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I 安达卢西亚人

萨拉森人在733年被铁锤查理·马特击败，入侵欧洲的步伐就此终止。他们不再渴望进一步征服，而是专注于巩固已获得的土地。此间除了查理曼发动的一次短暂而损失惨重的入侵外，萨拉森人几乎不受干扰地占领了新领土约三百年。被驱逐的哥特人后裔在北方山区依然顽强地坚持独立，而且时不时夺回一部分他们祖先的地盘。这些侵犯虽然会制造些麻烦，但直到11世纪，摩尔人在西班牙绝大部分区域的统治并未受到实质性的威胁，他们把北方诸省的独立视为不可避免的顽疾。为了根除哥特人的残余势力，摩尔人不得不流更多的血，从效率角度分析似乎得不偿失。只要基督徒不妨碍摩尔人享受温暖肥沃的南部及东部地区，就让加利西亚（Galicia）、莱昂、卡斯蒂利亚（Castile）和比斯开（Biscayan）地区的基督徒们在贫瘠的北部山区自生自灭吧。

从8世纪末摩尔人停止向北入侵，到11世纪基督教王国开始反攻，北方基督徒和南方穆斯林统治区域的分界线大致与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重叠，从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向东北方向延伸至萨拉戈萨，再到埃布罗（Ebro）。摩尔人除了占据安达卢西亚诸多名城外，还拥有富饶的塔霍河谷（Tagus）、瓜迪亚纳河谷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从瓜达尔基维尔河这个名字就能知道谁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因为它是从阿拉伯语词汇“大河”（Wady-l-kebīr）演变来的。

在古罗马时代，安达卢西亚就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这种南北分裂其实是顺其自然的，自古以来两部分就存在明显的地理差异，进而导致气候迥然不同。北方阴冷刺骨、寒风凛冽、大雨滂沱，也许是很好的牧区，但大部分地区都不适宜耕种。南方虽然受到来自非洲的热风折磨，但总的来说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农作物得以高产。

一片面积辽阔的高原将南北方分开，大部分高原虽然归摩尔人所有，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争议地区，双方都未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地盘，处于拉锯状态。高海拔导致寒冷，这令喜好阳光的摩尔人感觉不快，于是他们将该高原交由当初随塔里克登陆的第一批柏柏尔人管辖。柏柏尔人在真正的阿拉伯人眼里地位低下，而且征服所得的财物往往被阿拉伯人攫取。

伊比利亚半岛上有三分之二的区域被阿拉伯人占领，阿拉伯人称之为“安达卢斯”，欧洲人的叫法为“安达卢西亚”。摩尔人在这里建立了辉煌的科尔多瓦王国，不啻为中世纪的一个奇迹。当整个欧洲陷入野蛮无知和纷争的时候，科尔多瓦独自擎起知识和文明的火炬，在西方世界面前熠熠生辉。摩尔人不像他们之前的野蛮人那样，带去的是荒芜和暴政。相反，历史上从来没有征服者像他们那样温和、公正、明智地统治安达卢西亚。

很难确定阿拉伯人到底从哪儿学的管理才能，要知道他们可是从阿拉伯大沙漠中走出来的。在胜利来得如此之快的情况下，他们应该没有工夫去研究如何治理外国的艺术。他们确实得到过一些希腊和西班牙顾问的帮助，不过这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顾问在其他地方却不能产生相同的结果。之前哥特王国即便拥有西班牙的全部管理人才，也未能使臣民感到满意。另一方面，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对摩尔人的统治总体而言颇为中意。西班牙人虽然与旧君主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不过他们更乐于在穆斯林的治下生活。虽然宗教问题今后会演变成一个大麻烦，不过在征服之初，它只是摩尔人需要处理的问题中并不重要的一个。在摩尔人眼里，西班牙人和基督徒一样都是异教徒，他们大部分人依然如罗马人那样生活，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的新教义在这里几乎无人理睬。西班牙人想要的不是教义，而是能够赐予和平与繁荣的力量，他们的摩尔主人恰恰能满足这一点。

当然，刚开始肯定有一段短暂的混乱期，不时发生纵火、掠夺以及屠杀等事件，但阿拉伯统治者很快就制止了上述行为。局势渐渐平静下来后，广大民众发现他们自己过得并不比之前更糟，甚至很快就察觉到换了统治者之后，还从中获益了。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法律和法官；居住地的最高长官可以由本族人担任，此人负责收税，并调解内部分歧；公民阶层不再承担全部的国家财政支出，只需要缴纳一笔数额不高的人头税，而且没有任何义务，若拥有可耕地，那么他们需要支付“Kharaj”，翻译过来就是“土地税”。

