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人不过是侦查工具
美国宪法对政府获取和使用有罪信息的权力作了重大限制。例如，根据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政府必须事先获得某些类型的搜查令，否则不能开展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政府需要根据一定数量的证据，基于“合理怀疑”或“可能的理由”，才能拦截、逮捕或以其他方式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则规定公民有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保护嫌疑人免于被迫作出供述，“米兰达警告”就是这一权利的最典型体现。第六修正案赋予了被告人聘请律师的权利，这意味着被告人一旦被指控犯罪，政府就不能在没有辩护律师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讯问。[43]除此之外，联邦和州法律还进一步规范了政府获取记录或在私人场所部署窃听器、摄像机和其他类型监控设备的权力。[44]
上述规则，尤其是来自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规则以保护个人免受官方胁迫和侵犯隐私而闻名。但政府利用线人的能力往往十分强大，能够轻易规避上述限制。由于这些宪法限制通常只针对官方行为，线人则不受这些规则的约束，因此作为线人的个人就可以收集政府难以获得的信息，成为有效的信息收集者。
在1966年的霍法诉合众国案（Hoffa v. United States）中，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判决——明确政府有偿使用线人是合宪的。在该案中，政府利用腐败的工会官员爱德华·帕廷（Edward Partin）来窃听卡车司机协会主席吉米·霍法（Jimmy Hoffa）与其同事和律师的对话。政府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所监狱招募了帕廷，他当时面临着州和联邦的挪用公款罪及其他犯罪指控。由于霍法邀请了帕廷进入自己的私人酒店房间，但并不知道他为政府工作，所以法院据此认为，既然霍法主动与线人分享信息，就要自行承担这种行为的风险，故而政府并未侵犯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他的隐私权。正如联邦最高法院所指出的：“被窃听者偷听，被告密者背叛或者被他人的身份所欺骗是人类社会固有的风险。我们每时每刻都必须面临这种风险。”[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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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最高法院还解释说，政府利用线人帕廷获得霍法的有罪陈述并没有违背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因为霍法从未被真正强迫作出陈述。在伊利诺伊州诉珀金斯案（Illinois v. Perkins）中，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认为被监禁的被告人受到被政府怂恿的狱侦耳目询问时，无权获得“米兰达警告”的保护或律师帮助。当然，如果完全相同的讯问是由警方公开进行的，他就有权被告知米兰达规则或获得律师帮助。联邦最高法院的理由是，因为被告人不知道线人是政府代理人，所以他并未受到强迫认罪。[46]
在霍法诉合众国案之后，联邦最高法院进一步裁决政府通过技术手段延长对线人的使用也具有合宪性。在合众国诉怀特案（United States v. White）中，联邦最高法院曾裁定，政府未经授权而使用“有线”线人（携带警方监听设备的线人），即使其中一次传输发生在怀特家中，也并未侵犯宪法第四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隐私权。然而在不同意见书中，道格拉斯大法官担心最高法院忽视了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风险。他写道：“电子监控是迄今已知的对人类隐私影响最大的均衡器……难道现在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传送或录制下来，然后重复给整个世界吗？”哈伦大法官也持不同意见，他说：“我认为，必须意识到第三方窃听的做法破坏了自由社会中公民交往的信任感与安全感。”[47]
线人活动与新技术的强强联手，打开了监控措施的方便之门，使其入侵性大大增强。联邦法律对官方的电子监控行为施加了严格限制，这些法律要求警察在截获通信之前必须获得法院的许可。在一般情况下，除非警方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通过电子监控可能发现犯罪行为的原因，且“正常的调查程序不能奏效，或者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常规的调查程序的成功可能性较低或存在危险性”，否则法院不会批准电子监控请求。[48]但联邦电子监视法规的第三条规定，一方同意除外。因此，如果线人是通信的一方并同意录音，就不需要法院授权。换言之，虽然政府在窃听电话或在私人场所（如住宅或酒店房间）放置摄录机之前，必须获得法院的授权，但如果换作线人如此为之则无需法院的许可。[49]例如，在合众国诉内贝尔案（United States v. Nerber）中，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裁定，政府可在酒店房间内放置摄录机，但须征得在场线人的同意，一旦线人离开房间，政府则不得继续在该房间内放置摄录机。[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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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全国有32个州根据上述第三条规定授权经一方同意的电子监控。然而有几个州认为，在一个人的家里或其他私人地方进行线人电子监控需要受到更多规制。西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认为，与联邦宪法和成文法相反，西弗吉尼亚州宪法禁止线人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在私人家中拍摄。[51]同样，蒙大拿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阿拉斯加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都认为，根据各自的州宪法，如果线人在嫌疑人家中进行有线监控则需要搜查令批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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