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由狭义和广义的创伤性经历引发的症状——或许是神经生理学原因——在ICD-10和DSM-Ⅳ中都可以找到。为了了解详细可靠的病史，我们应该仔细询问当时的情况。无论当时的表现是否完全符合创伤后综合征的标准，都应该寻找与创伤过程相关的症状线索。我们以PTSD为例，对其中的典型症状加以分析：

创伤性事件常常会以特殊的方式被重新经历，比如情绪的侵入、持久的回忆或者闪回等等，其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1）可以以画面或电影片断式的回忆出现。

（2）可以以其他的与创伤性事件感知觉有关的形式出现，这些感知觉形式可以是听见噪声或声音（汽车撞击发出的擦声或刮声，受伤者的尖叫声等），气味（如焦糊味或酒精的气味）及（或）其他不适的回忆片段（与经历过的创伤紧密相连，如手臂的触觉、就像刚刚发生一样）。

（3）这种经历也可以出现在噩梦中，在这些梦境中可以常年反复出现同样的画面或情景，与其他情形下的情绪袭入很相似（在儿童，即使没有对相关内容的主动回忆，在噩梦中也可以出现相关内容）。

（4）有些情形下，患者的感受和行为看起来就像那一事件刚刚又发生了一样。包括事件发生当时产生过的强烈的感受（常见的是恐惧和无助）以及在分离性走神（trance）状态下浮现出回忆中的画面（比如回忆出已经在意外事故中丧生的同事的形象）。与此同时，患者难以有效地区别过去和现在，甚至可能误以为那位同事就在房间里，会主动去跟他说话或者试图与他联络。这种情况，我们会诊断伴有丧失现实定向的闪回，而产生这一症状，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性的问题作为基础。当然，这种闪回自然也并不一定要伴随现实知觉的丧失。因为这种对日常现实定向力的丧失，以及其他被患者担心是否会是“精神病”征象的创伤性症状，往往会带给当事人以羞耻感，所以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应当小心。比如可以这样问：“在您脑海里出现这些回忆或者画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对您来讲似乎有些难以区别现实和过去？”诊断过程中，有一点对这类患者很重要，那就是明确告知对方，在经历创伤性事件时出现的幻觉是假性幻觉。如果我们把这些理解为经典的幻觉并把这些写进病历，这类患者可能就会被误认为是精神患者。遗憾的是，这种担忧在精神病学界并非空穴来风，如案例2-1。

对儿童来讲，这种闪回式的情绪和行为方式可以说是创伤情境的有规律的重新上演，一种令诊断者联想到由阿葛兰德所描述的发生在成人身上的所谓“舞台式的诊断”（Argelander，1970），也可以被孩子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用童话般的情景被描述和回忆。如北京某大学幼儿园发生疯汉杀人事件后，劫后余生的孩子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为：来了一头大灰狼，咬死了很多小白兔，后来熊妈妈来了，赶跑了大灰狼……

（5）在引发创伤性回忆的过程中，所谓“按钮、扳机点、触发点”的作用不可忽视。在遭遇内在的（如情绪状态）或外在的（如物件或人）触发物（因为他们通过某种途径与创伤相关，甚至只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时候，就有可能招致强烈的精神负担。这种精神负担可能不仅仅是可以感觉到的情绪反应，还可能是躯体症状（比如面色苍白），有时它的出现也并不一定会伴随心理症状的加重。也就是说，个体对象征或相似创伤性事件某一方面线索的反应是具有特征性的。创伤性事件的每一个成分——声音、颜色、情景等，都可能作为条件性恐惧反应的扳机点，唤醒创伤性记忆或引发再体验：

1）视觉印象（树林引发某人曾在树林中遭遇暴力的回忆）；

2）声音（直升机螺旋桨的声音对亲身经历越战者）；

3）气味（酒的气味对一名曾被酗酒父亲虐待的患者）；

4）触觉印象（性伴侣的亲近对童年曾被性虐待的女患者）。

扳机点又是我们探索与之相关的创伤模式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深入研究与之相关的神经元网络的重要线索。即使在以后的治疗中，也应该对它进行系统的记录，因为它同时能帮助我们了解患者的生活范围是如何因为创伤而被限制缩小的。它像一面镜子，能反映出患者日常生活中哪些范围仍处在中立之中，而回忆以同化的方式扩散到多大的范围，可能危及或者已经损及哪些方面等等。因此，在创伤治疗的标准记录中，可以看到有专门的部分系统地记录与扳机点有关的信息，创伤模式已经扩散到哪些范围，哪些部分可以重新被解放出来等等。