人头税根据纳税人的等级，每人每年的税款从12—48第纳尔不等，按照我们现在的购买力来计算就是3—12英镑，并且该税能够以12个月分期付款的方式缴纳，使纳税人更容易承受。人头税只向非穆斯林的异教徒收取，即基督徒和犹太人。

至于土地税，则根据土壤的生产力而变化，对基督徒、犹太人和穆斯林一视同仁。根据规定，原不动产业主和市民通常都能保留自己在征服之前的财产；教会以及逃到北方山区的那些地主的地产被没收，即使这样，他们的农奴也可以作为耕种者留在原土地上继续生活，只需要付三分之一到五分之四不等的收成给新的穆斯林领主。有时像梅里达（Merida）和奥里韦拉（Orihuela）等城市还能够从征服者那里获得特别优惠的条件：只需要进贡固定数量的财物就能保留既有土地和财产。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况下，除了人头税之外，基督教徒并没有比他们的穆斯林邻居们承担更重的苛捐杂税。他们甚至获得了一项从未被哥特国王允许的权利：可以转让自己的土地。基督徒对前所未有的宗教宽容氛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阿拉伯人让人们自由地崇拜他们所信仰的人或事物，而不像哥特人对待犹太人那样，迫害并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人头税是重要的税源，因此科尔多瓦的苏丹，倾向于反对而不是欢迎充满宗教激情的传教士发展更多的穆斯林，因为这将使对国家而言很重要的收入来源大幅减少。结果，基督徒对新政权感到满意，并公开承认他们更乐于接受摩尔人，而不是法兰克人或哥特人的统治。来自贝雅（Beja，葡萄牙南部城市）的伊西多尔（Isidore）曾于754年在科尔多瓦写下一部编年史书，上面记载，连基督教会中最失落、损失最惨重的神父也开始接受统治者的变化。基督教的修道士也没有被罗德里克的遗孀和穆萨儿子之间“邪恶”的联姻震惊到。但基督徒对新统治者深感满意的最好证明是，8世纪没有爆发过一次宗教起义。

最重要的是，那些被哥特人和罗马人虐待的奴隶们，如今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现状的改变而庆幸。奴隶制在善良的伊斯兰教徒掌控下，是一种非常温和、仁慈的制度。虽然奴隶制同伊斯兰教义中的社会主义信念格格不入，阿拉伯先知却不能废除这一古老的社会制度，不过他竭尽全力地软化奴隶制的严酷性。他说：“……你的奴隶也是你的兄弟。因此你必须给予他食物，为他提供衣被，不命令他做超越他能力的任何事情……虐待奴隶的人是不会进入天堂的。”在伊斯兰教提倡的道德中，没有比解放奴隶更值得赞扬的举措了。依照先知的吩咐，如果奴隶主曾经有过不相称的举止或不公正的行为，释奴是最好的赎罪。

在安达卢西亚，穆斯林从逃亡的基督徒手里获得了土地，原来依附其土地上的奴隶如今几乎都处于小农场主的地位。因为他们的穆斯林主人更看重贸易，将农业看作卑贱的工作而极端鄙视，任由奴隶们随心所欲地耕种田地，主人只收取合理的部分收成就心满意足。基督徒的奴隶们原先会永远被奴役，毫无改变命运的希望，如今他们得到了一条通往自由的最便捷的路，在附近找一位有声望的穆斯林，跟着他重复入教誓言。仪式完毕后，他们当即就能被解放。难怪我们会发现西班牙的奴隶们个个急于宣誓接受新的信仰，从而成为自由人。

天主教的神父们想方设法将基督教教义灌输到人们的心中，不过他们照顾自己的财产和贵族的灵魂就够忙了，压根没心思去满足所谓“无知者”的精神需求。那些一半是无神论者，另一半是基督徒的奴隶们本来就对两种宗教的教义一知半解，因此他们的心灵不用太纠结就能改宗为穆斯林。奴隶也不是唯一皈依新宗教的人群，许多富人和位高权重的人也改宗成了伊斯兰教徒。他们要么是为了避税，要么是为了保护财产，或者是被这种教义新颖且简洁宏大的一神教吸引。

然而正如后世所知的那样，这些皈依者或叛教者注定会给国家制造不少麻烦。虽然阿拉伯人承认从基督徒转变为穆斯林的人与自己是平等的，但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平等的权利，他们不得成为国家公职人员。而且，坚持传统教义的穆斯林认为他们是为了利益而皈依的，为了财物就可以出卖灵魂，一直对他们防范有加。这些歧视最终会烟消云散，但在此之前，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甚至引发了起义。

