士抱着美女安下心来,有人问你怀里的美女是哪来的呀,军士皆答:“裴公之惠也。”裴矩这人精,做恶事亦有其明确目的,他以无辜女子为饵,钓得骁果将士的保护,不久宇文化及谋反,大隋旧臣多横死,裴矩毫发无伤。
裴矩保住身家性命的秘籍还有一个,就是不贪。隋炀帝征高丽时,裴矩和他的文友虞世基以及大将军宇文述把持朝政,由于皇上在辽东,官吏们没了约束,变节的变节,贪贿的贪贿,只有裴矩洁身自好,没留下案底。我想他这么廉洁的原因倒不是为了大隋,而是深知金银烫手,钱固然能通神,却也通向身败名裂。裴矩毕竟是文人,除了保命,对身后名也多少还是在乎的。
窦建德兵败,裴矩与魏征一起把山东献给李氏,踏上他在大唐的仕途。
李唐的初级阶段,裴矩隐隐观察朝廷风向,不动声色尽心办差,颇得李渊推重。他和魏征、王珪同为太子李建成门下,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两家被李世民杀了个干净,魏征王珪裴矩被这位所谓的千古明君罗致帐下。人事练达的裴矩又是安然无恙。
君观察臣,臣观察君,当裴矩发现李世民和杨广根本是两种人后,即对自己的为官之道做出泾渭分明的调整。李世民抢过李渊的龙椅后,唯恐重蹈隋王朝主奢臣贿的败国覆辙,想来一次肃贪严打行动。这位明君想了个阴暗的办法,派人把一匹上好的锦帛送给一个管城门的刑部小官,假托有事求这官开方便之门。后者收了礼,被李世民的秘密警察抓了个现行,准备择日处死。
裴矩听说了,就面君直谏,说此人收受贿赂按罪当诛,不过按《大唐律》行贿的受贿的应视为同罪问斩。李世民连忙解释,行贿的人是我派去试探他的,你想宰了我吗?裴矩闻言又道,这回就是直斥君非了:既然皇上是试探他的,也就是说有点构陷的意思了,这不厚道,让这糊涂小官死于一次试验,有点……缺德。这一小小不言的历史事件如今还时有发生,有上海闵行区一车主路遇求助,上车的人说自己的孩子遭遇车祸,想搭车赶去出事地点。车主好心,载上路人疾驶而去,到了目的地,不见车祸的孩子,却看见几个大盖帽汹涌而至,以黑车运营之罪名扣车罚款。
这种创收手段如今被称为“倒钩”或者“钓鱼”。
李世民到底比杨广明白些,觉得裴矩说得在理,就把那倒霉的司门令史放了。完事还召集群臣,当众表扬裴矩并顺便教育臣子,“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武德九年(626年),军粮税赋压得百姓不得喘息,御史孙伏伽弹劾时任民部尚书的裴矩,言辞激烈,一点面子不留,“苟钓虚名,不知救恤百姓”,直接促成了唐朝的税法变革,原来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征收,百姓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孙伏伽有魏征之风,有忠臣能臣之名,不大可能冤枉裴矩,那么从这件事可以让后人略窥裴矩当官哲学之一斑:谁给他官做,他就对谁负责。至于屁民,不在他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