或许，随着时间的推延以及侵入性症状的困扰，患者会设法回避引发那些会带来压力的回忆和回忆片断。这种回避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之间可以有很大差别。以下回避策略在问病史时应该受到重视：

（1）回避与创伤有关的谈话、观念、感受。

（2）回避可能令人回想起创伤的地点、活动和人。

（3）对（创伤发生之前）重要活动的兴趣和参与明显减少。

（4）有些可以罗列到“回避”名下的症状也可以被归到分离症状里来，这一症状对于确定进行EMDR治疗特别重要。

（5）情感范围局限（比如感受细腻温柔或其他情感的能力缺乏），这在布朗（Braun）所提出的BASK模式（布朗认为，行为-B、情感-A、感觉-S和认知-K的宣泄可以减轻创伤事件的影响，此称为BASK模式）中可以被理解为分离症状（Braun，1998）。明确感觉受限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在极端情况，在回忆创伤过程时过度的情感释放会妨碍EMDR的进行，甚至无法进行。因此，有时只能把对创伤性事件的回忆限制在认知层面。患者可以说：“我知道这事发生过，而且一定很可怕，但我现在不能把它与情感联系起来”。大多数情况下，患者这样做的原因为防御性的情感隔离。关键是我们应该认识到情感的受限。

（6）与此相似，患者在回忆的过程中也可以有某一方面的回忆障碍，也就是分离性遗忘，有时这种遗忘甚至可以涵盖整个创伤性事件。这也是EMDR治疗的重要指征之一（Elliot ＆Briere，1995，1997）。在ICD-10中，上述症状被列在D1症状中而不是在回避策略B中。

（7）从发展趋势上看，可能会有对情感刺激的反应（Reagibilität）越来越麻木（情感迟钝），这与对所有刺激的回避是一致的。

1）可以有分离的感觉或对他人疏远（一种有时在创伤后很快就会出现的感觉）。

2）可以有对未来的期望值受限的感受（比如患者对事业、婚姻、子女以及达到平均期望寿命都没有太大的期望）。这种变化在经历长期的、严重创伤过程的患者那里表现得最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部分症状与抑郁症状重叠，比如参与活动或既往认为重要的事情的兴趣丧失；以往正常生活失去了安全感和变得无足轻重，对未来的期望值明显下降。

在回避中往往伴有恐惧对象的泛化，可以将创伤性联想与日常联想联系起来，如将肮脏的行为和日常生活中脏的东西联系起来，并可以发展出相应的策略来。比如，不停地反复地清洗以应对肮脏。

持续的惊跳症状和敏感性（创伤以前没有）。身体可以说仍持续地处在“警报状态”。遭受创伤的个体似乎不断地在不重要地刺激中区别出危险性刺激。

（1）睡眠障碍（入睡困难、早醒）。

（2）易激惹和情感爆发（冲动控制能力下降在慢性持续的创伤患者身上并不少见，尤其当它源自于童年期时）。

（3）注意力难以集中。

（4）过度警觉（hypervigilance）：这一点可以导致患者的听觉功能明显增强。有一位经历严重慢性创伤的女患者能隔墙听见治疗师和同事在另一个房间里小声的议论，并能部分区分谁是谁的声音以及所说的内容。

（5）夸张的惊跳反应（exaggerated startle response）：在突然面临可能带来危险的刺激时出现的惊跳反应是一种可以用标准方法进行测量的现象（比如我们从背后悄悄接近某人，然后发出“唿”的声音）。精神创伤会导致患者心理过程的明显改变。很多时候，患者这种对惊吓反应的变化更多是被周围环境而不是患者本人所注意到。

长期处于警报状态，对个体而言是相当具有破坏性的。个体的生活因此变得杂乱无章，由于应对这些症状难以适应，而表现出回避和退缩。

正因为基于不同的动机可以出现相同的症状，因此，其评定特别强调个体行为后面的动机，即循因。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握症状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