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在香港讀陳映真

陳映真的小說，關涉台灣社會、歷史和文化場景，以至部分小說人物回憶中的中國圖像，除了現實批判，總體上還牽涉文學與社會的扣連，在文學藝術的層面上，陳映真小說的可讀性，更在於提出社會關懷的同時，從沒有放棄藝術境界的追求，小說中的批判意識亦非教條式，“華盛頓大樓”系列所論及的資本主義跨國經濟下人性扭曲、本土文化與人文精神流失等問題，於今仍然存在，文學不是請客吃飯，不會即時改變社會，陳映真小說的價值正不止於提出批判，文學性的表現技巧免於簡化和濫情，內斂的小說語言，更顯出作者正視問題的複雜性，不提供單一的出路，而是引向同情和醒悟，陳映真小說出於左翼文學批判現實的信念，終極關懷則歸結於整個人文環境的生成。

正如陳映真及其小說之於香港，是我輩對台灣文化認知的重要部分，至少是當中比較稜角分明的一支，陳映真小說的意義已不能單從小說中尋，而在香港“讀陳映真”的意義，至少部分與六十年代以來香港文學及有關討論相涉。陳映真小說的意義，劉紹銘、葉維廉等學者早具詳論；在香港讀陳映真，黃繼持和也斯在八十年代亦有專文評說，[4]然而在閱讀經驗一再斷裂的年代，要進一步闡述在香港讀陳映真的意義，無法不從頭說起。

曾有一段長時期，台、港兩地文學有過密切交流，陳映真一九五九年開始在台灣的《筆匯》發表第一篇小說，六十年代初，在《筆匯》和《現代文學》陸續發表更多作品，那時香港的文學愛好者已透過台灣刊物留意到陳映真的小說，當崑南與李英豪等人創辦《好望角》時，已透過陳映真友人向他約稿，就在一九六三年的創刊號上發表了小說〈哦！蘇姍娜〉。陳映真參與創辦的《文學季刊》，也刊登香港作者包括戴天、溫健騮、也斯的作品，一九七二年，也斯與友人創辦《四季》，創刊號發表陳映真的〈累累〉，同年由劉紹銘主編的《陳映真選集》在香港出版，收入小說及評論，卷首並有劉紹銘的評介，當時陳映真在獄中已五年，〈哦！蘇姍娜〉及〈累累〉都是先在香港發表，逾數年再刊於台灣，七二年香港小草叢刊版《陳映真選集》是當時市面唯一結集，直至七五年陳映真出獄後，才在台灣出版《將軍族》和《第一件差事》兩本小說集。七八年陳映真接受香港《羅盤》詩刊訪問，並在《大拇指》發表小說〈夜行貨車〉，同時刊登戴天〈“夜行貨車”印象〉一文，稍後《大拇指》再辦了一個“解剖〈夜行貨車〉”小輯，由多位年輕作者發表評論。八〇年《八方》第二及三輯發表陳映真三篇小說，包括“華盛頓大樓”系列之〈雲〉，八二年劉以鬯把《唐倩的喜劇》編入“中國新文學叢書”系列出版，八三年《快報》連載長篇小說《萬帝商君》，同年《破土》第二期有作者指“在香港的大學生底心中，陳映真是當下的一個巨人”，[5]是期《破土》並轉載陳映真談蘇聯作家索忍尼辛的文章。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讀者，對陳映真不會陌生，當時香港經過了激烈的現代詩論爭，也有作者提倡“批判的寫實主義”，以至較溫和的“文學從生活出發”等主張，但具體可資借鑑的作品不多。陳映真一九六五年為自己的讀書組翻譯《共產黨宣言》，同年寫作風格漸轉向社會現實，六八年以政治異見繫獄七年，但從未放棄左翼文學的信念，特別〈山路〉系列幾篇，寫出左翼理想主義者的人性和操守，其立體性的刻劃不亞於三十年代中國左翼文學的相關描述，更遠超同時期內地主題先行的作品。〈山路〉系列最後歸結現實主義以至革命文學的主題，正是七八十年代香港文學的重要思索點。七四年也斯及其友人改編〈第一件差事〉為話劇、七九年致群劇社改編〈夜行貨車〉、八三年新青學社改編〈雲〉上演，他們選擇陳映真，相信並非偶然，陳映真小說的場景是台灣，但小說背後指向對“寫實”以至文學與社會等論題的思考，也是當時香港作者關心的問題。

在文學層面以外，八三年方育平完成了《元洲仔之歌》、《父子情》等作品後，再拍攝半紀實的《半邊人》，當中有一段戲中戲，由劇中的電影文化中心學員以話劇演出《將軍族》。《將軍族》除了呼應《半邊人》的故事，方育平選擇陳映真，相信有如在《元洲仔之歌》末段安排外籍遊客的獵奇式拍攝角度，《將軍族》在故事性的呼應以外，也為《半邊人》這半紀實的電影引入有關寫實的思考。

