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兴起：早期《申报》彰显传播优势的言说

在《报海旧闻》一书中，徐铸成曾回忆了这样一番景象：“在我幼年的江南穷乡僻壤，都是把《申报》和报纸当作同义语的。比如，新媳妇要回娘家，会叫他的男人，‘这些东西不好带，拿张申报纸来包包’。窗子破了，或者墙壁漏了气，老公公也会支使小孙儿‘拿张申报纸来糊糊’。虽然捡出的可能是《新闻报》，或者是别的报纸。”[1]时至今日，在江浙一带地区的民间用语中，仍依稀有人习惯于将报纸统称为“申报纸”。可以想见，《申报》“对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报业史以及对民间阅读的影响力是难以估计的”,[2]也“正是从《申报》开始，报纸才开始真正走进中国人的生活”。[3]创办于1872年的《申报》在晚清中文报刊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它明显不同于早期传教士以及商业报刊的办报路线使其备受争议却也大获成功。从《申报》开始，“新闻纸”这一晚清新式媒体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申报》“以自身的存在，显示‘新报’与‘邸报’之别，让中国朝野不仅直接领略到报纸的政治力量，同时对于‘新报’有了直观的感受”。[4]对“有闻必录”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能够肯定，该口号在新闻界的兴起，也正是从《申报》这一影响深远的报刊中起步的。

由此出发，笔者试图回到《申报》提出“有闻必录”时所处的报刊语境，依次探索以下几个问题：（1）“有闻必录”的说法从何而来？它在《申报》上最初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意思？（2）为什么是《申报》提出了“有闻必录”的口号，而非更早前的其他报刊？（3）该口号的确立，对《申报》来说，有着怎样不可或缺的积极意义？（4）促使《申报》提出“有闻必录”的根本动因是什么？（5）晚清《申报》的读者能否接受这一说法，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