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行文脉络、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1.行文脉络
除导论与结语外，本书主体部分共六章内容，并以“有闻必录”的兴衰历程作为基本叙述线索，按时间发展顺序串联而成。
前三章内容论述了该口号的兴起与风行。第一章考察了“有闻必录”口号在《申报》当中的兴起。作为以传播新闻为办报重心的商业报刊，《申报》面对晚清中国社会中音信“难闻”的传播现实，在商业动机的追求下，提出了“有闻必录”的报道信念。这种新闻操作的办法，对于晚清新式报刊读者有着较强的吸引力。第二章讨论了“有闻必录”的调整与扩散。在《申报》提出该口号不久，来自读者与其他报刊同行的质疑接踵而至。为此，在结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申报》有效地调整了“有闻必录”的内涵，并为其追求“有闻”的报道方式寻求到了文化正当性，该口号也渐渐被更多的晚清报刊所接受。第三章分析了“有闻必录”能够成为新闻界行业共识的原因。从新闻观念上看，“言论自由”思想在该时期逐步兴起，“有闻必录”也转变成了“言论自由”的一种表达方式。戊戌变法失败后，晚清政府开始大力整肃报刊。在彼时政府的管控下，新闻业开始将“有闻必录”形塑为“报纸天职”，期望借此应对管控，并达到记事避祸的行业目的。
后三章内容主要关注该口号的批评与隐退。第四章开始讨论“有闻必录”所受到的外界质疑。“五四”前后，新闻学科的兴起与新闻业自身的发展壮大，让新闻界内外越来越意识到“有闻必录”的不合理性。知识精英开始从学理的角度大力抨击“有闻必录”的错误，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改变新闻业“有闻必录”认知，形塑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除此之外，受到新闻界侵扰的医疗界、娱乐界等，也纷纷撰文指责新闻界的“有闻必录”主张。第五章研究了在外界的批评中，新闻业自身对“有闻必录”的坚守与反思。彼时，“小报”的壮大与政界的管控，是新闻业坚守“有闻必录”的重要原因，前者试图以“有闻必录”为依托，在报业格局中占据新闻话语地位，后者则试图在新闻检查等管控制度下寻求报道空间。不过，新闻业内部在外界的批评中，也开始不断检讨“有闻必录”，该口号影响力日益下降。第六章系统讨论了“有闻必录”最终隐退的根源问题。研究指出，在抗日战争的浪潮中，被动员的新闻界主动抛弃了“有闻必录”的口号，自觉地将自身纳入为抗战服务的时代浪潮之中。与此同时，在党报事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党报理念以坚定的口吻否定了“有闻必录”认知，并最终将其抛弃。1949年之后，尽管“有闻必录”仍经历了几次批评，但再也没有出现较大规模的主张或争议。
纵观“有闻必录”的兴衰历程，本书最后从中国社会对新闻的理解与认知语境出发，客观讨论了“有闻必录”的历史价值，并着力寻求该口号的话语变迁对于理解当下新闻活动所具有的启示。
2.本书创新之处
首先，在方法视野上，本书相较于目前的新闻思想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创新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借鉴“新文化史”的史学取向，将“有闻必录”作为一种特定的行业文化现象进行微观分析，通过解读个案的方式，深入考察了新闻行业语言与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新闻史研究的观察视野。二是研究重心下移，考察范围不仅包括新闻精英与政治精英等，更拓展到一般新闻工作者与一般报刊读者的身上，进而呈现了报刊思想文化演进中更为丰富多元的历史面貌，这对一直以来较为关注精英话语的中国新闻思想史研究领域来说，将有所补充。
其次，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包括了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微观上看，关于“有闻必录”的史料出处、实际内涵等史实性问题，本书对学界的既有观点有所修订或补充。举例而言，学界通常认为该说法在1880年代才在《申报》上开始出现，笔者经考证后认定，“有闻必录”至迟不晚于明代便已出现，其早在1870年代便已经进入报刊话语。又如，通过对史料分析与解读，笔者认为“有闻必录”口号自20世纪初开始，便与“言论自由”问题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呼吁自由舆论的报人话语，此种情形，一直蔓延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该口号的这一内涵指向，在早期研究中被学界相对忽视，此种忽视可能直接带来对“有闻必录”整体评价不够公允的问题。宏观上看，本书首次完整地钩沉了“有闻必录”的整个兴衰历程，解决了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对该问题“熟悉而陌生”的认知尴尬状态，有益地补充了国内报刊思想研究的具体内容。比较而言，目前学界对“有闻必录”的已有研究，多半将重点放在了19世纪后期与“五四”新闻学时期两个阶段，对其他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形未做过多论述。
最后，在研究关怀上，本书尝试通过对“有闻必录”的研究，考察新闻活动变迁中的“中国”命题，探索其思想话语演变的内在理路，这一点，对新闻传播学的“本土”问题研究领域来说，将有所补充和创新。尽管晚清新式报刊是一种舶来品，离不开西方报业实践与新闻理念的直接影响，但它在中国社会语境中的持续发展，却始终离不开本土文化资源的渗透与本土报刊实践的改造。中国报人所形成的行业话语与新闻理念，并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直接套用，而是融入了自我的思考与创新。例如，本书指出，19世纪“有闻必录”的兴起，明显印上了中国史家记事的文化痕迹，20世纪“有闻必录”的一时风行，又直观呈现了中国新闻从业者在现实的管控压力下对西方“言论自由”理念的重新解读。借鉴吉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概念，笔者认为“有闻必录”可被视为具有地方色彩的新闻话语，有助于人们从中国新闻活动的内向视野出发，审视中国新闻业的过去与未来。作为一种直接萌生于“本土”的新闻话语，“有闻必录”相对直观地展现了中国社会对于“何为报刊”以及“何为新闻”这类基本问题的认识，这对理解现今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新闻业重构等问题，亦不乏借鉴。
