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招魂
一会儿就听见你姥爷喊你名字，声说不上大，不过好像能穿透黑夜，好像再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小冬啊，你快回来吧！你姥姥也跟着喊——小冬啊，你快回来吧！
此时此刻的我是个喝醉了酒的鬼。
“你说什么？我太爱记仇？心胸狭窄？如果我再听见你这么跟我说话，我撕了你，看见了吗？就跟撕这张处方一样。”
那些碎纸片在日光灯管的照耀下异常刺眼，像刀剑的寒光在女人头上飞舞，我看到有一片狭长的碎纸降落在她的头顶，成为一绺突兀的白发，那张清秀的脸立刻苍老了许多，再配上她胆怯委屈的表情，足以让我后悔刚才所说的话。但是酒精和胃液的气味直往上顶，我有点儿想吐，就从床上跳下来，蹿到水管旁，咕咚咕咚，凉水下肚，把那阵呕镇压下去。
我点了支烟斜倚在床上，观赏烟雾腾空后的情形。
“你别生气好吗？我不是那个意思。而且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很孝顺，你不是跟我说过吗，你说的我都记得呢——是你姥姥姥爷养大的你，他们活着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你留着。可是他们已经死了，再说，大人之间的恩怨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我是我妈生的，我妈是我姥姥生的。仇恨也是遗传密码的一种，现在它就在我身上蠢蠢欲动。”
淡灰色的烟袅袅上升，前赴后继，抵达天花板后又沿着墙壁滑下。
“这么说你承认你蠢？”
“当然承认，蠢，但是痛快啊，痛快就行。”她不说话了。
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的心跳不像刚才那样剧烈了，渐趋缓慢，足以让我数清心脏早搏的次数，如今我早不在乎它了，让它按照自己的节律跳吧，它不必管我的感受，每颗心脏都有我行我素的权利。
雷春晓一步步蹭到床边，我乜斜了她一眼，那绺“白发”居然还在她的头顶，她走过来的时候“白发”才飘然而下，那样子有些凄凉。我闭上眼睛，看到故乡房顶上、瓦片间的枯草随风摆动。
“我不是不让你抽烟，不过还是少抽点儿吧，你是医生，你知道得过心肌炎的人抽烟不好……”
“我当然知道，可是不用你管。你要再给我藏烟别怪我不客气。”
我怎么也想不到她把烟藏在什么地方，虽然就在我眼皮底下，可就是找不着。那时候我又不想去拉屎，当然不会动那卷卫生纸——烟就在卷纸中间的洞里。上个礼拜我打了她，给了她一耳光，那张脸上留下四个指印和鼻梁上的一道划痕，那是我的指甲干的。现在那道划痕还在，已经结了痂，我真想问问她是怎么跟自己的丈夫解释的。她那个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丈夫最近回来省亲，前几天雷春晓给我在呼机上留言：他明日到家，下周再见。
“你丈夫不是从广州回来了吗？他没问你鼻子的事？”
“你不是说过，不让我提他吗？反正没什么事儿，我早不怪你了。”
“我就是好奇，他问你的时候你是怎么撒的谎。”
“我就跟他说，我给一个醉鬼输液的时候不小心被抓了一下。”
打雷春晓耳光那晚，我确实喝醉了，她的谎话说得还算真实。我喝酒之后没烟是不行的，一般那种时候我会一根接一根地抽。
大概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深夜，我从刘老头的锅炉房出来，醉醺醺地回到科室。雷春晓值夜班，她打开了一间空置的病房，换了床单和被褥，把我扶到病床上。隔着单薄的护士服，我感受到她身体的柔软和温热，我一把搂住她，揭开她的白衣，褪下她的裤子。如今回忆起来，我不敢肯定自己如果没有酒精的辅助，有没有胆色扒下她的裤子，有没有胆色把我那个东西像注射器一样蛮横地插进去。胆色、胆色，这个词真好，没胆子当然就色不起来。
她的身体好极了，可以说非常理想，略微有些胖，却还没有中年女人失去弹性的臃肿，皮肤也很滑，这让我的皮肤也感到舒适。
但是当我把那天晚上的情景咀嚼得如甘蔗渣之时，才想起雷春晓那天的裤子太好扒了，我居然没有遇到一丝阻碍，她上半身倒在床上，只把屁股像海豚似的颤动了两下权作抵抗，这个动作反而正好让我扒得更爽利。那时我已是箭在弦上，以至于忽略了这个畅通无阻局面的真正开辟者是谁。
