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文藝新潮》的靈光

我中學時代在書店讀到馬朗的詩集《焚琴的浪子》，約只七十多頁的薄薄一冊，卻被那激盪而又深沉內歛的氣魄攝住，馬朗筆下那往復縈迴的時代呼喚既遠且近，既有總題為“獻給中國的戰鬥者”的〈焚琴的浪子〉和〈國殤祭〉兩首長詩，細寫身處國共內戰晚期的知識份子內心掙扎，也有寫馬朗來到香港後，以〈沙田一瞥〉和〈北角之夜〉等詩呈現經驗斷裂、記憶錯置的迷亂和醒悟；內容主題關涉個人與時代，加上馬朗所使用的語言風格，接近我同時如饑似渴地追讀的辛笛、穆旦等三四十年代現代派詩人的風格，具深沉的感染力，我慶幸知道，那一代人的語言沒有在一九四九年後真正斷裂，而是在五十年代播遷到台灣和香港。

我初讀到《焚琴的浪子》時是八十年代中，那時中國內地已出版了《九葉集》，稍後再有香港出版的《八葉集》，辛笛和穆旦等九位前代詩人被冠以“九葉派”之名重新受到重視，香港的詩刊如《詩風》也組織過“九葉詩人”專輯介紹，讓讀者知道中國改革開放後，許多一度被禁止寫作的現代派詩人又重新活躍起來，辛笛出版了新詩集，開放的氣氛令人鼓舞。

回溯歷史，更覺五十年代一輩在台、港兩地延續現代派文學的可貴。在那艱難的年代裏，無論物質、精神生活、政治氣候、前景各方面都非常嚴峻，抗衡的聲音得來不易，一九五六年，馬朗在香港創辦《文藝新潮》，創刊號的發刊辭提出“為甚麼這是禁果？為甚麼要遮住我們的眼睛？……我們處身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新的黑暗時代正在降臨”。針對的是五十年代中國內地主流文論，視現代派文學為“落後的小資產階級”筆下的“反動逆流”、“毒草”而全面打壓，作家不是被噤聲就是被批鬥，而五十年代的台灣因恐共防共而彌漫白色恐怖之風，當時香港文壇亦因恐共而趨於保守，馬朗後來在一次訪問中提到當時文壇的保守甚至“開倒車回到“新月”時代以前”，也提到“受到政治勢力的影響，我們的視聽都被矇蔽多時”，馬朗創辦《文藝新潮》，就是以現代主義文學抗衡該時代的保守氣氛。

《文藝新潮》的具體做法是譯介最新的歐美文學，也回顧三四十年代的師陀、沈從文等當時已被噤聲停筆的作家，同時刊發台、港的最新文學創作，既有台灣的著名詩人紀弦和林亨泰，也刊登本地青年詩人崑南後來被視為香港新詩經典的〈布爾喬亞之歌〉、〈賣夢的人〉等作，當然還有徐訏、劉以鬯、李維陵、葉維廉的多篇佳作。《文藝新潮》辦至一九五九年的第十五期停刊，但其間對台灣和香港文壇有重要影響，當時《文藝新潮》未能在台灣正式發行，卻以手鈔本方式在讀者圈子間流傳，《文藝新潮》停辦後，崑南與友人先後再辦《新思潮》和《好望角》，多少延續了《文藝新潮》的方向。

文藝的力量，有一些影響不是即時的，也斯為馬朗詩集《焚琴的浪子》所寫的長篇序文中，提到他年輕時，大約是一九六三年，如何在北角的路邊舊書攤發現《文藝新潮》，他之前從未讀過這刊物，很驚訝地知道五十年代的香港已有如此前衛的文藝。他其後再於九龍的廟街見到幾套《文藝新潮》，全數買下再分送朋友，也斯一九七五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外課程部”開設“三十年來香港文學”課程，再影印《文藝新潮》內容作為教材。余生也晚，未能在七十年代認識也斯，但有幸在一九九五年香港藝術中心的“香港文化”課程上，首次聽也斯的課，他也提到《文藝新潮》，並影印了李維陵和崑南的作品與我們討論。

當時我經常逛舊書店，幾年來在港、九各地舊書店不時遇見舊刊物，但從未見過《文藝新潮》，可能當年流通量不多，散出的人更少。我只透過馬朗詩集《焚琴的浪子》及也斯和其他前輩作家的介紹而得知《文藝新潮》，我視它為難得一見的珍貴史料，很渴望能一睹原物。兩年後，我成為嶺南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申請得聯校圖書證後，第一時間渡海往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的香港特藏，有點緊張又強作平靜地向圖書館員遞上索閱紙，終於得閱《文藝新潮》實物而無比振奮，感到無數文藝靈光流傳我身心，瞬間閃逝，該刊比我已知的部分內容還要豐盛，我悟得了文藝的抗衡和時代呼聲，以及那發刊辭“我們處身在一個史無前例的悲劇階段，新的黑暗時代正在降臨”在那時代的真正意味。個人的感悟微不足道，重要是香港文藝對時代的抗衡和創建，也是一道招引承續的靈光，我輩何忍任其消隱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