3.不足之处
本书存在以下两点不足之处：一、囿于笔者学养与研究视野，本书对“有闻必录”的分析与叙述，仍不是面面俱到的全盘描绘。若转换视野，“有闻必录”及与之相关的多项新闻命题，依然有着持续讨论的广阔空间。这些问题，笔者将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加以讨论。二、在浩如烟海的晚清民国报刊、公文以及书籍等资料中寻找“有闻必录”的相关史料，确属不易。本书目前整理与使用的多种史料，仍难称全面。这一缺憾，只能在后来研究的持续发掘中，渐渐弥补了。
[1]宁树藩：《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3][美]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宁树藩：《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2页。
[5]王蔚：《新闻真实观探究：一种历史与实践的视角》，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6]孙健：《报刊客观性：一种崇高的理想——民国报刊的客观性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7]郭冲：《“有闻必录”观念的流变》，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
[10]孙江：《切入民国史的两个视角：概念史与社会史》,《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11]孙云龙：《考泽莱克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14]何锡章、鲁红霞：《“写真实”：一个口号的历史考察》,《贵州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5]周小仪：《“为艺术而艺术”口号的起源、发展和演变》,《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
[16]徐宝璜：《新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8页。
[17]张静庐：《中国的新闻纸（第2版）》，光华书局1929年版，第12页。
[18]鲁迅：《鲁迅散文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19]学者胡正强曾同样将“有闻必录”视为一个口号，特指出。参见胡正强《汪康年：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的中国报人》,《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4期。
[20]王志强：《中国的标语口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
[21]周胜林：《高级新闻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22]余家宏等编：《新闻学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23]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
[24]陈力丹：《新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25]陈力丹：《也谈透明度和有闻必录》,《新闻界》1989年第1期。
[26]徐宝璜：《新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8页。
[27]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28]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37页。
[29]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第2版）》，时事新报馆1930年版，第180页。
[30]任白涛：《综合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59页。
[31]俞爽迷：《新闻学要论》，上海大众书局1936年版，第2页。
[32]《厦门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厦门新闻志》，鹭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33]操瑞青：《建构报刊合法性：“有闻必录”兴起的另一种认识——从〈申报〉“杨乃武案”报道谈起》,《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3期。
[34]该数据主要依据“《申报》全文检索数据库”的检索结果统计得出。由于该数据库在整理时仍会因字迹不清等原因出现缺字漏字的情况，故真实数据或稍高于笔者的统计。
[35]《葛毕氏起解琐闻》,《申报》1876年4月18日，第2版；《论字林新报言中国必能盛行新报事》,《申报》1875年8月24日，第1版。
[36]伍超：《新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页。
[37]《邵力子解释“有闻必录”》,《中外月刊》1937年第2卷第7期。
[38]朱自清：《朱自清作品集》，外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10页。
[39]鲁迅：《鲁迅散文全集》，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
[40]《内务部布告第6号》,《政府公告》1913年第403期。
[44]徐宝璜：《新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19年版，第8页。