八七年香港文學藝術協會邀請陳映真來港，分別在浸會學院大專會堂及香港大學發表演講，講稿及記者會答問記錄都刊登在《八方》，同年陳映真的新作《趙南棟》亦於《博益月刊》連載。在大專會堂的演講〈四十年來的台灣文藝思潮〉，結合歷史、社會、文化思潮背景討論文學，要點在提出了一種解釋、敘述文學史的模式，特別是以冷戰模式討論五六十年代的台灣文學，引發最多回應。陳映真亦提到當年在現代主義文藝方面，台灣作者由於閱讀西語的障礙，得力於香港作者的譯介，由此出發接引兩地文藝的交流；當然這說法的重點在強調台、港文學的關係，卻未有說明台、港現代主義文學的重要區分。香港引介現代主義文學的原由不只是外語能力佳，更大因素是對三四十年代現代派文藝的繼承，西語書刊固不難得見，坊間的民國原版新文學書籍亦未曾斷絕，書商翻印使它們更廣為流通。從《文藝新潮》的作者李維陵、楊際光、馬朗、劉以鬯以至稍後的崑南、葉維廉、蔡炎培等人的創作或評論中，同時可見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和中國三四十年代現代派文藝的承接、調整和轉化。

陳映真在演說末段呼籲香港知識份子檢視戰後四十年香港文化的發展，及後引發眾多迴響，在《八方》及其他報刊發表評論的作者包括黃繼持、古蒼梧、也斯、馮偉才、陳清僑等等，承接當時熱烈討論的餘波，八八年港大再辦了一次陳映真文學研討會。[6]讀陳映真的意義，可能尚不止於文學方面，陳映真的演說從五十年代談到八十年代為止，最後談到台灣的人文思想雜誌，包括《人間》、《文星》和《當代》，如何參與整個人文環境的構成，在港大的演講〈大眾傳播和民眾傳播〉再詳論大眾傳播及辦《人間》的經驗，陳映真特別提到自己一手創辦的《人間》，在香港也有一定銷量。我記得在八十年代後期，一些香港報紙也增設了人文社會性的副刊，包括《新報》的“社會實錄”、《星島晚報》的“星期日雜誌”等，當中，《新報》“社會實錄”周刊尤見《人間》的影子。

《人間》時期的陳映真，其實已結合了文學家、傳媒工作者及出版人的身份，《人間》強調從“弱小者立場”看社會問題，類近於今天所說的關注弱勢社群，陳映真的前瞻性眼光當然值得敬佩，但更關鍵原因還是基於長期的文學素養和人文精神。由於陳映真的人文精神及對文學的尊重，讀陳映真的小說，無論是昔日深具社會關懷與現實批判的作品，還是近年更自覺小說藝術性的新作《忠孝公園》，都讓我們更能看清，關鍵的不是寫實派或現代派、學院或非學院、通俗或嚴肅的問題，正如陳映真指“文學問題基本上應是在文學的範圍裏面解決”、“第一要緊的是你必須在藝術上站得住腳”，[7]讀過陳映真的小說，比較其他寫法，很容易看穿教條式寫實的貧乏，同樣明白純粹個人感興的限制。在香港讀陳映真，更讓我們無法不思考香港的文學經驗，香港像陳映真這樣抱持左翼文學信念，同時具人文精神、平衡社會關懷與藝術追求的小說家，大概不多，但我們不一定要在香港找一個與陳映真一樣的作者，因此欣賞舒巷城《太陽下山了》、顏純鉤《天譴》、鄧阿藍《一首低沉的民歌》，同樣可以欣賞西西《我城》、也斯《剪紙》、鍾玲玲《玫瑰念珠》，像台灣同樣可以有七等生、王文興、楊牧等等不特別強調社會關懷但依然優秀的作家。

文學與社會的關係本是多樣，批判式寫實主義的“反映現實”做法只是其中一端，左翼文學與其作為題材上的分類、所認同人物是否無產階級或低層人民的分類，毋寧說是態度上的分類，或特定指向文學作品對世界及不合理社會制度的批判。三十年代中國左翼作家提出文學大眾化的要求本身，可說是基於針對保守作風、帶來新思維及挑戰；至如今，大眾化的要求距原初已甚遠，今天順從大眾化的走向，已無批判可言，更與挑戰主流的初衷背道而馳，讓人走向對商業宰制順從、失去省察力的路。香港文化界早已經歷有關寫實與現代、學院與非學院、通俗與嚴肅等問題的反覆討論，也初步檢視過戰後香港文學史的發展，以及文學書刊長年面對的“市場”和生存空間困境，在香港讀陳映真的意義，最終或可讓我們超越個別作家的得失以至二元對立的思維，歸結於文學與社會的複雜關係、文學作品批判性的本質，以及更基本的整個人文環境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