阿拉伯人对安达卢西亚的征服对被征服的人来说，整体上是受益的。它避免了贵族和神职人员拥有过多地产，变成小业主；它减轻了中产阶级的沉重负担，向穆斯林和基督徒都征收地税，将人头税限制在非信徒范围内；它引发了广泛的奴隶解放。那些仍旧保持奴隶身份的人几乎成了独立的农民，服务于不善务农的伊斯兰主人，生存状况得以大大改善。

阿拉伯人的情况却完全不一样，他们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席卷了已知文明世界的大半区域。人们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无比团结，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误解。即使在穆罕默德活着的时候，阿拉伯人也只是维持了一种表面上的统一。这种团结依赖于先知高超的外交技巧和他非凡的个人声望，阿拉伯民族其实是由许多敌对的部落或宗族组成的，部族之间依然相互猜忌，会因前几代人遗留下来的世仇而相互厮杀。如果新成立的伊斯兰国家被限制在阿拉伯边界内，那么，它毫无疑问会在几个部族的对抗中迅速崩溃。事实上，一旦先知去世，阿拉伯国家内部就会群雄并起。只有当伊斯兰教披上铠甲成为富有战斗精神的宗教组织后，它才变成一种永久的、世界性的宗教。

征服拯救了信仰。阿拉伯人暂时搁置了自相残杀和猜忌，共同参加一场盛大的财富狩猎，追逐无可限量的战利品。当然，征服的热情中包含强烈的狂热。阿拉伯人之所以战斗，部分原因是他们要与敌人做斗争，如果在“通往真主之路”——他们口中的宗教战争——的途中倒下，殉教的穆斯林就能获得便雅悯式的荣宠。不可否认的是，欧洲国王的财富、周边国家肥沃的土地、繁荣的城市，都是刺激穆斯林狂热传播信仰的重要因素。

由于入侵战争激烈，而且大家都能获得庞大的战争红利，部落间各种猜忌和纷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然而一旦征服结束，内讧就可能再次爆发。阿拉伯部落山头林立，不同派别的势力延伸到他们所征服的庞大帝国的各个角落，甚至影响了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偏远行省的总督人选实际上取决于派系间斗争的结果。在西班牙，最高长官的正式头衔为“安达卢西亚的埃米尔”，他一般由非洲总督或大马士革哈里发亲自任命。在摩尔人统治的前50年中，派系分歧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秩序。西班牙埃米尔可能由于派系斗争结果获得任命，或者被放黜，甚至被谋杀。理由千奇百怪，比如有人怨恨麦地那派的人控制政权，或决不允许凯斯（Kays）部落的人掌权，或反对也门派（Yemen）的任命。在被摩尔人统治的年代，这些干扰对西班牙造成了持续伤害。

此外在安达卢西亚，除了各阿拉伯派系外，还有另一股非常重要的势力，即柏柏尔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伟业几乎完全是由塔里克和他的柏柏尔人完成的，这些柏柏尔人主导了西班牙发生的重大变革。他们不像罗马化的西班牙人那样已进入没落时期，而是一个激情四射、充满活力的尚武民族。从埃及到大西洋的广阔平原上，在连绵不绝的高山上，分布着众多战斗力极强的柏柏尔人部族，他们比训练有素的波斯或罗马士兵更加善战，为阿拉伯人提供了强大的武力支持。

柏柏尔人同征服他们的阿拉伯人在很多方面类似。两者都是氏族部落的战士，他们的政治观念和阿拉伯一样民主，对高贵的家族也怀有同样的崇敬，这就避免了无知民众在实施纯粹民主时可能导致的危险。他们的战争方式也几乎是阿拉伯式的；70年来，这两个游牧民族相互厮杀，最后是阿拉伯人占了上风。这绝不是柏柏尔人单方面投降，而是他们暂时默认阿拉伯人有一定优势罢了。他们同意阿拉伯总督在海岸边设置官邸，但坚持要保留他们自己的部族统治，并要求阿拉伯对手把他们当作兄弟而非仆人对待。这套彼此友好的体系一度运作良好。