[47]冯凌宇：《汉语人体词汇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193页。
[48]陈力丹：《也谈透明度和有闻必录》,《新闻界》1989年第1期。
[49]程曼丽、乔云霞编著：《新闻传播学辞典》，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4—45页。为便于读者检视引文，凡独立成段的引文若提及“有闻必录”，均以“加粗”形式标注，下同。
[50]本书编委会：《基层党务全书》，华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64页。
[51]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0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58页。
[52]肖先治：《史志撷英》，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页。
[53]赵羽等主编：《中华成语全功能词典》，延边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2页。
[54][美]高彦颐：《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转变》，苗延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55]丁淦林、商娜红主编：《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
[56]王汎森：《执拗的低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0页。
[57]宁树藩：《“有闻必录”考》,《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1期。
[58]刘建明：《“有闻必录”论的起源与发展》,《新闻知识》1996年第12期。
[59]刘建明：《“有闻必录”论的起源与发展》,《新闻知识》1996年第12期。
[60]姚福申：《解读古代新闻的真实性观念》,《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卷。
[61]姚福申：《解读古代新闻的真实性观念》,《新闻大学》2000年冬季卷。
[62]《余杭案近闻》,《申报》1876年1月13日，第2版。
[63]《探查矿苗》,《申报》1879年5月29日，第2版。
[64]《葛毕氏起解琐闻》,《申报》1876年4月18日，第2版。
[65]《余杭案续闻》,《申报》1876年2月16日，第1版。
[66]《论匿名揭帖责备本馆事》,《申报》1877年7月24日，第1版。
[67]吴晓春、孙劲松：《“有闻必录”在美国》,《当代传播》2006年第4期。
[68]郑苏文：《中国近现代“有闻必录”新闻观成因考》,《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69]胡正强：《汪康年：最早批判“有闻必录”口号的中国报人》,《新闻爱好者》2013年第4期。
[70]卢宁：《早期〈申报〉新闻传播策略初探》,《编辑之友》2013年第4期。
[71]郭冲：《“有闻必录”观念的流变》，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3年。
[72]王蔚：《新闻真实观探究：一种历史与实践的视角》，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73]王蔚：《新闻真实观探究：一种历史与实践的视角》，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74]孙健：《报刊客观性：一种崇高的理想——民国报刊的客观性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75]孙健：《报刊客观性：一种崇高的理想——民国报刊的客观性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80—81页。
[76]李秀云：《客观主义报道思想在中国的兴衰》,《当代传播》2007年第1期。
[78]《〈汉民日报〉记者被捕记》,《申报》1913年6月15日，第6版。
[79]刘英：《现代名记者研究》，线装书局2012年版，第32页。
[80]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该著系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根据京报馆1923年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重新影印出版的著作，内容与原版一致。
[81]胡正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9页。
[82]方晓红：《中国新闻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83]孙云龙：《考泽莱克与德语世界的概念史》,《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
[84]李金铨：《新闻史研究：“问题”与“理论”》,《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85]李金铨、张宁：《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
[86]陈平原：《学术视野中的“关键词”（下）》,《读书》2008年第5期。
[87]王建伟：《民族主义政治口号史研究（1921—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88]黄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年第2期。
[89]钱穆：《中国历史精神》，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90][美]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