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越王早期居邑的推测

越王勾践所建的大越，地当在今天的浙江绍兴境内，已成定论。然而此前的越王是否建有都邑，如有，又究竟建在何处？却是学术界至今探索的难题。

前文已提，周公、成王“践奄”“分奄”前的商奄君族，长期驻居“奄”地，而此所谓“奄”，乃是周、秦文字转音借义而来的后字，它在商末周初的本字，原是“害”，而后者，又常被简化或衍生成“古”“姑”形式。^[24]

既然商奄君族失国前的都邑写作“古”“姑”，周、秦之间又转读作“奄”，则它迸散过江后的后裔早期的居住地，极有可能就还带着它在中原故都的这些符号。故此，以下的几则资料，尤须重新引起考证者的注意：

①江苏武进的淹城。“淹城”之名，源于《越绝书》：“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25]也就是，按《越绝书》的说法，商奄君族，是南逃到了今天江苏武进淹城的地界上了。当然，文献早有西周分奄君于齐、鲁地的记载，^[26]然而，如前所析，越族自铭既源于商奄君族、，则未降的商奄君族中，存在南逃过江而称为越王者，则是合理可见的，则过江之“奄君”与西周分迁之“奄君”异地而同存，也并无相悖之处。虽然考古揭露的三城三河的淹城系春秋晚期所筑，但正如挖掘者指出的，它的内城护城河底层出土的独木舟与青铜器系列，以及城外西周中、晚期的墓葬，都显示着，西周至春秋早期筑城前的淹城内城及其附近一带，已有密集的人群居住。^[27]而既然《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也称允常之前的越族“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则西周时期散入淹城的越族，无筑城之举，也是可能的。

②越地的姑蔑或姑末。越地的姑蔑，据《国语·越语》，当在勾践之越的西界。无独有偶，《春秋》鲁地也存地名姑蔑。《春秋》隐公元年“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眜”，此“眜”地当即“姑蔑”的省称，春秋因隐公名息姑而讳省姑所致。我们知道，鲁地兖州附近，当是周公平乱后，迁给伯禽的商奄遗民的最主要去处。^[28]齐鲁之间广泛留有的越语地名（包括《春秋》提及的鲁卫之间的地名“越”）^[29]，其首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两地都有商奄余民迁入、撤入的缘故。虽然有关越地的姑蔑的说法，一种说在今天的浙西龙游地区，一种说在太湖沿岸，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可能透露着商奄入越后曾经驻居于此的信息。

③姑苏越王城。虽然，据《越绝书》，位于今天苏州的越城，为吴王阖闾时所筑，姑苏之得名，也始于阖闾造的别宫——姑胥台。而现代考古也证明了，木渎古城确属春秋古城。^[30]但考古工作者同时发现，在木渎城吴大城的东面，也是城垒相望：澄墩、大姚一带，发现有商、周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近期发现的古井就有四百余口”，且苏州、无锡之间的鸿山镇附近，则不断有春秋晚期的越国大墓发现。^[31]可见姑苏地区，在吴王阖闾前，即是当时的人口聚居地，吴、越两国之中，究竟是由哪一方的君主，首先占据了鸿山镇近地，当仍属一桩历史悬案。姑胥之“姑”，或未必就是郑张尚芳所言方言中的发首词，^[32]以下的可能性，不应过早否定：与姑蔑之“姑”同，它不过是“奄”字的旧写——“姑”。

值得注意的是，《左传》所记吴太子在太湖之滨看到越人的——“姑蔑之旗”时，是自“泓上观之”的。而那场让宋襄公声名鹊起的“泓”之战（《春秋》僖公二十二年），则发生在宋地附近。今天苏州鸿山（推测应同于《左传》所记之“泓”）镇近地，春秋晚期地留“姑”名，水存“泓”水，而宋地南境，亦有“苦”（古的衍生字）县^[33]与“泓”水。宋、越之间山水名号上的契合，似不是偶然：宋都南界，今天的商丘与鹿邑之间即是商奄集团的奄都——古。^[34]两地地名上的重合，多半是入越后的商奄人，怀念故都而沿用旧名所致。所以，苏州地区的越语地名，未必尽是吴越拉锯战中越人复都姑苏所留，勾践前的越王，存在着以“姑苏”为城的可能，不可否定。

④萧山固陵越王城。考古发现的萧山越王城，依山而建，据林华东的说法，即是《越绝书》与《吴越春秋》所载范蠡屯兵防吴的“固陵”。^[35]越王城之谓“固”陵，或因其军事防守功能的缘故，但另一种可能是：“古”以“十”加“口”构成，其上之“十”指事戈头之坚固，所以，“固”就是“古”的本意。^[36]“固”陵者，“古”城也。后世文献不能深谙其中的奥妙，徒录其名又稍加猜度而已。

⑤即使是已经明确的，位于今天浙江绍兴的“山阴越王城”，在某些文献中，仍有商奄旧都——“古”的影子，南宋嘉泰《会稽志·古城》载：“越王城，《旧经》云：在县西南四十七里。《旧经》：越王墓在古城村，今城虽不可考，然地名犹曰古城也。”^[37]这里所谓村名——“古城”之“古”，当非古老之古，而是纯粹的地名——“古”。即使南宋所云《旧经》，所本不明，但我们看到，其实早在《越绝书外传记地传》所录的勾践越王城中，就已有两处相关的地名：一曰“姑中山”，《越绝书》所言“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二曰“苦竹城”，《越绝书》所言“苦竹城者，勾践伐吴还，封范蠡子也”。^[38]

感谢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墓出土的宜侯夨簋，其上的铭文，让我们可以一窥成、康之间周土南疆的某些可能布局。宜侯夨簋属于西周康王世铸于中原的吴国礼器，而铭文中提到的宜地，虽然学术界尚存疑义，但唐兰、李学勤、董楚平等都以地近江苏丹徒为判，宜侯夨簋实为西周迁姬姓于江南吴地的首封，则铭文提到的王迁宜侯前，“省武王、成王伐商图，遂省南国图”，就有了一些特别的意义了，^[39]李学勤之“周王观看地图，有感于历史经验，深感有加强对东（按：此铭文破损，本文按董楚平析，作‘南’字）国统治的需要，这是簋铭封宜的缘起”，^[40]不无道理！成王东土践奄后，史家对他有“肇彻周邦”的美誉，而对“渊哲”康王的王功，史墙谓之以“分尹亿疆”，^[41]《左传》也以“建母弟以蕃屏疆”言之，可见，在西周王朝的边疆，譬如南土，康王是非常可能有过一些深思熟虑的分封的。以此议，我认为，不排除以下的可能：宁镇山以南的太湖流域，尚存在着周王当时最大的藩国——商奄族的余部。康王封宜侯于长江以南宁镇山以北的丹徒一带，或是出于为西周藩屏南疆的考虑。

以上所列越王的可能居地，悉在宁镇山以南太湖区域及以南地段。商人不以迁徙为厌，商奄概不例外。商奄君族在商一代即骁勇善战，宗族之间守望相成，^[42]它后裔的驻居地或迫于局势数度迁徙，或以宗族联盟的方式分散多处居住，都是十分可能的。本文仅就文字学的角度提供思路，对其确切的考证，则有待考古学上更多的举证。