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方遇见东方：文化双融的管理取向

原文出处　Chen, Ming-Jer and Danny Miller, 2010, “West Meets East: Toward an Ambicultural Approach to Management,”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 24 (4), 17-24.

概述：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中，全世界都在试图寻找新的思想和视角，商界现实也已从“西方领导东方”转变为“西方遇见东方”。蓬勃发展的华人商业文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合作的文化基础，也是帮助重振西方经济的管理智慧源泉。不幸的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使得中国的商业案例在西方企业的眼中格格不入，甚至不合时宜，以至于西方企业不能仿效。宏碁公司（世界第二大电脑制造商）传奇创始人施振荣，能够采取兼具东西方优点的最佳管理方式，并能避免东西方的缺点，代表了多种理想的“中庸”典范。他通过文化双融这种管理途径，提供了一种能够沟通东西方两种文化并启发东西方组织的模式。在本章中，我们讨论了这些关联，以及东西方的管理者可学习借鉴的经验与反思。实际上，“中国”所强调的平衡以及“人–我–合”的思维方式，为桥接全球多重重大差异以及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级管理人员带来了希望与路径。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巨额财富的损失，也剥夺了数千万的工作岗位。据估计，2008年秋至2009年3月，全球有3.44万亿美元财富化为乌有（Liu，2010）。根据美联储报告（Kalita，2009），仅美国家庭的财富，就总体损失了1.1万亿美元。从2008年开始，美国已失去了80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09年年初的预测，到2009年年底，全球可能会失去5100万个工作机会。全球的银行账面减值了约4000亿美元（Elliott，2009）。全球财务损失总值超过美国、欧盟和日本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为了应对这一灾难，全球的企业、政府和公共机构被迫实施重大的重组和转型。

在西方，公司业务下降、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受挫，很大程度上被归咎于贪婪、目光短浅和过度冒险等行为，这几种行为在过去几十年似乎急剧膨胀（Miller and Le Breton Miller，2005）。对冲基金是一种流动的、高度不稳定的资本来源，但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对对冲基金的投资激增，因为他们强烈要求迅速而稳健的成长回报。此外，CEO的薪酬在过去20年急剧飙升，CEO与一线员工的薪酬差距也从40倍增加到500倍以上（Murphy and Zabojnik，2004；Towers Perrin，2009）。同时，CEO的任期也从8年降到了4年左右，很明显，CEO面临着需要在短期内取得回报的巨大压力，而他们又把随之而来的问题留给了继任者。结果，在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和快速回报的过程中，很多公司的知识资本逐渐枯竭。此外，大范围裁员—一开始是为了缩减成本，后来却成了挽救逐渐衰落的企业不得已的办法—造成巨大的人力损失。日趋成熟的西方市场为这种情形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并且对新兴市场的需求也愈发巨大，西方既需要把新兴市场当作供应自我需求的产品来源，也需要当作产品的销售市场。很明显地，西方人逐渐意识到，当前需要一个能够超越时间、地域和意识形态限制的更好方法。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东方。

实际上，由于这次危机不堪的结果以及所造成的动荡和不确定性，世界正在寻找以获利为目的的新成长来源和其他商业模式。中国，作为当今亚洲的宠儿，在过去20年里已经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强国之一。尤其是在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首度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Barboza，2010）。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国之一，也是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所持有的美国国债于2010年6月末达到了8437亿美元。中国已不仅是世界工厂，现在既“引进来”，更“走出去”。过去20年，中国的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9%，在世界经济还处在低迷状态的201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11.9%。^[1]印度、韩国与中国的情况类似。例如，印度塔塔汽车公司于2008年收购了英国的捷豹和路虎，韩国三星的产品也跃至世界主导地位。仅这两个例子，就足以显示出全球商业环境正在急剧变化。除了这些国家之外，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在其2010年的报告中，将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这些华人商业占当地经济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列入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前十大国家和地区榜单之中。^[2]

[1] http://www.doc88.com/p-07616891625.html.

[2] 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取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所以能够更好地应对2008~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