柏柏尔人是一个容易被洗脑的民族，很快就能接受新信仰，于是他们毫不犹豫地热情拥抱了伊斯兰教，以至于任何一个阿拉伯人都不会怀疑他们的虔诚。巴巴里地区（Barbary）很快就成为反传统教义的火药桶；伊斯兰的枯燥教义补充了更具神秘色彩和情感的元素，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很快就能被嫁接到任何信条上；被严格遵循正统教义的地区赶出来的伊斯兰异议分子发现柏柏尔人的简单头脑正是推广自己教条的沃土。于是巴巴里很快就成了滋生宗教争端的温床。柏柏尔人对宗教的感情极易受影响，使得柏柏尔将军和12000名柏柏尔士兵征服了西班牙，不久后还将引发更大的局势动荡。与部落酋长或阿拉伯统治者相比，马拉布特——或类似角色的圣徒、传教士、神父——对他们的影响更大。这只要在马拉布特圣祠周围对一群目瞪口呆的信众稍微展现一点伪造的神迹就能做到。一名阿拉伯将领看到当地某女祭司装神弄鬼产生的效果后，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名敏锐的阿拉伯将领也如法炮制，熟练运用那时的各种花招或降神术，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样一个容易受此类手段影响的民族，由神职人员支配的国家，往往也容易因一句刺激神经的话而发动突如其来的革命。

柏柏尔人建立了法蒂玛王朝、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很早就开始反对阿拉伯总督的统治。当其中一个统治者因沉迷于奢侈享乐而残酷剥削民众时，马拉布特们便鼓动柏柏尔人造反，很快，北非西地中海沿岸有一半的地方都拿起了武器。当地的阿拉伯人惨遭失败后，3万名来自叙利亚的新兵被派去收复这些省份，但这些士兵与仍留在非洲的阿拉伯人被柏柏尔人大规模屠杀，侥幸活下来的人被关押在休达，他们每天都可能因饥饿和虐待而死。

居住在安达卢西亚的柏柏尔人一直与族人通过海路保持着联系，741年在非洲爆发的起义很快就影响了他们。他们有理由怨恨阿拉伯人：西班牙本来是他们用弓箭和利矛征服的，如今却成为阿拉伯人的战利品。阿拉伯人只是在恰当的时候赶到，就收获了征服之后的胜利果实，将半岛上最富庶的地区占为己有；柏柏尔人则被贬谪到最令人反感的地方，如尘土飞扬的埃斯特雷马杜拉（Estremadura）平原或莱昂的冰封山区。他们都是在炎热的非洲长大的，在那些地方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气候考验。阿拉伯人的如意算盘是将柏柏尔人安置在那里，由此在北方的基督徒和自己的地盘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区，从而保障自己的安全。

柏柏尔人心中开始不满。塔里克手下的柏柏尔将军莫诺萨（Monousa）与阿基坦公爵尤德斯的女儿结了婚，当他听到自己的同胞在非洲受到压迫时，便趁势发难，扩大了叛乱的规模。柏柏尔本土的胜利传到海峡这边后，西班牙北部行省接连爆发起义。在加利西亚、梅里达、科利亚（Coria）等地边境驻防的柏柏尔人纷纷拿起武器，南下托莱多、科尔多瓦和阿尔赫西拉斯。他们打算从那里乘船回巴巴里，加入同胞的军队。

局势极端危险。安达卢西亚埃米尔阿卜杜勒·梅利克（Abd-el-Melik）曾拒绝向驻扎在北非休达，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提供支援，如今却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他要么向他自己领土内的柏柏尔叛乱分子屈服，要么邀请那些叙利亚人登陆半岛帮助镇压。不过，叙利亚人带来的麻烦可能比叛乱更糟。梅利克权衡再三后派船接来了叙利亚人，并要他们保证一旦完成任务后就返回北非。

在援军的帮助下，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彻底击溃了柏柏尔人，把他们当作野兽一样到处追杀，如此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接着，梅利克当初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叙利亚军拒绝离开安达卢西亚的富饶土地。他们再也不想回非洲沙漠，面对那里柏柏尔人的长矛。他们杀了梅利克，推举自己的首领取而代之。于是，原先的阿拉伯人与新来者之间展开了一场长期且失控的斗争，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血流漂杵和破坏。

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只好派一名有能力的新总督来收拾残局。新总督把敌对的各派别分开，让他们分别居住在相隔甚远的城市，并驱逐了各阵营的刺头。于是，叙利亚军队中的埃及支队被安置在穆尔西亚；巴勒斯坦支队在西多尼亚（Sidonia）和阿尔赫西拉斯；约旦支队在雷希奥（Regio），也就是现在的马拉加；大马士革支队在格拉纳达的埃尔韦拉（Elvira）；肯奈斯林（Kinnesrin）支队在哈恩（Jaen）。从此，导致安达卢西亚不安定因素才得以移除，不过各派系之间的敌对情绪仍然高涨，西班牙时不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结束混乱局面的是一位有着特殊威望的统治者，他身体内流着大马士革哈里发家族的血液，也拥有哈里发的权威；他一来到西班牙，就掌控了半岛局势，成功将所有派系都团结在科尔多瓦苏丹的旗帜之下。这个年轻人就是来自倭马亚王室，击败了查理曼大帝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