是雷春晓自己。
这场性事绝对是一个阴谋。从来医院报到那天她看我的眼神，我就该洞彻她的心思，这个女人迟早有一天会对我敞开，将我这个弱小的、却自以为是的家伙纳入她阴险而湿滑的轨道。而我却自以为勾引女人的手段老到、魅力难挡、一枪致命，事实上却是我成了她的玩物，一个已婚女人的面首，一部需要定时捐精的机器。
“说来听听，你丈夫是不是现在根本不跟你干那事儿，一点儿责任都不尽，才把你搞这么饥渴的？”
“你醉了，睡一会儿吧。”她扯过被子给我盖上，劈头盖脸地，我在黑暗中保持静止，闻着棉被里的来苏水味。过了一会儿，她把被子轻轻拽下来，露出我的鼻子。
我二十五岁，她三十二岁，跟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女人做爱并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难度，令我感到羞愤的是，每次从她家里出来我都会带走一些钱，当我穿好衣服要出门的时候，这个女人总是光着身子跳到我身边，把几张钞票塞进我的口袋，然后拍拍我的脸蛋，亲昵地说：“姐给你的零花钱，拿着！”
跟哄孩子似的，她还不如像个嫖客那样直接把钱塞进我裤裆里。
有一天我走出她家的门。大雨瓢泼。我被雨淋得浑身湿透，我狗抖毛似的摇摇脑袋，水珠四下飞溅。我骑着自行车走在被雨水淹没的马路上，我肆无忌惮地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路上的行人都把自己裹在雨披里，他们听不见我的笑声，当然更看不见我的眼泪。
笑声被雨声掩盖了，我的眼泪和雨水同流合污。
“丁冬，你赶紧回宿舍吧，一会儿万一院长查房看见咱俩在这儿多不好。”
“五分钟，我再躺五分钟，你让我想想我们家乡的雨。我小时候就喜欢在雨天跑出去，我姥姥是小脚，她根本追不上我。夏天的时候，我光着屁股在雨水里奔跑，你不知道脚丫踩在泥里的感觉有多舒服，你不知道被雨水洗过之后我的身体有多光滑，滑得像条泥鳅，你更不知道雨后的地里野草和庄稼散发出的味道有多香……”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心肌炎是什么时候得的。我妈说，我四岁那年发了一次烧，烧得满嘴说胡话，全是骂街的话。妈说我刚会说话张嘴就是“×你妈”三个字，当时我爸我妈都觉得匪夷所思，因为这三个字比单音节的“爸、妈”难度大多了。我哥后来讲，头一回听见我骂街，我妈当时就给了我一巴掌，那时的我娇嫩得很，不像后来我那俩狗日的表哥揍我的时候那么禁打——妈当下就把我扇晕了，我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爸当时就急了，”我哥说，“一脚就把妈踹地上，然后把你抱起来摩挲胸口、掐人中，我头回见咱爸发那么大火。”
“你发烧那回，整整烧了三天，你爸又是给你打针，又是灌药，可是怎么也退不了烧，我光在旁边哭了，看着你爸把你扒了个溜光，拿毛巾蘸了温水给你擦。擦着擦着，我就瞅见你爸吧嗒吧嗒掉眼泪，全滴在你肚皮上了。你姥爷一直坐在炕上抽烟，你姥姥陪着我掉泪，后来你姥爷把烟袋锅往炕沿儿上磕了磕，下了地，说：‘冬他爹，孩子这是被吓着了，你那一套不管用，试试老农民的土方吧！’”
“你姥爷瞧都没瞧你爸，拿羊皮袄把你裹上就出了门，你爸脸发青、眼发直，盯着你姥爷的背影微微哆嗦，他一句话也没说。你姥姥哆哆嗦嗦地抱着你的小棉袄小棉裤跟在你姥爷后头，”我妈顿了顿，说，“我也跟他们出去了。”
“生你那年是冬天，你发烧那年也是冬天，又是深更半夜，天冷得要命，我跟着你姥爷姥姥往村外走。我搀着你姥姥，深一脚浅一脚地，瞄着你姥爷脑袋上裹的白手巾走。四周连个狗叫唤的声都没有，静得出奇。一会儿就听见你姥爷喊你名字，声说不上大，不过好像能穿透黑夜，好像再远的地方也能听见——小冬啊，你快回来吧！你姥姥也跟着喊——小冬啊，你快回来吧！我听着听着就浑身发冷，使劲搂着你姥姥的胳膊不撒手，后来我就看见有四五堆蓝火，火苗左摇右晃，就跟有个看不见的人一口一口地吹气似的……”
“等我们回来，一进屋就看见你爸爸坐在堂屋里抽烟，他见我们回来了，也不跟你姥爷说话，就一把把你从你姥爷怀里抢过去。进了里屋，我和你爸、你姥姥姥爷谁都没睡觉，就盘着腿坐在炕上瞅着你，你爸爸一会儿摸摸你脑袋，一会儿拿体温计塞在你胳肢窝里，天蒙蒙亮的时候，你退烧了，再也没烧起来。”
