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重讀《有人》，懷何喪先生

餐室一角有人在閱讀，捧着一本書，吸引我注意，書名看不清，但見深啡色的封面，我一眼就認出，是楊牧的詩集《有人》。閱讀不是稀奇，只是我已許久沒遇過讀楊牧的人。上一次是何時？竟要推前到一九八九年五月底，在黃大仙的城市劇場，看一場名為“唯有我永遠面對目前”的裝置及劇場演出。劇場一角，在帳蓬裏有人仿傚絕食的學生，以或坐或臥的姿態，捧着楊牧《有人》一書，誦讀詩作〈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人語音輕淡，有時低沉；時而間斷，糾結在某處，像一個不善表達的人。那是我喜歡的詩，轉化成發自帳蓬的誦讀聲，在當時感覺尤其強烈：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

寫在一封縝密工整的信上，從

外縣市一小鎮寄出，署了

真實姓名和身份證號碼

那年我剛完成了中六，我就是在中六那年開始看楊牧的，覺得其詩風格是語言深沉、講究形式，但亦平實、少誇張，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總體上其題材似與現實較疏離，唯亦有例外，如〈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更明顯的又如一九八〇年的〈悲歌為林義雄作〉，這詩最初發表於香港《八方文藝叢刊》第三輯，可能是因為觸及當時敏感的政治事件，而沒有即時在台灣發表，楊牧八〇年以後出版的幾種詩集也沒有收錄這詩，直至一九九四年才重新發表於《聯合文學》。

寫〈悲歌為林義雄作〉時的楊牧身在美國，因着一九七九年在台灣發生的連串政治事件，楊牧的回應不只一首〈悲歌為林義雄作〉。楊牧並不如一些人所想像的，只關心個人世界，讀詩集《海岸七疊》及文集《搜索者》，都可以發現在〈悲歌〉之前已有一些“詩的端倪”，只是寫得比較隱晦。如〈西雅圖誌〉一文：“當我們等着，期待着友人的聖誕卡片，冬雨剛剛始飄落的時候，我聽到一些消息。磋商、火把、演講、衝突、逮捕。在西雅圖的子夜，對着遠山以外明亮的北極光，如此思索着，一些消息，從未曾有過的失望感覺，眼淚不能抑止地，湧落等候和期待的面容。”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時的楊牧則身在台灣，正於台大客席任教，並在《聯合報》撰寫“交流道”專欄。據《有人》後記所說，寫〈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那年台灣經歷一次大規模的選舉，〈有人〉是他對連串社會事件的回應，他先寫了三分之二，復在台大教室，發考卷予學生後，在學生對着考卷奮筆疾書期間把詩的初稿完成，是“一首以他們那一代的心情為主題的詩”。

〈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和〈悲歌為林義雄作〉講大是大非，談論政治、公理，詩的政治性絕非要宣傳或主張些甚麼，而是感歎純樸、正直的事物和觀念消逝甚至被踐踏：“童年如民歌一般拋棄在地上”，詩歌帶着稜角分明的、抗議的聲音，又不失其平實、少誇張、講形式，不用機鋒，而能感人的藝術風格。是以，我中學時代一位對新詩頗有意見的國文老師讀後，對我說：“這種詩我是懂的。”

他是我中六時的班主任，綽號“何喪”，初中時已聽師兄前輩流傳他的故事：趕到學校附近的桌球室為受欺凌的學生出頭、剛進課室見黑板遺留上一課另一位教師的微積分解題，他看了一會就在黑板寫上另一種更簡明的解法。至如批判主流傳媒、廣告、課文、課本以至學校本身的意識形態謬誤，更是“稀鬆尋常”（他常用的字眼），曾在課堂一邊派發學校的致家長函，一邊批評函件文意不通。他喜愛閱讀，上課時與我們談論哲學、電影、張愛玲、亦舒和外國科幻小說，當然也不乏與課程有關的經子文學，對如何應付公開試也講解甚詳，教學時指出課本上的注釋有誤，着我們把注釋刪去，談論詩詞時，課本不教的平仄和四聲，他也一一指示方法，就是不太欣賞新詩，說自己“不懂新詩”。

我幾次在周記裏與他討論新詩，“反方向”地向他推介新詩作品，他不喜歡新詩的意向始終頑強。現在回想自己的做法是有點不敬，文學閱讀的趣味更不能勉強，幾次之後我也意識到這一點，承認他不喜歡新詩沒有不對，最後影印〈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貼在周記頁上，後來他回應道：“楊牧這首詩我讀了，我喜歡，這種詩我是懂的。”

是楊牧的詩掀起他的回憶嗎？他寫了頗長的回覆，我知道老師六十年代就讀於台灣大學中文系，但這時才知道他年輕時已讀過葉珊（楊牧在六十年代使用的筆名）的散文，朋友當中也頗有詩人，他代他們買詩刊，又介紹他們彼此認識，至於詩，他自己卻沒有讀。“每個人手頭上只有一個生命、一點點時間……”後來他和我談起六十年代在台大讀書的往事，追憶臺靜農和殷海光先生的風範。

老師的特立獨行和批判精神，教我們認清假象，指示自主的生命情調，予我重大啟蒙，他的文學見解和提出生命的限制，也讓我反思再三。多年以後，我從台灣畢業回港，流蕩多年，輾轉當上教師，在創作課上談論新詩時，明知危險還是按捺不住地拿出〈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給學生討論，可惜每次反應都是說太長了。如果還有機會，我真想再向老師推薦楊牧的《山風海雨》和《方向歸零》，那暗晦的理念如遠山渺茫，肉眼不見但從未真正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