隐约感觉，我姥爷并不喜欢我爸。他们之间有一道我看不见的沟。我姥爷说过：“你爸太爱干净了。”他的语气可不是赞赏。在一个老农民的哲学里，肮脏几乎是一种美德。
爱干净了一辈子的我爸，却在他生命终止的时候变得臭不可闻，他的肚子被车轱辘碾得稀烂，一些还没来得及被他排出体外的粪便从迸裂的肠管里四下飞溅，死得极不体面。
姥爷干农活是个好把式，妈说姥爷第一次见我爸的时候就直摇头，给我妈撂下一句“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是个书生”，就扛着锄下地了。姥爷是个大高个子，我哥说他得有一米八，我觉得不止。我现在的身高是一米七三，瘦小枯干，面白无须，手无缚鸡之力，跟我爹一个德行，总之没遗传我姥爷的大个儿基因。我爷爷高矮胖瘦我不知道，不过我爷爷的儿子我见过，我爸就不高。
我爸是最后一批知青。我爷爷奶奶的死讯传到他插队的农村那年，他和我妈结了婚。
听我妈说，我爷爷是我们这个县城里的名医，新中国成立前迁居保定府，因为曾给日本驻华北司令长官的女人看过病，后被处决了。我奶奶随后上吊自杀，官方说法是我奶奶“自绝于人民”。
某年入冬，我哥在地窖里发现了我爸的日记，我从中得知：我爷爷还给抗日名将池峰城以及一些红色将军看过病，家里的锦旗摞得小山也似，都给仆人们分了做了衣裳。据我爸记载，有个女佣人左屁股上写着“悬壶”，右屁股上写着“济世”，说这是他亲眼所见。我爸的半文半白我虽看不大懂，但也能从字里行间瞧出我爷爷一家当年的富足，可是我爷爷奶奶连一张照片也没留下，一把火烧了个干净。我在想象中勾勒了他们的大致轮廓：爷爷应该是戴着瓜皮帽的士绅打扮，身形精瘦，皮肤白皙，面颊清癯，戴着夹鼻眼镜，手捧线装古医书，满口之乎者也，满腹内经岐黄。奶奶一准儿是大家闺秀，面若敷粉，眸如朗星，雍容典雅，气质脱俗。
死讯传来，我爸死了回城的心。在绝望中和我那垂涎他已久的村姑母亲结了婚。这一府名医的遗少，在土坯房里、在铺着残缺不全的竹席的土炕上，和我妈做爱做爱做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农村人吹熄油灯后唯一的、怎么玩都不烦的游戏，又亲手从我妈血乎乎的阴道中把我哥和我接到人世，又机巧地与一个女人通奸，得以逃避了锄头镰刀和农民手上磨砺了几千年的老茧，直到他在通往小镇的路上被拖拉机的车轮碾出屎来，也没有再摸过一把锄头，没有下过一次地。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个夏天，妈来县城帮我收拾行李，她低着头自言自语：“你这回真接了你爸、你爷爷的班了。”妈眼圈一红，停顿片刻出了口长气，微微扬颌，对着屋顶的虚空说：“不过，我儿子的这个医生，肯定比你当得干净。”妈的表情有点狰狞，我没敢搭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你”是谁，我爸。这“干净”二字之内，藏有一个不干净的故事。起码我妈是这么认为的。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回乡省亲。舅舅给我讲了我爸的故事，这个大圆脸胖子讲得肥肉乱颤，唾液纷飞，从他嘴里出来的，是一段香艳的历史。我在他对面坐着，心情复杂地听着我父亲的故事。那时候我一点都不怪讲述者脸上渗出的淫邪，我觉得讲这种故事的时候，讲述者的脸上就应该是这种表情。
十五岁那年，我在正月里去镇上理发，走在冷峭的天空下，走在清冽的空气中。
“正月不理头，理头死舅舅。”——那时我盼他死咒他死。
二十一岁这年，我从医学院毕业。我坐在阳光斑驳的葡萄架下喝着舅舅的茉莉花茶，抽着在五年前把我揍成猪头的手递过来的长支希尔顿，表哥给我把烟点着后，讪笑着离开。舅舅坐在我对面的藤椅上，他面前的红木桌子上放着我从城里为他买来的礼品。他笑眯眯地看着我，眼神中不无慈爱和炫耀，他使劲收着大肚子，艰难地弯下腰拍了拍我的肩膀，对一个来串门的中年妇女说：“这是我外甥，刚从省城医学院毕业。”
说话时他脸上油光发亮，伸出一只肥胖多毛的手指指着石桌上的东西说：“瞧，这都是我外甥给我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